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过了穿越回明朝的诸多选项，比如做皇帝，做大臣，做将军，做名妃，然而无论做什么，我们都需要明确一件事情：我们所穿越回去的明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穿越回一个朝代，我们的目的，就是享受在这个时代的感觉，这个感觉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在这个时代出人头地的感觉，另一个，就是在这个时代享受生活的感觉。前者我们在前面四章里说了很多。后者，则是我们这一章的内容。
而在享受生活方面，明朝也是有自己独特的魅力的，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市民文化高度繁荣发达的朝代。这样的一个时代，社会生活也自然是丰富多彩，即使我们穿越过去未必建国立业，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也不难找到这个时代独有的生活乐趣。无论我们处于哪一个行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个时代，我们定然也会有独特的体会。
如果仅看朱元璋开国时期创立的明朝社会体制，以及那个体制下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恐怕很难把明朝同“丰富多彩”四个字联系在一起。因为朱元璋所创造的社会体制，是一个等级森严，条令严苛，管理严格，简朴刻板的世界，打个比方说，就好比是一个规矩严格，秩序分明的传统农庄。
而说到明朝这个“农庄”的规矩，那更是名目繁多，衣食住行，样样都有严格的条令，违规的代价，则更是惨重的，稍微不留神，就很可能是牢狱之灾。
就以穿衣服来说，明朝初期，特别是朱元璋统治时代，是一个穿错衣服后果很严重的时期。明朝社会阶层的划分，不同等级的人群，都有各自穿衣服的规定，一旦穿错，就等于是“僭越”大罪，将被国家处以重刑。
犯罪的后果很严重，但要想不在穿衣服问题上犯罪，却也是相当辛苦的，尤其是如果我们以现代人身份穿越到明朝，想要不栽在这条上更是困难，一是要考验自己的背书能力，明朝穿衣服的规矩极其繁琐，从发型到服装无所不包，比如束头，全国的成年男性都要束发，官员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袍，着黑靴，士子百姓要戴四带巾，穿杂色盘领衣，不得穿玄黄颜色。教坊司乐工要戴青色顶巾，系红绿帛带，女性方面，普通老百姓的妻子，可以允许戴银质首饰并在上面镀金，耳环可以戴黄金耳环并佩珍珠，镯子则必须佩带银镯子。乐妓要戴银角冠，绝不能和老百姓的妻子穿一样的衣服。
上面的这些规定，只是衣着服饰规定的笼统内容，具体到穿衣的面料，样式，尺寸，颜色上，却更是条令多多。面料上说，王公贵族和职官，有权穿着锦绣绸缎，普通老百姓家只准穿着素衣绸缎，商人更惨，只能穿绢和布，有钱也不能穿绸子。而具体到官员身上，不同等级的官员，穿衣服的规定也是不同的，官员之间身份的差别，主要通过官服上的图案来界定，官职不同，官服上的动物图案也就不一样。文武官员的服装也有区别。这其中，担负教育任务的教官们，也有特殊的服装，各地教官上任，国家都要赐予衣服，同时学校的训导，也要被赐予冠带。生员们要规定戴软巾，腰系垂带，衣着襕衫。而在生员考取国子监，则要被赐予遮阳帽，即明朝人所说的举人圆帽以示区别。不同的衣服，标志着不同的身份，我们如果穿越到明朝去，在大街上不用问，只凭路人的衣服，就可判断出其身份职业。而我们如果生活在明朝，在不同年龄段，我们所穿衣服的改变，也意味着我们人生的轨迹。
和穿衣服同样的是，吃饭在明朝，也是有学问的。
明朝人的饮食，在明初也有严格的等级界限，比起元朝末年的享乐风尚来，明朝初年吃什么，怎么吃，都是件一不留神就要命的事情。首先餐具就有严格的规定：公侯以及一品二品官员，酒盏要用金制，其他餐具用银制，三品到六品官，酒注要用银制，酒盏用金制，六品到九品官，除了酒注和酒盏用银外，其他餐具必须用瓷。在明朝初年的餐桌上，和穿衣服穿错的后果一样，宴会上摆错一件餐具，也同样是要被办罪的。森严的规矩下，明初吃饭，内容也很简单，就算是公侯之家，餐具讲究多，但饮食内容却比较随便，一般也很少有宴会时候请戏班子唱堂会的。老百姓家自不用说，许多老百姓家一辈子也没办过宴会，就算是结婚这样的大事，酒宴上通常也只是五六盘水果，五六盘菜，条件好的家庭，再多个两三盏汤。之所以如此简朴，除了规矩多外，还因明朝开国早期经济疲敝，无论官民都不怎么富裕，节省着过日子吧。
比起吃来，明朝人的住房，同样体现了森严的等级，首先是王府的级别，明朝亲王的府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都要用青绿点金装饰，廊房要用青黑装饰。而王府的规格，乃至房间数目，也都有严格规定，亲王如果擅自装修房间，甚至多盖府邸，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重了可以直接被处以谋反大罪。公主的府邸则又有区分，不能用金色装饰。
官员的住宅，规矩却更多，甚至和穿衣服一样，根据不同的品级都有不同的规定，不但外观上区别很大，甚至房间内部的厅堂以及桌椅摆放，规矩也同样的多。外观构造上，官员的住宅里不许建歇山转角，重栏重栱，不许有彩绘图案。厅堂的房间数量，根据官职的大小也是有严格区别：一品二品官员家的厅堂，规定有五间九架，三品五品的厅堂，规定有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的厅堂，是三间七架，在屋脊门屋的图案上，更有严格的区别，修错了房，画错了图案，对于明朝官员来说，很可能就是一辈子全完蛋。老百姓的房屋，更是不能超过三间五架，连彩色装饰都更不允许有。同时对于官员来说，这种住宅规定，也是有继承权的，比如某官员官居一品后去世，他的儿女们仍然可以住在一品官员等级的房屋里，同时，如果房屋的图案上，出现了诸如日月龙凤等象征皇权的内容，同样要以谋反论罪。相比于住，明朝人出门的规矩也多，尤其是官场上，官员出行主要是坐轿子，什么样的品级，做什么样的轿子，坐错了同样是大罪。
明朝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明朝开国之后，构成了明朝森严的社会秩序。按照明末历史学家谈迁的话说，也正是这种制度，使明初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犯罪率”最高的朝代。生活在明初的老百姓，有时候一不留神就会犯法。比如穿错了衣服要犯法，朱元璋在位时，曾经有军汉当街踢球玩乐，出汗了为凉快，就把裤腿挽起来，结果一挽裤腿就“违制”了，接着一群公差上来，把这群军汉抓走，不久后宣判，所有挽裤腿的军汉，他们挽裤腿的脚都被砍掉。另外吃饭用错了餐具，盖房子多盖了件屋，出门用错了交通工具，这些今天看来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放在那时代，都是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同时，在那个森严等级下，也有一些啼笑皆非的规定，比如规定晚上老百姓不能聚众喝酒，更不能一起走夜路，发现了就要办罪。出门的规矩也多，出村都要开路条，上面要写明出门时间，归来时间，如果回来的时候晚了，那就要办罪，有时候如果回来的太早，更很可能被当做流民抓起来。按照明末历史学家谈迁的话说，如果他生活到朱元璋统治的时代，那是想想都害怕的。
然而这种“想想都害怕”的景象，放在明朝三个世纪的历史里，并非持续存在的，随着历史的演进，这套等级制度的空子越来越多，钻空子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中后期的时候，所谓森严的等级制度，都早已千疮百孔，我们对比中后期的明朝，会发现比起初期的明朝来，朴实保守的社会风气，森严的等级制度，早已被自由开明的精神，打破门第界限的开放生活风气所取代。而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明王朝，其生活风尚方面，更是当时世界流行风尚的坐标。
明朝的这种演变，同样还是以“衣食住行”为标志的，先说穿衣，明朝早期，老百姓不敢随便穿衣服，除了因为管得严外，也因为明初社会经济困难，就算是允许穿，好多人也没钱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好了，穿衣服的选择也多了。虽然管的严，可是爱美的愿望，也让人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冲破禁令。朱元璋过世后，明朝政府在服装的管制上，也变得越来越松，早在朱元璋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时候，南京就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件：守城士兵在盘查过往行人的时候，搜出了入城百姓的行李里有金手镯，这要放在朱元璋在位时代，这些行人铁定要被治罪的，但是永乐皇帝知道后却说：我们就算禁止老百姓穿，难道还能禁止得了老百姓私藏这些东西吗，干脆就别管了。结果，这些百姓全部无罪释放。放在同样以勤政和严苛著称的永乐皇帝身上，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尚且如此，其他皇帝更不用说，明朝中期以后，对于服装样式的管制已经越来越松。而到明孝宗以后，皇帝经常动不动多少年不上朝，国家大事都管不过来，穿衣服这类小事，自然也懒得管。明宪宗在位的时候，明朝还曾因穿衣问题，引来了一场“韩流”，是年朝鲜使团入贡，随行的女子大都穿朝鲜的马尾裙，在北京城招摇过市时，一下子引来了万人空巷，结果京城女子纷纷效仿，一时间京城上下马尾裙招展，不但富家女子纷纷穿着，平民百姓家的姑娘也竞相模仿。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彭时是个古板老夫子，为此还上奏明宪宗，要求按照朱元璋时代的“违制”规定，严惩穿马尾裙的百姓，谁知奏报送到明宪宗那里，反而被一顿奚落：老百姓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你管这么多干嘛。
从明朝中后期以后，明初那些穿衣的禁令，从令行禁止到逐渐废除，明朝老百姓穿衣服，也从明初的怎么安全怎么穿，变成了喜欢什么穿什么，怎么好看怎么穿。在这方面，明朝的官员们很起“模范带头”作用，发展到中后期，连官服都敢乱穿。《明实录》里就曾感叹说，明朝的官职服装，在开国的时候都有严格的规定，可到了万历年间，仅是京城的京官们，你就无法从衣服上分辨出他们的身份。五六品的小官，就敢穿得花枝招展的，武官喜欢穿文官制式的服装，甚至京城好多服装店也钻空子，开发“山寨版”的官服，卖给那些附庸风雅的商人们，更有甚者，连那些被看做“下九流”的戏子们，都敢穿着象征秀才甚至士大夫身份的衣服招摇过市。有些官员还诉苦说，在社交场合看到衣着华贵的夫人，以为是哪家大宅门的太太，恭恭敬敬的说了几句话，背后一打听才知道，那只是某家青楼的娼妓，当场尴尬无比……
官员都带头了，普通老百姓自不用说，从明朝中期以后，老百姓穿衣服，也越来越变得自由开放。明朝人张翰就曾感叹这种变法，说现在普通的老百姓，衣服上就敢绣官员的图案，普通的妇女，都敢佩金首饰。而官员身份的标志——蟒服，不但富商们敢穿，连太监也敢穿。帽子本来是明朝等级制度的象征，朱元璋统治时代，什么样的人戴什么样的帽子，规定都是很严格的，到了明朝中后期，人们不但早就不顾禁令乱戴，甚至还经常发明帽子，比如原本是士绅专用的方巾峨冠，在明朝中后期，经常有平民百姓冒带，一些手里有钱的老百姓还擅自改装，在普通的方巾上加各种粉饰，美其名曰“银招牌”，就算普通老百姓，在城里也常顶着书生方巾招摇过市，要是有人盘问戴的什么，就回答说叫“省钱帽”，换个名字，就可以大摇大摆的“违制”了。
到了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明朝中后期，明朝人穿衣服，更是以追求美丽为第一要务，就连大老爷们也不例外。为了爱美，什么等级制度条令森严，都可以统统无视。明初士民穿衣服，以节俭为特点，即使是有钱人家，有好衣服也都压箱底藏着，每年重大场合才穿一次，而到了明朝中后期，达官贵人家穿衣服，恨不得一顿饭功夫就要换几套。这里面的典型，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他有一次在内阁值班，中午吃工作餐的功夫，他就换了四套衣服，而且他穿衣服以喜好华美出身，按照《明史》里的纪录，早晨他上班穿的衣服，和晚上下班穿的衣服，是绝对不一样的。放在今天，这人也可以算“恋衣癖”。而有这种爱好的明朝士大夫，也不止张居正一人。晚明官场的一大风气，就是官员之间相互攀比服装，谁穿了什么新潮的衣服，谁家的衣服花钱多，定然要在公共场合拿出来炫耀一番。为了爱美，有些官员甚至还亲自上阵，当起了业余服装设计师，动手设计衣服，比如明朝的御史们，好多人就酷爱“韩流”，把朝鲜妇女穿的马尾裙穿在服装外面到装饰，甚至有一段时间，朝鲜马尾衬裙，还成了明朝辨别御史的主要标示。除了公共场合的衣服外，日常休闲的衣服，在明朝官场也花样颇多，基本是流行什么穿什么，士大夫日常的休闲服，分为曳撒，程子衣，道袍三类样式，而且比起明初服装的厚重朴实来，明末的服装则以轻薄鲜艳著称，甚至还出现了“轻薄如纸”的袍袖，在明末风靡一时。对美的追求，也令时装的更新换代加速，晚明服装尤其是女性服装，几乎每过两三年，旧样式就会被淘汰，新样式层出不穷。这时期领导流行服装潮流的地区，当属明末商品经济最发达的苏州，苏州发达的娱乐业，外加繁荣的城市经济，使苏州人的服装，尤其是女性服装，始终走在时代最前沿，甚至每当苏州地区出现一种新的服装款式，全国各地都纷纷效仿，而且明朝的服装潮流，还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与晚明高度开放相对应的，就是大洋彼岸欧洲的中国热，随着中国东南沿海海禁解除，中国丝绸大量通过海路输入欧洲，也引发了欧洲人的竞相追逐。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一个多世纪里，穿中国汉服，成为欧洲贵族界最时髦高贵的标志。而引领了明朝服装潮流的苏州，更堪比今日世界时装之都巴黎。
与服装的演变相对应的，就是明朝饮食文化的变迁，如果说明初的饮食文化，是吃饭的规矩多，饭菜本身比较简单的话，明朝中后期的景象却恰恰反过来。吃饭的规矩越来越少，用餐具之类的事，不再是掉脑袋的大事，饭菜本身却不再简单，内容越发的丰盛。而在饮食文化的变迁上，同样是明朝的皇帝先起带头作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以生活简朴著称的，他简朴了，底下人当然不敢浪费。朱元璋时代，即使是亲王，每天吃的羊肉也只有一斤，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明朝皇帝的御膳，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比如明朝皇帝固定要吃的豆腐，在明朝初期，吃的是真豆腐，为的是提醒皇帝自己不忘艰苦生活，时刻保持亲民本色。可到了中后期，仅这用作“忆苦思甜”教育的豆腐，花样也变得越来越多。豆腐菜不再是用真正的豆腐做，相反是用鸟脑，一盘豆腐菜，至少要用掉上千只鸟。豆腐尚且如此，宫廷饮食的奢侈由此可见。
民间饮食也不甘落后，明初的士大夫，宴会以节俭著称，而到了晚期，假如你要在家请客，一定要提前好多天做准备，用酒与果品，都要最名贵的，食物不管吃得了吃不了，一定要摆满几案，否则就会被人嘲笑。吃饭用的酒具，就连金银都不上档次了，必须要用名贵的玉器酒具才够面子。即使是普通老百姓家，在酒宴的花费上也毫不手软，通常办宴席一桌菜，花样就得十多种。按照《万历野获编》的说法，普通老百姓家一顿酒宴的花费，相当于一家人至少五个月的生活费。而食物的内容更是丰富多彩，鸡鸭鱼肉已经不稀罕了，上档次的菜品，主要以名贵动物为主。普通人家的宴席，也都常有鸽子，斑鸠，大雁这些珍奇鸟类，而到了富贵人家，则会有北方的熊掌，西域的马奶，东海的鲸鱼唇，一场豪门大族家的宴会，足够开个珍稀保护动物展览馆。而酒席上消耗最大的，当然就是酒，按照嘉靖年间的纪录，淮安府每年消耗掉的酒，如果折合成酿酒所需的麦子，则高达100万石。而这些粮食放在战场上，足够支持一支万人军队出境作战。明朝饮食的奢靡之风，可谓上行下效。
住宅方面，明朝随着历史的演进，明初的各种规矩也相继打破，当然亲王家庭除外，因为身份敏感，乱盖房子很可能要办罪。但老百姓家却不一样了。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各种打破等级界限的新型住宅样式，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明初的房屋，就算是南京这样的首都，民房也多以低矮简朴为主。可在明朝正德年间以后，经济的发展，使明朝的住宅，也和服装一样，开始了大胆的演变。按照《明史》的记载，明朝弘治年间，仅像浙江太平县这样的小地方，房屋建筑就比明初高大一倍，而且老百姓家的房屋，也都照着官宦人家的式样修建，就像穿衣服效仿官服一样，要的就是阔气。而嘉靖年间的南京，普通老百姓家装修房屋，仅修缮客厅的费用，通常就要花费近千两白银。而且老百姓家装修，还往往喜欢向官府看齐，家里房子的雕栏画栋，甚至厅堂摆设，都照着衙门的样子修，在苏南，浙江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那些有钱了的大商人，家宅能照着王公贵族的模样修，甚至还有富商托关系走门子，取得京城公侯家宅院的图纸，依葫芦画瓢的修自家宅院，而且装修豪华，气势宏大的宅院里，连生活细节也要体现奢靡，家里打扫卫生，要用鸡毛做的扫帚，擦桌子要用丝绸做的抹布，要的就是气派。
装修都如此进步，明朝的房地产业也因此炒作起来，明朝中后期农村的一大风尚，就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农村里有钱的地主，第一件事就是在城里搞套好宅子，摇身一变做城里人，一开始这么做的，还都是有钱的大地主，后来中小地主也纷纷效仿，再后来，那些在苏州等城市打工的外来民工们，有了钱也纷纷在成立购房安家。以明朝万历年间的地方官奏报来说，苏州地区的房价，比起十几年前的隆庆年间，上涨了至少五倍。
而明朝的人口流动，即“行”，也因此而变化，比如坐轿子，明初只有官员有资格坐轿子，而且要根据品级，到了明朝中后期，有钱的富商也纷纷坐轿，好多人出行的仪仗气派，比达官贵人来拉风。人口流动来频繁起来，明朝初年，农民出个村都要政府开介绍信，到了中后期，各地流民云集，大批农民涌入商品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而知识阶层也喜好游山玩水，四处游学，甚至还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科举移民问题，由于明朝科举分南北榜，在南方考试中榜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北方，所以许多南方士子，往往托关系更改户口，跑到北方区考试，典型明朝版的高考移民。最有实力干这事的，主要是商人家庭出身的学子，因为父母经商的缘故，他们从小就跟随父母四处游历，外加家里有钱，托点关系在当地入籍考试，都是很容易的。而且明朝政府对此也很宽容，嘉靖年间，曾有商人子弟章礼，原是浙江籍贯，本应在南方参加考试，却在北方顺天府参考并中榜，事情揭穿后，舆论一片哗然，但嘉靖皇帝却说，在南方考在北方考，都是天子门生，这有啥差别的？从那以后，高考移民成为了明朝学子的一个常备选择。如果我们看晚明许多士大夫，会发现他们参加科举的地点，和他们的老家，总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而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却是商人，农民，以及城市工匠的人口流动，明初商人外出，需要向政府开路条，而到了中后期，商人们不但可以游遍全国没人管，而且好些商人更脱离原籍，在当地落户安居，同时随着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变成流民，把进城打工当成了生活选择，特别是在一条鞭法施行后，农民缴税变成了交货币税，只要你能交上钱，没人管你种不种地，而在当时，进城打工的收入对于农民来说，是远远大于种地的。所以大批农民涌入东南，主要是北方以及华中的农民，进入到江苏，浙江等地，带来的问题，一是人口比例失调，二是农业与工商业比例失调。另一个人口流动的群体则是工匠，虽然明朝工匠有匠籍，但到中后期，匠籍的管理也松了下来，特别是明朝私营手工业大兴后，新兴的城市工场主，往往喜欢高价招募能工巧匠，许多原本从属于官府作坊的工匠也被吸引而来。比如北方宣府地区的木匠，主要来自山西地区，苏州做帽子的工匠，主要来自江西地区，这些外来工匠在当地一干多年，最后也就入了当地籍贯，许多工匠的后人，甚至还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通过科举途径改变了家族的命运。明朝文臣周应中就是一例，他本是浙江人，家里作为纺织工匠在北京打工，经过多年奋斗后，到他这一代终于有了北京户口，并在北京参加考试，最终金榜题名。明朝诸多出身寒微的文臣，大都有过这样的人生路。
而明朝这些社会现象的演变，其原因有很多，比如思想观念的变化，土地兼并的发展，以及海外贸易的繁荣，但归根结底却是一件事——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发展，明初以农业立国，然而农业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商品经济大兴。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封建帝国，明朝更是当时世界科技文明最为发达，经济最繁荣的国家。放在社会经济层面，随着海禁的废除，东南外向经济发展，城市的发展速度更是陡然加快，诸如人口流动，奢靡之风兴起等演变，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明朝当时的自由，开放，繁荣，令当时造访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也大为赞叹，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中，把明朝形容得如天堂一般美丽。套一句常用的政治术语，这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