研究人员认为，内地家族企业与本港家族企业一样，在过去10年及未来10年普遍面临交棒问题，不能平稳过渡的话，恐会对经济造成冲击。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为49.7%，而家族企业占到民营经济的95%。
最后，专家免费设计三大法宝，以帮助家族企业改写“败家宿命”：
1、设计继承计划
2、公司运营制度
3、完善法规促进公平
显然，这三大法宝只是学者们在纸上谈兵，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果靠设计完善的制度，就能解决好企业的重大决策问题，那么学院里教制度经济学的教授，一定是最高超的经营能手了，实际上他们除了在教室里高谈阔论，也就只能在教室外阔论高谈。
竞底者成立竞底组织，聚敛财富，就是为了子孙万代的享受。他们深深知道，创业和守业都不容易，因此想尽量凭着自己的雄才大略，将子孙万代可能遇到的问题，都统统解决掉。
如秦始皇之流，就是为了这种心态而忙碌致死。但“二世祖”们往往成为缺乏竞底实力的荒淫无能之辈。因为竞底实力是在不断克服逆境中锻炼出来的，“二世祖”们最缺乏的就是逆境。
像美国的福特二世大力扩张老福特的汽车公司，小沃森将老沃森的IBM成功带入广阔的计算机领域，小罗斯福执政胜过老罗斯福，在中国绝无仅有。
案例：小超人是超人吗？
曾几何时，“超人”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的事业，如肥皂泡般绚丽多彩，引得短视的人们惊呼“小超人一日所赚，胜过老超人一生所赚”。
很快，股市肥皂泡破灭，正应验了巴菲特的那句名言“只有等潮水退去才看得出谁在裸泳”，市场证明李泽楷的公司，一直是香港表现最差的公用事业股票，并且不会受到市场上涨的影响。在截至2007年10月的两年间，香港恒生指数涨幅超过100%，但电讯盈科一直在每股4.85港元附近窄幅波动。
显然，小超人并不是超人，因为中国的超人都是竞底超人，其竞底精神是苦炼出来的，即使是超人，也不可能生出超人，或培养出超人。
案例：九斤老太法则：荣德生——荣毅仁——荣智健
无锡人荣德生在民国期间白手创业，成为中国最大的资本家，号称“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他曾经自言：在衣食方面，我拥有半个中国。
荣德生的第四子荣毅仁曾任无锡面粉公司经理。在改革开放后，依靠父亲和荣氏家族在海外的影响，创办中信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最高曾担任国家副主席。
荣智健是荣毅仁的长子，1986年进入中信旗下的中信香港公司。1987年中信香港改组，荣智健担任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从此，中信香港进入荣智健时代。
1990年，中信香港通过一系列收购，成为泰富发展的第一大股东，遂更名为中信泰富，荣智健成为董事局主席。以中国政府的资源作后盾，中信泰富在房地产、贸易、银行、发电等方面四面突击，以致到了1998年亚洲经融危机时，其主营业务受到严重影响，股票在二级市场风雨飘摇。
如果股价大跌，用以获得数百亿贷款的质押股票，将会立即被银行“斩仓还债”，而无质押的债务，也会被催逼还债，系列反应必将使中信泰富被“清盘”。
在万分危急关头，来自中央的资金“扫盘”（吃尽股市上的抛单），力挽狂澜，助中信泰富渡过险关，才使荣智健死里逃生。
没有人知道，中央因为这次“扫盘”付出了民脂民膏？！
10年后的2008年10月，中信泰富又爆出惊人猛料：其在炒卖外汇时，因汇价急剧下挫，引致严重亏损，预计2008年将亏损155亿。中信泰富的市值2天内蒸发210亿，据称此事与荣家的第四代：荣智健的女儿有涉。
这一次，中信泰富又从母公司中信集团急调15亿美元，作为救急信贷，中国纳税人要为此承担多少损失，不得而知。
2009年1月，荣智健等中信泰富17名董事，受到香港证监会调查。
唉，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难道这就是竞底者逃不过的铁定魔咒？！
为什么会有九斤老太法则？
A、下一代的竞底精神远远不如老竞底者
在一个竞底社会，竞底实力是制胜的最关键核心能力。
竞底实力＝竞底精神X资源
因此，缺少竞底精神，其它的“死”资源再多，也不过是堆砌的有形物资或无形物资，不能转化为强大的竞底实力。而根据竞底法则二——一个竞底组织中只能有一个最高竞底者，当老竞底者还存在时，下一代的竞底者就无法真刀实枪地面对暴风骤雨，因而也无法锻炼出竞底实力。
以联想为例，虽然柳传志将联想集团的董事长等头衔，统统让了出来，但他依然是幕后的最高竞底者，其接班人杨元庆只能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无法长成健硕的大树。
以华为为例，虽然任正非很聪明地生造出一个所谓的EMT管理团队，貌似集体决策，但他仍然是最高竞底者，其他人不过是唯唯诺诺的执行者或传达者而已。按柳传志的“领军人物理论”，任正非是“1”，而管理团队的其他成员是“0”，没有任正非这个“1”，其他人的存在都等于“0”。
竞底精神来自于见识和判断能力的增长，心理承受力的增强。中国人对此有句充满智慧的古话，即“纸上得来终觉浅”，所以竞底精神是无法仅仅通过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应试教育培养起来。
战国时期的赵括毁于“纸上谈兵”，就是明证。李嘉诚从小就把二个儿子带去旁听董事会，这样当然可以提早熟悉公司运作的知识和内幕，但同样无法培养竞底精神。
如果将“纸上得来终觉浅”这句话，引申到竞底精神的培养上，就是“看人挑担无法磨练自己的肩膀”。
因此，不管老竞底者如何苦心孤诣地想将自己的心得、经验、体会，传授给下一代竞底者，但那些惊心动魄的决策经历；面对危难时如何控制焦虑、幻想、绝望情绪的心理措施；受到诱惑时如何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功夫，都是无法真切传授的，因为这些都需要亲身体验，不体验就不会有体会，而老竞底者的存在，在客观上就剥夺了下一代竞底者体验的机会。
B、下一代竞底者缺乏竞底的动力。
第一代竞底者大多出身社会下层，他们急需改变自身境况的强烈欲望，为他们的吃苦耐劳提供了巨大的心理资源。即使像李世民、曹操这样的世家子弟，在当年的乱世，也急需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的位置，所以中国只有“乱世出英雄”，在所谓的盛世，中国何曾出过英雄。
由于是烂命一条，因此第一代竞底者很舍得对自己竞底；在创建了竞底组织后，他们也舍得对其他人包括下属竞底。
而下一代竞底者则生活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他们从来不需要对自己强烈竞底，也舍不得对自己竞底。一个只有100元的穷小伙，通过奋斗挣到100万，他的财富增加了1万倍；而一个继承了1000万的二世祖，即使努力奋斗，赚到了1个亿，财富也不过增加了10倍，他的个人生活质量不会有明显变化。显然他的赚钱动力，不如穷小伙的挣钱压力。
即使有些明智的竞底者，如李嘉诚等，将自己的孩子短时期送到外面，在别人的企业从基层干起，但周围人谁都知道，包括这些孩子自己也心知肚明，他们是“二世祖”，现在的“吃苦”只是一种特殊的锻炼，有了这样的心理前提作铺垫，这种锻炼就像作战演习一样虚假。
隋炀帝杨广就经历过这样的锻炼，最后的结果又如何呢？
谁都可以知道，在同样的条件下，靠作战演习训练出来的军队，绝对会被实战中拚杀出来的军队消灭。
因此在竞底组织中成长起来的“二世祖”，“N世祖”，也很可能被他们面临的、从苦干中崛起的竞底者打到底线。这就是香港家族企业“败家率”高的原因，这也是中国没有百年老店的原因。
C、既然竞底组织内部很难培养，或选拔出合格的下一代竞底者，那么能否从外部引入令人满意的对象呢？
很多中国竞底者出于理性和面子，强迫自己不要成为“武大郎开店，只用比自己矮的人”，他们也常常用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墓志铭“埋在这里的人懂得如何使用比他更优秀的人”来激励自己（如任正非就貌似如此）。
但实际上，由于竞底者固有的胸襟、气度和猜疑心理，由于竞底组织内部的安全机制不可能制度化，使得这种合适的对象难以引进，即使引进也难以生存，即使生存也必然发生人格的扭曲。
在中国，“太子”是一个职业风险极高的工种，康熙曾两立两废太子，就是明证。因为能干的太子，往往被视作当今皇帝的威胁，而不能干的太子，又会被认为不适合做接班人。
“伴君如伴虎”，下一代竞底者在老竞底者虎视眈眈的明察下，为了保障自己接班人的地位，不得不养成察言观色、惟命是从（至少表面上）的阴柔功夫，而血性、拼杀、急切、狂傲、执著、奋不顾身等竞底者本性，在长期的竞底式考验中荡然无存。
最后，当那个关键性的接班日子终于来临时，一个心理、人格被长期竞底的最高被竞底者，忽然成为最高竞底者，他所面对权柄时的手足无措，就可想而知。战国时期，国君新丧之时，往往容易招致外敌入寇，就是一个明证，因为此时该国的竞底实力最薄弱。
D、老竞底者对下一代竞底者的溺爱。
在中国历史上，下一辈胜过或相当于上一辈的著名人物，只有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但他们都是以文学家著称于世，不能算竞底者。其它不论是在军事、政治，还是经济、企业等方面，再难举出象样的下一代胜过上一代的事例。
由于大多数竞底组织都是家族企业，下一代竞底者基本上是老竞底者的儿女、弟妹，而中国的竞底者对下一辈近亲，通常怀着动物般的原始溺爱，这种溺爱必然弱化下一辈的竞底精神。
案例：九斤老太法则下的清朝诸皇帝
由于二月河、阎崇年之流无聊文人的大肆渲染，康熙在民间的名声十分响亮，似乎他的竞底才干高于他的父辈，从而打破了九斤老太法则，实际上康熙的前辈杀人“功绩”远比他强大，只是二月河之流不敢宣扬他们的杀人“功绩”而已。只要仔细分析清朝各代皇帝的实际作为，就会发现他们还是严格符合九斤老太法则的：
1、努尔哈赤，明朝杀了此人的祖父、父亲，但他强忍此不共戴天之仇，假意侍奉明朝，伺机白手起家，大杀女真人和汉人，为争权杀死亲弟弟和亲儿子，建立后金政权；
2、皇太极，此人征服朝鲜，征服蒙古，征服女真族，多次入关作战，建立清朝，设计逼死二位亲兄弟以巩固权力；
3、顺治，此人率兵攻入关内，灭亡明朝，制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大惨案，屠杀汉人数千万。消灭多尔衮派系的势力，平定天下。实行严酷的“片板不得下海”的竞底政策，将郑成功从厦门金门逼向荷兰人占领的台湾；
4、康熙，铲除权臣鳌拜，激反三藩并平定之，打败郑成功的孙子，收复台湾，征讨噶尔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