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深秋，正在北京的汪猷，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吴有训有请。
吴有训是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近代物理学上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汪猷在中午时分来到北京地安门月牙胡同吴寓。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庄长恭也在那里。一边午餐，一边商榷。吴老透露了领导的意思：调汪猷出任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汪猷答应了。
这样，汪猷调离了上海生理生物化学研究所。
翌年，汪猷忽地接到通知，要他赶紧到上海友谊电影院开会。他匆匆赶去，不知开什么会。
步入楼下大厅，见一群人正围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人谈笑风生，定睛一看，哦，那不就是毛泽东主席吗？
汪猷坐了下来，不一会儿，忽地进来一张熟悉的面孔——电影演员赵丹。毛泽东主席也认出赵丹来了，说道：“你不就是演《武训传》的赵丹吗？”
赵丹一听，脸上顿时一阵白、一阵红——因为《武训传》不久前受到了批判。
毛泽东主席马上察觉了赵丹的尴尬，哈哈大笑起来。赵丹也不由得大笑，解脱了窘境。
那一回，汪猷头一次结识毛泽东主席。当他兴奋地回到家中，妻子跟他说起了岳父与杨济的友谊，说起姐夫柳直荀、姐姐李淑一与毛泽东、杨开慧的友谊。
1955年底，正在北京开会的汪猷，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应邀来到中南海，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还见到了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宴会时，他与毛泽东主席同桌，说起了李肖聃。毛泽东主席得知他是李肖聃的女婿，马上关切地问起李肖聃近况，问起李淑一近况，说起当年难以忘怀的往事。毛泽东主席不时给汪猷夹菜……
此后，汪猷作为中国科学界的代表，又6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在旧中国贫苦潦倒以至失业的他，在新中国受到领袖的亲切关怀，他的心中产生强烈的对比感。这种感受使他的心中升起一种崇高的感情，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祖国。
“桐园女士老长沙，来到申江五妹家。……”1959年4月，上海《新民晚报》刊载李淑一的《五妹季明接游申江喜赋》一诗。那“五妹季明”，便是李季明。这是李淑一头一回前来上海，与汪猷、李季明相会。李淑一谈起丈夫柳直荀在1932年为革命而牺牲的情景，使汪猷深感今日的胜利来之不易。
他从热爱新中国，进而热爱共产党。1961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他曾在《党员登记表》中，这样写及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
“我对党的认识曾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自从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起，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本岗位工作，以及与党的领导同志、党员群众的实际接触中逐渐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增长了对党的感情，终于深信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大公无私，有错必纠，能自我批评，自己纠正错误的党。就是在‘文革’长期被隔离以及在后来监督劳动期间，我对党的信任亦未曾动摇过。”
1962年，汪猷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代理所长。
汪猷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在业务上也日趋炉火纯青。他与新中国的化学家们，着手大规模的、高水平的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