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赵家第五代传人，赵凤林出身于一个四世为医的家庭里，其曾祖、祖父、伯父及父亲都是中医大夫，在当地均有盛名。在他上小学一年级时，其父就教他苦读《医学三字经》，当然那时年龄小，只是机械性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上中学时利用课余时间，读《药性四百味》、《珍珠囊药性斌》。他正式学医是在初中毕业之后，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父亲作为学术权威而被打倒，回到家中，他也因此而受到影响，县办高中不让上，只好在乡办高中读书。在此期间，其父让他从陕西中医学院二版教材开始，学习临床知识。并常告诫他说：“祖国医学有其独特理论体系，也有独特药物和技术，是一门科学，要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如何学成一个学识渊博，根深基固，而不是头痛治头，脚病治脚的医生。要学习经典，打好坚实的基础。《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金匮要略》、《温病条辨》都属必读的范围，学习时除吃透精神外，对某些章节、条文和方药还必须下功夫强记硬背，这是最基本的功夫。“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一遍有一遍的收获。比如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如果做到不加思索，张口就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亦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会熟能生巧，别有慧心。否则，读时明白，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来，临证则难以得心应手。赵凤林主要是以自学为主，集中问题，利用晚上请父亲答疑析难。在1970～1976年的6年间，他先后学习了《内经知要》、《注解伤寒论》、《金匮要略浅注》、《濒湖脉学》、《本草备要》、《温病条辨》、《济阴纲目》、《济阳纲目》等名著，通背了《药性四百味》、《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等书。在这几年里，他白天看病，晚上看书，思考日间病案，刚开始行医时，靠书本上的知识，辨病识方，疗效并不十分理想，但在六年之中，却对农村经济状况、疾病种类、药品需求等，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同时从读书的惑豁，临证的效失，病家的愁乐之中，进一步认识到医学对社会人群的作用，激发了坚定终生研究中医学，献身中医学术的决心。业医之初，他的生活十分艰苦，无论在治山工地，还是在治滩工地，山区采药，平时诊病，骑一辆自行车，奔波于夏日的酷暑，隆冬的寒风之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为病人解除痛苦，是他心中的最大乐趣。
一、勤奋学习专心治医
1976年，赵凤林考入宝鸡卫生学校分校——凤翔五七大学。该校地处在边远山区，条件简陋，环境恶劣，那里虽然条件艰苦，但却是个学习的最好地方。当时主要是学习西医知识，以前他的西医知识是微不足道的，只能照本宣科，没有进行系统的学习，不知道什么是微生物、细菌、解剖，生理等知识，通过两年的学习。使他认识到西医学中医，中医学西医，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通过学习，才能取长补短。使自己所学能够借助西医的长处得到更好的整理和发挥。在临床实习期间，在梁茂义老师的带教下，使他学会了腰穿、腹穿等诊疗技术；在刘录堂老师的指导下，使他对病房的管理，危重病人的抢救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和提高，深深感到中医人员很有必要学习一些西医。一方面因为中西医现存两种不同的医学观点，究竟西医的长处在哪里，不足之处在哪里，单凭一点皮毛了解不行，应该系统的学一下，以期“知彼长己”；另一方面，他认为祖国医学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在许多问题上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今人有多歧之感，这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没有益处。而西医在方法学、科学性和逻辑性上有特色，可以借用这些优点来研究和发展中医。通过7年来的学习，他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西医的长处和不足，也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医的长处和不足，而中医之长，恰好是西医之短，西医之长也正好是中医之短。以“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为例，中医、西医都有辨病论治，从表面上看，都是根据患者的病史、临床特点，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但从实质上看，却根本不同。西医的辨病论治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是以病因学、病理学、解剖学为基础，以实验室检查手段为依据，因而其辨病较深入、细致、具体，特异性较强，相应地治疗上的针对性也就比较强。中医辨病论治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几乎完全是以临床症状为依据。而不同疾病具有相同临床症状的情况又很多，因此中医辨病就显得粗糙和笼统，因而临床针对性就比较差，中医的辨病治疗实际上是单验方的对症治疗。中西医比较，西医的辨病要好，另一方面，中医讲辨证论治，西医也有对症治疗。从表面上讲似乎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又根本不同，中医辨证论治是建立在中医的整体恒动观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辨证论治是综合、归纳、分析有关患者病情(包括临床表现在内)的各种因素和现象而做出的诊断和治疗。它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给以不同的治疗方法，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同一临床表现，人不同、地不同、时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同，把病和人密切的结合成一个整体，因而中医的辨证比较全面，深入，细致、具体，特异性比较强。而西医的对症治疗，则完全是以单个症状为对象，而相同的症状，常常有不同的性质，因而西医的对症治疗，也就不可避免的简单和机械，这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毫无共同之处。同时，西医的辨病有其明显的优越性，但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在某些地方过多的强调病变局部，相对的忽视整体，常常把病和人分割开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再加上西医历史比较短，自然科学到今天为止仍处于发展阶段，还有很多现象不能用今天的科学阐明，搞不清的问题还很多，因而在对某些疾病的认识上还不能深入，无法诊断的疾病还很多。由于学习西医之后，有了上述认识，所以在他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中，就常常想到用西之长补中之所短，用中医之所长，补西医之不足。总之，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需要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于相互结合，共同提高，就中医本身来讲，还存在着一个自身发展提高的过程，发掘、整理研究中医理论和治疗经验，需要吸取和运用现代医学，包括西医在内的多种知识和手段，但也必须扬长避短，而不是弃长取短或互相代替，否则对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发展都不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取人之长，以补己短，这对学习中医的同志都是值得借鉴的。
二、四诊合参重在舌脉
赵凤林学医主要是以自学为主，在学习中，其父曾谓：“药物处方为临证应用之凭藉，必须和诊断学联系起来，否则虽有良方秘法，无明确之诊断不能显其用；虽知病之外表，无明确之诊断，不能得其性。”古人云：“必知疾所自起焉，方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研究诊断技术，是辨别疾病之所因，病位之所在，病情之所属，病体之所异，而后方可判断病证，施以有效的治疗。在诊断中，他特别强调四诊合参的重要性，认为问诊(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兼问服药参机变、妇女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见，小儿当问麻疹斑)在于得其病性，别其寒温，审其虚实，坚决反对“医者不屑问，病者不肯告”的态度。闻诊以辨别声音之韵为主要，惜医界之中，大多不讲。他认为《内经》分宫、商、角、徵、羽五音，呼、笑、歌、哭、呻五声，以发出为声，收入为韵，相合而为音，医者可据声音之调，以诊察疾病之所在也。如《内经》谓“宫音大而和，其舌在中，其声歌，宫音乱，病在脾。商音轻而劲，其口张大，其声哭、商音乱，病在肺。角音调而直，其舌后缩，其声哭，角音乱，病在肝。徵音和而长，其舌抵齿，其声笑，徵音乱，病在心。羽音沉而深，其唇上取，其声呻，羽音乱，病在肾”。以五音五声应五脏之变，从而说明了声音与人体关系重大，另外，在诊断上，语言，呼吸，咳嗽，嗳气，呕吐，呃逆等声皆可据以为诊，闻诊中除了听声音外，还包括嗅味亦应重视。在望诊学习中，他经过反复比较研究，认为望诊要观神，察色，审体质，别形态，尤以舌诊更为重要，如湿温症的舌象，初起舌苔白如粉而滑者，为湿热痰浊之内壅；舌焦起刺，为热盛津枯，舌生白点为内蕴水湿；舌根苔黄，四边紫绛者，为热邪转入营分；灰腻或紫黑苔出现为病情极重之象，只有认识观察，才能对病情的发展，结合临床而做出确切的诊断。
临证不懂切脉辨证，如海上行船无航标，古人云：“脉理精微人不测，七表八里难分辨，”学习脉学，如不下深功夫，则不能悟出切脉的真谛，从而不能指导临床诊疗。所以切诊中注重切脉，特别对脉之疑似处详加辨别。如浮脉主表，沉脉主里，数则多热，迟则多寒，弦强为实，虚弱为虚，是固定不变的。但疑似处当辨别，如浮脉虽属表，凡阴虚血少，中气亏损的患者也浮而无力，脉浮亦不可以言表；沉虽属里，但外邪初感较重者，寒束于外，脉不能达，必有沉象，是沉不可以概言里。数为热，凡阴虚之证，阴阳俱困，气血虚弱，皆可见数，虚盛者，数亦愈盛，是数不可以概言热。迟为寒，凡温热初起，余热未清，脉多迟滑，是迟不可以概言寒。弦强为实，而真阴及胃气大亏，及阴阳互格等证，脉虽豁达而弦洪，不必皆实。细弱为虚，而凡痛极气闭，营卫壅滞不通者，脉虽细弱未必皆虚。由此看来，凡诸脉中皆有疑似，必认真切脉辨证，临床上才能识脉识证，达到脉证合参，用药合理，才能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三、苦心钻研注重实践
在开始临证时赵风林自以为读书不少，又学西医三年，大有“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的劲头。即至遇到复杂症候，则往往感到穷于应付，始知自己疏陋贫乏，正所谓“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1978年10月，他随其父调到县中医院工作。同室执业，因而能得到父亲教诲，在执业中又蒙受李成纲，徐涛等老师的指导，受益良多，不数载他便独任其事，专职皮外科，诊务不衰，门庭若市。其父临床用药，善用气分药，并据《内经》“气之不得天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之旨，认为气在人体内沿着经络血脉运行，循环往复，若有一毫壅塞，则气机失畅，脏腑失和，气血不调，百病从重，此即《内经》“百病皆生于气也”之意。并认为气实则多郁，气虚必滞，气寒则多凝，气热则流急不顺，因此针对病情之寒热虚实，在大法确定的前提下，每喜使用适当的气分药，以调畅气机，运行气血，调和脏腑。如阴虚之用香橼、合欢花等取其理气而不伤阴；血虚用少量柴胡、荆芥等清扬流动之品，以舒发肝气；气虚之用陈皮，佛手、砂仁理脾和胃，取其补而不滞，临床每每有效。他继承父亲这一经验，临床20多年，渐得其妙，用药范围也有所扩大，如藁本、细辛，虽非气分药，但他常作气分药用。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细辛入肝，质轻宣散；藁本辛温通络，并入厥阴，二药用以胃痛或痛经、头痛等病，每获良效。另外他在继承家父，参究古人、今人医疗经验的同时，也注意搜集整理民间单验方，如瓜葫芦，向日葵根煎水治水肿、癃闭；牛膝、乳香治遗精；外搽生姜煤油治斑秃，枸树尖籽点猴子；青黛、昆布消瘤；猫眼草治结核，苍耳子治过敏性鼻炎；蜂房、全蝎治阳痿，芒硝熏洗治脱肛等等，均为民间验方，而确有效果。
在中医院工作期间，他于1984年曾偶遇一消渴患者，男性，口渴引饮，饮食后复渴，前后6月有余，前医给服滋阴清热，如六味地黄丸、玉女煎、消渴方等50余剂而乏效，舌苔黄腻，脉沉弱。此时他想患者服数10剂而无效，原因何在，这时，其父即让他改用茵陈四逆汤，3剂而渴止大半，5剂而症状基本消失，后用参苓白术散10剂以善其后。事后父亲对他讲，虽然患者的舌苔、口渴均属热象，但服滋阴清热药30余剂而无效，加之脉象沉弱，显见阳衰不能蒸腾水气，如属阴亏，连服50余剂，虽不能治好，但必有进展。前医虽无效，但都是后来医生的老师，所谓“前车之鉴”。放胆用茵陈四逆汤是背水一战，即温中化湿，湿去热必清。即使热不去，亦可转入阳明，但实者易治，虚者难为也。又如治疗肝炎，本病多由过度劳累，情志失调，肝气不舒而引起，这与肝为“罢极之本”有关。以脾阳不运为本，湿郁壅滞为标，热重于湿者，其治在胃，湿重于热者，其治在脾。治湿热着重疏利气机，用苦寒不可过剂，因苦寒易伤中阳，中阳伤则使本病加重，出现呕吐、便溏、浮肿等。其父常对他讲，过去曾采用甘草干姜汤治好了多例肝炎，也有用金水六君煎治疗因气血两伤而引起的肝病。1987年他曾治一例慢性肝炎，该患者服苦寒重剂后，不思饮食，肢软神疲，便溏，谷丙转氨酶达300～400u，为肝病及脾，脾胃虚寒。曾用理中汤加吴茱萸、草果1个月而肝功正常，从而说明治病总要依据病机，不可死守法则。古人云，知常达变，贵在多思。作为一个医生，必须知常知变，必须把理论弄清楚，胸有成竹，谨守病机，就不致阴阳混淆，表里不分，寒热颠倒，虚实不辨，临证仓促。如高血压病一般治疗以清、润、潜、降为大法，最怕用桂附参芪，畏其助阳动风，升高血压。他在执业期间，多次见到父亲在治疗高血压病时，常常桂附、参芪同用，且效果不错。1989年曾治一女患者，48岁，血压持续性升高，头晕，心慌，心前区憋闷，体胖而面白，喜睡，身沉重，双下肢软弱无力，白带多，苔腻，脉沉迟，临症分析为阳虚湿盛，而用附子汤温阳益气，血压渐正常。由此可见，高血压并非都是阴虚阳亢，亦有阳虚者，这就是个体差异，临证需要脉证合参，综合分析，有的放矢，始可中的，正如罗天益所言“医之病，病在不思。”
临床治疗温性病，尤须明辨气血。而治疗急性重证，需分清标本虚实。久病多虚，但亦可虚中挟实，其表现多为脏腑阴阳偏盛，或气血功能失调。补虚与祛邪不同，补虚本无近功，服后虚能复补，病情不增，即属有效。因此调理脏腑阴阳的偏盛偏衰，或对气血失调的治疗，不能急于求成。但对于急性病来讲，则应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如1992年他曾治疗一位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唐某，男性，27岁，因头晕眼花，心慌气短，身困乏力，常见鼻衄，多方求医，经骨穿证实为再生障碍性贫血，耗资万余元，因其全身出血，鼻血、发热不止，血色素18g/L，血小板10×109/L。病情危重，由西安回家，家里棺木齐备，只等患者归天入土。后有人提议邀他就诊，查体：见脉搏120次/分，呈重症贫血病容，苍白暗黄，全身皮肤苍白，有多处散在瘀斑，牙床出血，鼻血不止，指甲无华，口干思饮，大便干燥，小便黄少，舌质红，苔黄燥，脉细数。他认为此乃本虚标实，气血俱亏，阴液不足，但肺热犹存，故先用清肃肺热，养血止血之再生一号为治，药选西洋参、北沙参，百合、黄芩炭，山栀炭、白茅根、玉竹、阿胶、白及、三七粉、刘寄奴、当归身、地榆炭、知母、生甘草加减服用10剂，鼻衄、牙衄、全身性出血均止，亦不发热。较前精神有所好转，但仍感头晕心烦，眼花耳鸣，口干思饮，此乃阴虚内热、津液不足，故改用再生2号，以益气养阴清热，佐以止血和胃。药用西洋参、生地，龟板，知母、黄柏、阿胶、党参、焦三仙、沙参，白及、女贞子、旱莲草、芦荟、白花蛇舌草、麦冬、天冬等加减服药月余，面色转红，亦不口干思饮，大小便正常，食纳较佳。内热症状基本消失后，而改以补益气血，兼以养阴，佐以和中健胃，方选八珍、补中益气、人参归脾汤、六味地黄汤、龟鹿二仙丹等加减治疗6月有余，患者血色素升至110g/L，血小板100×109/L，经在西安复查，血液系统基本正常而痊愈。本例患者，确为本虚标实，用人参恐助其热，用熟地恐碍其胃。肺热已清，出血已止，则用丹溪大补阴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内热消除后，乃培补气血，以人参养营汤、八珍汤等加减治疗，从而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临床实践证明，不管病情变化多么复杂，必须认真审病辨证。察变化于细微之间，及时给以恰当的治疗，方能化险为夷，邪去而正安。
四、拜学多师不耻下问
自视当知其补，从师必得其长，他学医主要是承家传和自学，但绝不是说自己不需求师。做任何一种学问，绝对意义上的无师自通是没有的。自学难免遇到思而不解之惑，攻而不破之迷，更需要请教师友，因此，凡有从师学习的机会，他尤知珍惜。习医之始，承其家传，在其父严师教诲下，深得其医学之真谛。随后在中医院执业以后，先后得到赵丰老先生，李怀亮老先生等临床大家的点拨，学到了他们不少的临床经验，如赵丰老中医之黄芪滑石甘草汤治水肿，李怀亮老中医处方时头剂加大黄，二剂去麻黄均为医学经验之精要。他在宝鸡市中医医院学习期间，曾随刘云山老中医学习治疗小儿病的经验，不仅用药量轻，效果还好，他曾问及刘老，刘老言，小儿脏腑清灵，随拨随应，少量长服，疗效较佳。他在西安学习期间，白天上课，下午随全国名家姜树荆老师在专家门诊上班，姜老临证尤对脱疽有独到之处，用药量大，尤其是附子用量多则达30～50克，临床疗效极佳，有时用黄酒浸泡附子以加强疗效。他多次询问姜老其由。姜老言：“脱疽脏腑蕴热于内，寒邪侵袭于外，寒热相互凝结，脉络痹阻，冲脉失养，致使营卫不和，阳气不能布达所致，故治疗非阳和一转，不能见其效。”他整理出“姜树荆老师治疗脱疽的经验”一文发表在《陕西中医》1988年第12期上，“脑瘤术后并发骨髓炎”一文发表在《陕西中医》1987年第8期。同时利用机会虚心向全国名老中医朱仁康，张志礼、顾伯华、顾伯康、胡慧明、李挺素、邱和明、杨明君，以及陕西的郭仲柯、刘辅仁、徐汉卿等数十位名家学习，每有所得。从而使他深深体会到了名医之精深理论和丰富经验，以及各位老师不同的学术观点，用药经验，独特的治疗方法。正如古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通过这样广学博求，多方拜师，眼界大开，学识渐增，为此后之临床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不为浮名当为良医
在他刚开始行医时，其父就反复告诫他，不要贪名，不要图利，生活要俭朴。父亲以先祖为例，说：“你爷爷在年龄九旬时，尚不分寒暑，足蹬草鞋出入于山间田野，不辞辛劳的为病者治疗。有时病家无钱，他还要帮助解决药钱。我自己行医50年，未穿过一件高档的衣服，医生衣着太奢华，穷苦人往往望而却步，这些家风你应好好继承”。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违背父亲的教诲，这也是一个医生应有的品德。人们都知道医德的重要，因为这个职业有其特殊之处。医生一举手、一投足都接触的是病人，医德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病家的生命。医德好些，医术精些，随时可以助人活人；医德医术粗些，随时可以误人害人，从这个意义讲，医生真可以说是病人的“司命工”。所以他认为做一个医生，治医之时，有两条至为重要：治学，要精诚于学术真理，直至系之于生命；临证时要对病人真诚负责，此外别无所求。只有这样才能热诚对待病人，诚挚的对待同道，勇敢无畏的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对待成败。相反，如果对从事的事业不热爱，有怀疑，惜献身，对患者缺乏负责的精神。甚至把自己掌握的一点技术当作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那就丧失了做医生的根本，不是失之于医德，亦将毁之于医术。
他深刻认识到在学习的道路上，学，然后知不足。汗牛充栋的医书，他读过的不过是沧海一粟；浩如烟海的中医理论，他了解的只是其中一点；千变万化的疾病，他治好的不过是其中一二。学问可以到达一定的造诣，但路永远没有止境。祖国医学是一门实用科学，要想达到一定的境地，必须刻苦学习，专心致志，既不能浅尝辄止，更不能畏难而退，须知在科学的技术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有所创造的学者，不是辛勤的劳动者。任何一位优秀的科学家，都不是天才，而是付出艰苦劳动的进取者。勇创新路的人，才能有所成就。
“书山无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句千古名言将作为赵凤林的座右铭而伴他学习一世、奋斗一生。
§§上篇 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