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经济政策，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永远是不可跳过的一章，这4个地区幅员不大、矿产资源不多，但地理位置优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都接近或超过10％，出口扩张迅速，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
这几个经济体是我们近邻，文化上与我们相通，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更是与我们同文同种。这几个经济体的起飞对中国震动很大，1978年国家领导人******抱着“向亚洲四小龙取经”的心态访问了与我们有着同胞之情的新加坡，提出了“学习新加坡”的口号，自此中国进入了以“引进外资”和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为特征的“新加坡经验”实践期。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并没有能够像四小龙一样成长为发达经济体，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残酷的现实教育了我们，国家在总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回本溯源，我们才发现新加坡模式并不能代表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新加坡这种倚重于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模式在亚洲四小龙中是最特殊的，我们错把新加坡经验当成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
亚洲四小龙能够迅速发达的共同原因
1、有利的外部环境。20世纪50—7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为亚洲四小龙的出口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科学革命使发达国家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工业，亚洲四小龙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正好发展劳动密集工业。东亚地区的稳定也使它们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
2、正确的经济政策。台湾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政策，贬值货币以利出口，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并刺激居民储蓄以开投资来源等政策。韩国也仿效中国台湾货币贬值提高利率等方法。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则抓住有利时机，将消费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
3、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亚洲四小龙的政府都为经济发展创造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并积极进行投资，适当进行经济管理。
另外，亚洲四小龙早期政治稳定，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都是一党统治。四小龙同属中华文化区，发展过程中，都注重教育、甘于吃苦、勤俭节约，这些也是经济迅速发达的原因。
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的不同处
亚洲四小龙虽然同时实现发达，但他们的发展模式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新加坡的出口导向，主要倚重于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技术创新，香港地区则主要得益于金融发展与自由贸易，而台湾和韩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起了关键性作用，台湾通过引进外国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技术，韩国则着重购买成套技术设备，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
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水平有限，政府开始引进外资。60年代中期，新加坡开始允许外国设立独资企业，经济领域内除公用事业和电信业外，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允许外国投资。在这一时期，外商投资的领域集中在纺织、食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目的是替代进口，解决劳动力就业。从70年代开始，为适应其出口创汇的发展战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新的投资鼓励措施，引导外国投资者向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其中以电子业最为突出。对电子业的投资最初集中在家电和半导体领域。随着电子业的发展，外资也开始向计算机、电信设备和办公自动化设备等领域转移。目前新加坡电子工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中的比例超过50％，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80年代，新加坡政府将金融、运输、通信、旅游等服务业确定为优先发展对象，吸引外资的政策也随之向这些领域调整。由于政策引导得当，引发了新一轮的投资高潮。在整个80年代，新加坡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年平均达23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占其国内总投资的三分之一，其中以制造业为主，美国、日本、英国是最大的投资国。目前新加坡依靠外资实现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80％以上。
出口导向与比较优势不是一回事
出口导向战略是指国家采取种种措施促进出口部门的发展，以日用产品来代替传统初级产品的出口，扩大对外贸易，以推动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亚洲四小龙都采用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而比较优势理论是外贸理论，其理论基础是著名的要素禀赋定理，这一定理认为，国家之间的生产要素情况不同，供给多的要素，价格必然便宜；供给少的要素，价格必然昂贵。要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就要出口那些具有生产要素优势的商品，用以交换要素比例相反的商品。按这一定理，劳动力多的国家，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最优选择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而如果资本或技术相对缺乏的国家，应该进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为中国过去30年实施比较优势战略找到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在中国风行数十年，很少被质疑。
这两种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主张发展对外贸易，但两者也有区别，绝对不能等同起来，出口导向战略强调的是出口，而比较优势理论强调的是发挥比较优势，本质截然不同。
比较优势战略：中国主动放弃第三次科技革命良机
前面说到，第一次世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但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兴起的采煤、炼钢、火车、铁路、轮船等产业，中国经过洋务运动的努力追赶基本赶了上来，并且形成了可观的局面。而真正让中国与世界拉开差距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也就是从中国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但建国后我们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基本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比如中国的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当时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20世纪的最后30年是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潮期，而这一时期我们奉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使中国丧失了与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比发展的良机，如果我国错过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是迫不得已的话，那么我国对于第三次世界工业革命则是主动放弃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发展中国家出现过四大发展模式，第一是以进口替代为特征的赶超战略，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前以及拉美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前都是采用的这种发展模式；第二是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赶超战略，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代表，这种发展模式总体上是成功的。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世界又出现了两大发展模式，第一种是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主张完全敞开国门，将“帝国主义”重新请回去，不幸的是拉美国家和亚洲四小虎国家实行了这一发展战略，均以惨败告终；另一派是主张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一理论企图将发展中国家永远锁定在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中国不幸选择这一发展道路。
“比较优势战略”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发达国家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垄断地位，可以漫天抬价；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处于低端竞争性市场，发达国家作为买方也处于垄断地位，可以漫天压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看，首先这一战略将使国内经济对国际市场形成严重依赖，始终要忍受国际资本残酷盘剥；其次，由于整个产业处于价值链最低端，形成对自然资源的严重依赖，对国家的环境与资源造成非常大的破坏。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内需不足、资源与环境代价过高、核心技术缺乏、贫富分化、收入不公等问题都与这一战略相关，甚至是因这一战略而起。只不过上述问题都恰被中国GDP高速增长掩盖了。
比较优势理论并不是真没有争议，而是争议很大。有研究发现1953年的美国，并没有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反，在其出口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例大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在进口品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例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例。这表明，美国其实在利用对外贸易来节约资本和安排过剩劳动力，而不是相反。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贸易格局，与这一理论也相悖。因为按照这一理论。发达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已经越来越接近，要素价格也相差无几，因此，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应该越来越没有必要；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应该不断扩大。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一直在上升，而南北贸易额所占有比率却趋于下降。更不好理解的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将使全球不同国家生产要素价格趋于相近或相等，但现实情况却是，尽管贸易自由化程度在提高，但资本、技术等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价格之间距离却一直在拉大！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就是在科技方面，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在科技方面下功夫，而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肯定被越拉越大。
另外，现在国家贸易已经是不同的科技分工，比如即使是发达国家其各自的技术优势也不同，因此各种的产品成本也不同，因此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贸易。
比如韩国现代汽车在1985年就已经“走出去”，在加拿大设立了年产10万辆规模的车厂，台湾地区的台塑和大陆的海尔在美国都建有自己的工厂，如果按比较优势理论，这些都解释不了。
中国与亚洲四小龙不同的是，中国不是世贸组织成员，中国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才终于在2001年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这之前中国可以说不具备发展对外贸易的有利条件。中国坚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相应的还导致了一大批高科技项目的下马，这导致了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落后，错失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