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各大城市，外资企业相继以和平的方式离开中国。
争论结束，真理打败了谬误。然而，因为得罪了某些高层，顾准今后的人生之路注定崎岖坎坷。此时，一种传言开始在官场上悄然流布：顾准这个人就是不服用。
红色土豪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顾准作为上海地下党干部，离开革命圣地延安。不久，他摇身一变，变成了顾老板。当时，共产国际业已解散，党员缴纳的党费又杯水车薪，中共不得不绞尽脑汁筹措经费。华中局在党中央的建议下，成立了许多由党委投资、以私人名义注册的公司。
这些被称作"党产"的企业同工商局备案的其他公司表面上一样，但活动能量却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
它们可以调动大量的资金，利用军队、地下党等各种关系网进行内外贸易，一些海外华商和国民党大员为了追逐高额回报，也暗中同"党产"公司秘密交易。经华中局书记邓子恢（1896-1972）批准，华中财委指定由顾准来负责华中区的"党产"工作。腰缠万贯的顾老板大笔一挥，"利丰棉业公司"挂牌营业，汪璧担任会计，协助他开展工作。
顾准先搞大规模的棉花收购与出口，继而扩大到棉纱、棉布等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最后利用地下党的关系开拓了上海市场，使利丰逐渐成为远近闻名、如日中天的"民营企业"。
顾准一鼓作气，又兼任了鸿济外贸、大成贸易等公司的总经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作为党产的"总舵主"，顾准每天过手的资金成千上万，但他克己奉公，以清教徒般的自律将所有利润全部上缴，不留一个铜板。
1946年6月，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由于华中党产摊子铺得太广，一时难以收手，为处理好善后工作，顾准在大军压境的危情下依然坚持了三个月，才同李一氓一起向山东撤退。渤海区是山东最为富庶的地区，在此，顾准同中央财政经济部的秘书长薛暮桥（1904-2005）展开了一场耐人寻味的争论。当时，渤海区在财政厅长顾准的经营下，生产的粮食完成上缴和储备后仍有大量积余。
顾准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趁此机会帮老百姓提高生活水平。邻近的敌占区正好缺粮，粮价很高。顾准颁布了一条新规，准许治下有富余粮食的农户拿出一部分到敌占区的市场上交易，换取他们各自所需的物品，尤其是区内短缺的茶叶。
政令下达后，渤海区的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推着小车去自由贸易。同时，顾准又在边界设卡，照章收税，大大提高了区委的财政收入，一举两得。
可惜，这一消息传到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薛暮桥不高兴了。财政经济部领导中共在全国的财经工作，薛秘书长给顾准发去了申饬的电报，说他资敌。出于战争的考虑，当时的解放军严禁对敌占区输入粮食。然而，顾准对薛暮桥的论调却不以为然，他发了封辩解的电报，不谈什么苍生大义、阶级敌人，而是从尊重常识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切切实实地为百姓谋利。
薛暮桥固执己见。两人通过电报你来我往，谁也不能说服对方，一直处于胶着之势。
彼时的中共党员皆信"真理不是权威的孩子，而是时间的"。因此，无论是中财部部长董必武，还是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副书记陈毅，都静观这场辩论，并不插嘴或干涉。
上海滩的钱袋子
1949年5月，解放军进攻上海。进攻前夕，陈毅命令攻城部队"不准开炮，不准爆破，就是子弹也要长眼睛，避免误伤市民"。
作为接管上海的干部，顾准和潘汉年、刘晓等人在丹阳县集合待命。
眼看胜利在望，大家都很兴奋，来到一个小饭庄喝酒庆祝。回顾地下党时期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战斗的往事，畅想新中国的明天将何等美好，顾准醉了……五月二十四日，先头部队攻入上海市区，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1900-1954）在吴淞口登船，仓皇撤离。
顾准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随接管委员会入驻南京路的金门饭店。
由于需要接管的部门众多，人手不够，上海地下党赶来帮忙。年轻的地下党员顾树桢见到顾准后非常兴奋，对他的年龄发生了兴趣："顾局长，您究竟多大年纪？"顾准道："三十四。"顾树桢惊讶道："我念大学时就看你写的《银行会计》，来见你前，猜测至少也有五十岁了。"顾准笑道："出书时我十九岁。"顾树桢这才恍然大悟，对顾准更是敬佩有加。
五月二十七日，顾准率顾树桢等人接管财政局。当他坐在豪华的局长室传唤原国民党财政局局长汪维恒（1896-1971）时，汪突然要求同顾准单独谈一谈。
顾准沉思片刻，答应了。待旁人退下，汪维恒爆出一个惊天大猛料：其实我是共产党。1925年，汪维恒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李克农（1899-1962）手下干情报工作，潜伏在胡宗南的三十四集团军。后受陈诚举荐，任少将军需署长，在国共内战时为共产党源源不断地提供军事情报。
上海解放前夕，他秘密策反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陈良（1896-1971），结果却被陈市长委任为财政局长。
汪维恒告诉顾准，他早已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只等接管领导上门。而且，他还有台湾军事设施和美军顾问团的绝密情报，要立即呈交给自己的上线潘汉年。
顾准打了个"了解"的手势，又使了使眼色，让门外诸人进来。汪维恒心领神会，当着众人的面对顾准鞠躬行礼。顾准厉声道："你就是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汪维恒？""是。"汪低着头回答。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上海市财政局！"汪维恒马上让随员递过大印、钥匙和账册，由他双手呈送给顾准。接管手续完成后，忍俊不禁的顾准派人将汪维恒秘密送往潘汉年处。
他这才舒了口气，并点燃一支自己最爱的飞马牌香烟。飞马烟是新四军当年生产自救时由二师烟厂创建的品牌，虽说后来同"中华"齐名，但因用料低廉、工艺简陋，事实上是劣质烟。但顾准酷爱这一品牌，对它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长期只抽飞马牌香烟，结果死于肺癌。
几天后，新政府在国际饭店的丰泽楼大宴上海各界人士。陈毅市长邀请梅兰芳、周信芳等艺术家为全体军政干部上演了《贵妃醉酒》、《打渔杀家》……
新时代开始了。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物价飞涨的烂摊子，工业也陷入瘫痪状态。
一万多家工厂，只有30％维持开工；面粉业由于北运道路不畅，产量不到内战前的十分之一；占工业总产值75％的轻纺业，也因缺原料、无销路，基本停产。
遏止通货膨胀、恢复上海经济，是摆在顾准面前最急迫的重任。为稳定物价，新政府用人民币从市民手中兑换一钱不值的金圆券。
但因物资供应跟不上，成了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华东局财委和市政府反复研究，提出两个空洞的解决方案：1.繁荣上海工商业的生产与流通。
2.积极增加政府的税务收入。问题是，在接管中，尚能盈利的民营企业都被华东财委要走了，留给上海的只有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如自来水厂、发电厂，顾准想要开源节流，异常艰难。
同时，企业家人心惶惶，骑墙观望，都不敢扩大生产。社会矛盾也空前激烈，工人视业主为"反动派"，有的甚至认为应该像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给工人阶级。
对此，顾准采取的办法是：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
从晚清到民国，税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乱，偷逃现象严重。逃税越多，税率越高；税率提高，逃税更厉害。
为了正本清源，顾准把过去遗留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悉数废除，并公布了一项新规：允许私营企业按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使之接近实际情况。
这对饱受多年通胀之苦，账面金额与实际资产严重不符的实业界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
接着，顾准连续在税务局主管的《税务通讯》上撰文，阐述自己试图建立依法征税体制、反对运动式征税的观点。四十多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文章中回顾道："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的去职告终。而今，税收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中的陋习。"而具体的征税方案，顾准则大胆采用了税政处副处长吕若谦的建议：自报实交，轻税重罚。
由于税率很低，给正在复苏的工商业创造了宽松的经营环境，也为暂不熟悉业务的共产党税务人员提供了学习的时间（曾有税务干部看到一家人露天摆了十几桌办喜事，上前查问酒席是否交税）。但在抽查稽核中，遇有瞒报或少报的，则课以重罚。
定下政策后，署有顾准大名的征税公告贴满大街小巷，并在报纸上全文刊登。
时隔二十年，上海市民发现，顾大才子又回来了。不到两个月，新政旗开得胜，不仅税金大量入库，通胀也有效遏制--顾准的工作得到了陈毅与陈云（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高度认可。
信心满满的他找到地政局长汪维恒，建议同自己联手，以地价税回收外滩的"万国建筑群"。
汪维恒极力支持，同后来官至外交部部长的黄华（1913-2010）一道从旁协助。
由于新中国不承认过往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底气十足的顾准对私有土地估价后征收重税。上海解放后，洋商们陷入经营窘境，此刻又面临天价的税单，一个个直冒冷汗，只好将各自的豪华建筑拱手相让，以抵交欠税，而后溜之大吉。
无须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西方列强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顾准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各大城市，外资企业相继以和平的方式离开中国。
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
解放之初的上海，经济任务繁重。既要从财力上支持肃清残敌、调运粮食、供应煤炭、抢修公路桥梁，又要疏散、救济十几万难民，清除城市垃圾、恢复交通秩序，还要为市民注射防疫针、改造租界供水系统各自为政的紊乱状态。
并且，上海还苦苦支撑着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确保社会稳定，在资金支持上，顾准功不可没。
当然，高效的工作离不开科学的团队建设。据时任顾准的秘书陈新华回忆：
一次，顾准突然对我说："我总是觉得自己一个脑袋实在不管用，接触面不广，考虑问题的局限性很大。我们能不能想个法子，把全局员工调动起来，号召大家面对严峻的形势，都来动脑、动口、动手。"他拧着眉头，紧闭着嘴唇，额头上显出深深的皱纹。忽然，他伸出左手狠劲往下一劈，朝我道"：对，来个"大脑袋"活动！""什么叫"大脑袋"活动？"我纳闷地发问。"集中所有人的脑袋，融汇每个人的智慧，这岂非"大脑袋"？"他笑着说。"大脑袋"活动开始了。每到周六下午，全局员工都要到位于外滩6号大楼的本部学习。顾准亲自上大课做报告。
说是报告，更确切讲是谈心。因为他讲话从不用稿，而是针对大家的思想动态坦诚地和员工们交换意见，谈心里话。员工们根据局长的讲话，随时可以递张条子，写上三言两语都行。每当此时，顾准总是详细地做出解答，然后像珍藏宝贝似的把这些凌乱不堪、毫无规则的小纸片小心翼翼地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为掌握群众的思想脉搏，他总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多少次，他都是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午饭，一边用心听着汇报。有一回，我觉得他实在太辛苦了，便主动为他写好了上大课的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