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左宗棠微服出巡，终于发现了“谋杀”树木的“罪魁祸首”。原来当地乡民骑驴进城办事的时候，往往将毛驴拴在树上，任由毛驴兴致勃勃地大啃特啃树皮，来来往往的人不计其数，却没有一人肯出面过问。
左宗棠对此十分愤怒，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树皮对一棵树来说至关重要，既是树木自我保护的“盔甲”，又是树木输送养料的通道。特别是后者，就像是人的血脉气路，关系着树木的生死存亡，一旦被剥被啃，树将必死无疑。左宗棠沉思良久，决定就拿眼前这头正啃树皮啃得津津有味的毛驴开刀，杀鸡儆猴！
左宗棠解开缰绳，把毛驴拉到鼓楼前拴起来。鼓楼，顾名思义，其上放置一只大鼓，平时城中要发号施令、宣判罪犯或者因其他原因需要集中聚会时，官员就会敲响这只大鼓。
左宗棠健步登楼，运足气力，挥臂击鼓。咚咚咚的鼓声顿时传遍四周，军民震撼不已，纷纷赶到鼓楼前翘首观看。与此同时，左宗棠又派人去请来肃州分巡道和审判官员，说要公审这头啃树的毛驴。
等到衙门大员、仪仗士兵、施刑武士等都到来以后，左宗棠先向大家讲明了为何要“公审”这头毛驴，然后说原本驴主人也该一并处斩，但看在他不知规矩和后果的分上，姑且原谅他这一次，不过下不为例！接着，左宗棠让士兵和武士们摆开阵势，郑重其事地砍了毛驴的脑袋。
左宗棠斩驴护树的故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而其公平处理杀死树木的“凶手”的做法，更让当地人称赞有加。公平，向来都是处理冲突、办理案件的最佳境界。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管理者很难做到公平公正，结果就容易导致部下心生不满，其管理工作难以进行，更别提打造什么精锐之师了。左宗棠深谙其中利弊，所以时刻将一碗水端平，靠着这一点，赢得了部下和百姓们的敬佩。
据说，左宗棠有一个侄儿也在军中。这个侄儿从军以后，异常骁勇善战，因而不断升迁，于是他开始飘飘然起来，平时居功自傲，完全不把左宗棠植树护林的号令和定下的法规当回事，甚至当众拔刀砍倒一片树林。虽然随从和其他将领有意相劝，但他始终有恃无恐，这些人碍于他的特殊身份，生怕好事没做成反而惹了一身麻烦，只好放任不管。
当然，更多人是想看热闹，毕竟他是左宗棠的侄儿，左宗棠会不会一如既往地秉公处理呢？众人在脑海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左宗棠得知以后，怒不可遏，没想到带头犯法的竟然是自己的侄儿，既心痛，又恨铁不成钢。他知道，这时候，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等着看他如何处置自己的侄儿，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影响他的信誉，让部下和百姓从此对他失去信任，那么他辛辛苦苦打造的公平公正之形象必然轰然倒塌，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于是，左宗棠毅然决然地按照法规，以“故意毁林”之罪将侄儿斩首示众。
在这个事件里，被斩之人是左宗棠的亲戚，又是卓着功劳的将领，可是左宗棠仍然坚持公平断案，这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正因公平合理，左宗棠才得到了部下和百姓的肯定和称赞。其实，不管在什么时代，人们都十分渴望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他们希望上司不厚此薄彼，不存私心，可以公平地对待每个人的成绩，公平地处理每个人的错误。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奋力追求上进并尽力维护上司的权利，成为上司压不垮的脊梁。
有人说：“什么是管理，管理就是一碗水要端平。”简单的一句话，却完美地诠释了一种管理的智慧。左宗棠正是将一碗水端平，树木毁坏，就只对“罪魁祸首”毛驴问罪，宽恕其不知规矩和后果的主人；侄儿犯法，则秉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依法处置。左宗棠始终怀有一颗平等之心，自然而然会得到部下和百姓的信任和尊重，管理自然毫无压力可言。相反，若是左宗棠做不到这一点，总是将重心倒向某一端，那么他碗里的水迟早会完全流失，最后空空如也，左宗棠也会因此而遭到部下和百姓的离弃，众叛亲离，失道寡助，这样的左宗棠恐怕早在初出茅庐之际就被压垮了。
“将一碗水端平”有时的确很难做到，但想要提高群体的凝聚力，获得部下的尊重和信赖，你就不得不像左宗棠一样公平公正。
古往今来，大凡成功者往往都是左宗棠一样的高明的管理者，诸葛亮要以公平服众，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曹操曾规定无论何人之马只要破坏老百姓的庄稼就格杀勿论，为了以公平服众，在自己的马进入田地以后，他也要“割发代首”。
历览古今多少事，将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最不可缺，这不仅是一个人做人处世的必需，更是一个想要依靠团队顶住压力的管理者成功的前提条件！只要你手中的天平不倾斜，当你的队员们发现你公平地对待每个人时，他们自然会斗志昂扬地投入到“战斗”中，成为你最坚实的脊梁！
4.惩贪奖廉，别被“贪婪者”压垮
左宗棠在官场纵横捭阖的岁月，正是清朝官场最腐败不堪、贪污受贿最严重的时期。
左宗棠深知腐败贪污对于强军、强国的危害，他不希望自己的队伍受到这种腐败风气的感染，所以他始终在思考如何反腐倡廉。经过长期思考以后，左宗棠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先将义利之辨剖析清楚，而后正纲纪、清仕风；二是严惩贪污腐败行为，不让贪污者存有侥幸心理。
左宗棠认为，见事贵在明理，不明道理就很难辨别是非，自然容易败坏风纪。
就拿当官的人来说，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总是今天将就、明天将就、后天继续将就，事事苟且，必然养成贪污腐败的习气。
他曾在《〈林文忠公政书〉叙》中说：“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整顿钱漕、加意海防诸端。”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思乱之生由于民情之不靖，实由于吏治之不修。”
在左宗棠看来，“吏治不修”是造成人民群众反抗清王朝统治的一大原因，只有大力整饬吏事，根治腐败，彻底拔除管理中的“蛀牙”，才能避免整个管理系统瘫痪乃至被压垮！
为了根治腐败，左宗棠提议严格按法律办事。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治标治本，避免贪婪者暂时收手，等风声过后再次继续贪污腐败，而且能够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左宗棠初入仕途之时，率军进入浙江，收复杭州以后，他发现浙江政府统治腐败，苛捐杂税重重，当地人民生活得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为了惩处贪婪者，肃清吏治，左宗棠减漕粮浮收、停关税、行盐票，接着又大肆惩贪奖廉。
当时，全国各地十分盛行买卖官职，浙江也不例外。当地很多官吏都是花钱捐来的，这些人把做官当成做生意，下了本钱，就大肆狂征暴敛，拼命地捞本取利。左宗棠看到浙江乌烟瘴气的官场，深恶痛绝，下定决心要严惩这些贪婪者。
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左宗棠还要凭借手下的这个团队顶住强压重击，当然不能让这些“蛀虫”再增加他肩头的压力。
同治二年（1863），左宗棠“劾奏道府以下及失守将吏十七人”，例如：温处道支方廉，年老才庸，左宗棠奏请勒令休致；署玉环厅同知白让卿昏鄙不职，署常山县知县王兰心殊狡诈，开化县知县曹建春庸懦糊涂，试用知县江允中轻佻放纵，先用知县刘心濂工于作伪，升用知县王恩溥嗜好甚多，左宗棠统统上奏请旨将其革职，永不录用。而对于廉洁有才能的人，左宗棠理所当然地大力提拔，先后奏调二三十人。
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调任福建。一安顿下来，他马上就开始研究当地的吏治，毫无疑问地发现当地吏治跟浙江一样腐败不堪，于是，左宗棠马上上奏清政府，历陈福建的困敝情形，指出：“问守令，则朴干者难得数人；察局员，则练达者未能指数”，“其作官也，俨若经商；其视官也，一如传舍”。
这样的现状让左宗棠纠结不已，他想要一支强大的队伍，一支能够帮他顶住压力、为他平步青云劈山开路的精锐之师，眼前的“贪婪者”们明显难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他得想办法改变这个现状。于是，左宗棠再次使用手中的权力，奏请将周开锡、吴大庭等人调至福建，以供差委，同时对福建的贪官污吏严惩不贷！
同治四年（1865），左宗棠在给福建巡抚徐树人的信里写道：“贪吏如某某，请挈弟衔劾办。此外尚有应参者，容再闻奏。”又特别强调：“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这是宋代贤臣范仲淹的名句，左宗棠在此引用，意在告诫徐树人：揪出一个大贪官，他的老婆孩子哭得伤心，天下百姓拍手称快，总比任由他们作威作福、贪赃枉法，使得天下百姓哭得伤心要好！
左宗棠惩治贪官向来遵循这一原则，后来在甘肃查处徽县知县杨国光营私一案时，他说：“杨令国光前在署徽县任内一意营私，声名狼藉，业经本爵大臣阁部堂札饬撤任查办。”然而，实际查办起来，事情却比想象中要混乱且困难得多，不仅杨国光的下属们纷纷为他弥补漏洞，提供虚假供词帮其开脱，就连杨国光的上司也对左宗棠的命令阳奉阴违，表面上信誓旦旦地宣称一定“实事求是”，实际上却“随俗波靡”，该做的绝对不做，不该做的统统放任自主，对查办杨国光劣迹一事“漫不加察”。
左宗棠对此十分无奈，最后感慨地说：“甘肃官场恶习，惟以绚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国事民事为念，驯致上下相蒙，吏事废弛。若再事因循，不知伊于胡底。兴念及此，实深叹恨。”于是，左宗棠果断地将包庇杨国光的县丞、道台等官员统统给予记大过处分！
左宗棠要求自己的部下要记牢七个要诀，即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世。他本人也按照这一要求对部下进行惩贪奖廉。惩贪是主要的手段，而奖廉则是不可或缺的辅助方法。因为世上最普遍的现象，就是人们总会千方百计地追逐名利，正如班固所言：“众人之逐世利，如青蝇之赴肉汁也。”一味地严惩，往往容易适得其反，相反，适当地奖廉，则会取得意外的效果。
左宗棠相信，一个人想要升官自然是为了发财，名与利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严惩不贷，一方面适当奖励，让部下们在严格统治之下尝到甜头，必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清王朝发放养廉金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惩贪奖廉，对于现代管理来说，同样适用。一个管理者，往往需要依靠他的团队才能顶住巨大的竞争压力，取得进一步成功。所以，很多管理者都对员工实行严格管理，不过，聪明的管理者肯定会学习左宗棠，在适当时机给予部下奖励，像如今一些单位丰厚的月奖金、季度奖、年终奖，就跟左宗棠的奖廉、清王朝的养廉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5.打造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才是胜利的根本
韩信有句名言：“（兵）多多益善。”人们又常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到底哪一句更正确呢？相信左宗棠绝对会无条件选择后者。他向来相信，一支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精锐之师，能胜过数倍于己的泛泛之辈。
咸丰三年（1853），长沙城被太平军包围，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心急如焚，最后在胡林翼的建议下，便多次派人礼聘左宗棠，终于请得四十一岁的左宗棠出山入幕，为张亮基出谋划策，成功地保住了长沙城。
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给女婿陶少云的信中写道：“用兵无他，只要训练得法，谋略总须先贼一招，自然得手。”事实也的确如此，凭借左宗棠出奇制胜的策略，长沙得以保住，然而，由于一些军队将领自身素质不行，其手下兵马也毫无斗志，使得左宗棠剿杀太平军的计谋未能实现，左宗棠对此甚感遗憾。他充分认识到训练对于用兵打仗的重要性。
咸丰十年（1860），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开始在长沙组建自己的军队。
左宗棠吸取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将“兵贵精”应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选用了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等人为将，让他们招募精装朴实的营勇，组成楚军。为了更好地训练和作战，在编制时，左宗棠不照搬楚军三百六十人一营的制度，而是前、右、左、后营每营五百人，而中营前、左、右、后哨每哨三百二十人。军队组建好以后，左宗棠带军从校场移驻金盆岭，晨夕训练，“渐有头绪”。
楚军在长沙集中训练两个月以后，开始正式参与战斗。左宗棠率军从长沙向东雄赳赳气昂昂地杀入江西，直奔曾国藩在皖南祁门的湘军大营。这是左宗棠自己训练军队后的首次出征，左宗棠踌躇满志，雄心勃勃。
他相信这两个月的训练绝对拥有奇效，也相信凭借这支军队，自己一定能够顶住即将到来的各种压力，一路顺风顺水。他在家书中写道：“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
当时，太平军的新任军事统帅李秀成、陈玉成等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重挫清军，解除了清军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直接威胁，继而率军反攻，开始分兵向长江南北并进。这时，曾国藩的湘军正围困天京上游屏障安庆，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已经愈演愈烈，左宗棠率军到来，正好可以援助曾国藩抵抗太平军。
同年十月上旬，太平军南路西征军侍王李世贤的军队攻克了安徽徽州，直逼祁门。祁门是曾国藩湘军大营所在地，形势万分危急！左宗棠就在这时驾着彩云到来了！他带领楚军迎击北上的广东会党军，旗开得胜，左宗棠十分开心！接着，左宗棠带军赶往前线，成功地解了祁门之围。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左宗棠耗费数月精选勇士、晨夕训练，其效果果然可见一斑。只以区区数千人，就解了曾国藩坐以待毙的局势，其关键是什么？恐怕不仅仅是左宗棠的奇谋百出，还有楚军的训练精良。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办事效率也难敌众志成城，面对危机局势，左宗棠身上的压力前所未有的沉重。想要消除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就不得不依靠他手下的五千楚军。
左宗棠很聪明，为了强化楚军的能力，事先在训练上下足了功夫，所以面对太平军的千军万马时，仍然游刃有余！
后来，左宗棠奉命西征。进军新疆之前，左宗棠再次把精力放在了整饬军队上。他严查吃空饷、体弱多病的情况，本着“择其壮者为兵，散其弱者为农，兵责以战，农责以耕”的原则整编队伍，使原本的西征大军一下子缩减了一半。
例如，满人金顺部原本四十七营，缩编后只剩十九营；景廉部原本三十四营，缩编后成十九营；徐万福招募的四营湘勇缩编为三营。与此同时，左宗棠还购买了大量军火，对西征军队进行武装先进化，并专门训练士兵的射击、开炮等，做足了利用军火作战的准备。
此外，左宗棠也加强了练兵的力度。左宗棠认为，练兵最重要的是练心，然后是练胆，最后才是练体力和格杀技巧。所谓“练心”，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思想教育工作，左宗棠先从思想上激发士兵们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让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为朝廷去战斗，楚军和西征大军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秘密武器，因而特别强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