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百姓饥贫,主要是因为国家抽税太多;百姓难以治理,主要是因为侯王不顾民间权益,朝令夕改,妄为扰民;百姓冒死反抗,主要是因为侯王养尊处优,腐化堕落,而不顾天下百姓的死活。
所以,与那些“为之而有以为”,与民争利,横征暴敛的侯王相比,圣人以“慈、俭”律己,不为先而处后,“以百姓心为心”,怎能不得到百姓的拥戴,而为天下贵呢?
可见:法治的根本和基础在于:以“道”、“德”治天下。
治国之策,其涉及的关系错综复杂,其应用的形式千变万化,其施行的难度超乎想象。
侯王当国,处万乘之重,遵行大道,制定国策,使万物自化,天下自定,关键就在于“得一”,在于“以下为基”,“以民为本”,“得一为天下正”。既然每一项国策都与民生息息相关,每一项政令都影响百姓的生活,那么侯王怎样做,才能“得一”,才能像天降甘露一样,使人民受惠而“不知有之”呢?
善待百姓,应当恪守以下三项原则:1、柔弱处上;2、损有余以补不足;3、受国之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