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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贝多芬传

在他心中,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爱和自由就是他追求的一切。即使为了国王的宝座,他也绝不会背叛真理。——贝多芬(1792年手册)矮小强壮,一副像运动员似的结实骨架,这就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年轻的时候,他有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到了老年,他的脸色变得蜡黄而病态,尤其是冬季,当他长时间被困于屋内,远离田野的时候。 他头发乌黑而浓密,密得似乎梳子都不能通过。头发经常戗立着,像“墨杜萨头上的蛇”。他的双眼经常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量,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震慑。因为他的两只眼睛经常会在他褐色悲壮的脸上放射出粗野的光芒,所以很多人以为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其实他的眼睛是蓝灰色。这两只很小的、深陷的眼珠在兴奋或激忿时会突然变大,在他的眼眶里转动,投射出他那带有奇怪想法的全部思想。有时,他的眼睛也会朝天空投去一抹忧愁的目光,那是他的深思和忧虑。 他的额头宽大突起,鼻头宽而短,脸型像狮面。他有一张轮廓相对细腻的嘴,下唇稍微有些超出上唇。他的牙床非常坚固,好像连核桃都能一口咬碎。他的右下颏有一个深深的酒窝,使脸型非常不对称。 英国钢琴家莫切特斯说:“他经常努力面带甜蜜的笑容与人交谈,这种神情能给人以鼓舞。与之相反,他的笑却有些不对劲儿,显得粗野、难看,但他的笑声很短。”——其实,他是一个很少发出欢乐笑声的人,所以笑容才会那么生涩。

他的表情经常很阴郁,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致命的哀伤”。1825年,德国诗人勒斯托巴说起自己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时,要竭尽全力地忍住流泪。一年后,别莱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遇到他,他坐在一个角落里,双目紧闭,用一根长烟斗抽着烟,这是他的习惯,一直到死都保持着,而且还与日俱增。有朋友跟他打招呼,他凄然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记录本,并用聋子特有的尖声让对方把想说的写下来……他的脸色变化不定,有时表现出灵感出现的神情,甚至在大街上,这种表现经常使他身边的行人大惊失色。有时,他正弹琴时被人撞见,他这时的表情就会是:“面部肌肉隆起,青筋暴绽;野性的眼睛变得格外地吓人;他的嘴唇发抖,俨然一种被自己召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那种情形就像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形容这种状况时说他像“李尔王”。

1770年12月16日,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出生于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屋的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没有才华却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他的母亲是个女仆,一个厨师的女儿,她的初嫁对象是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给贝多芬的父亲。贝多芬的童年充满苦难,缺少像莫扎特那样被家庭温馨呵护的家庭温情。对于贝多芬来说,人生从一开始,就向他显示出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他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赋,把他当作一个神童炫耀。贝多芬才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让他每天练九个小时的羽管键琴,有时让他练小提琴。贝多芬被关在房间里,感受着那无法逃避的沉重压力。强大的压力使贝多芬差一点儿永远厌恶艺术,父亲甚至需要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贝多芬还在年幼的时候,就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去嫌钱,以获得每天需要的食物,承担那些来得太早的生活重担。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当了管风琴手。1787年,17岁的贝多芬失去了他最尊敬的母亲。他后来在1789年9月15日写给奥格斯堡一带的沙德医生的信中写道:“她总是善良地对我,我爱她,把她当作最好的朋友。啊,当我喊着‘妈妈’这个亲切的称呼,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我是多么地幸福啊!”她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他常常觉得不适,而且患上了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 十七岁时,贝多芬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责任。他不得不羞愧地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因为他的父亲已经无力掌管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免得他乱花。

这些悲惨的事情在贝多芬内心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在波恩的一户人家那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靠,那户人家就是布勒宁一家。他们是贝多芬一直尊重并感恩的人。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并领着她学习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或许两人之间已经有了一种挺温柔的感情。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维卡洛医生,他们夫妇都是贝多芬的好友,他和他们夫妇之间保持着一种恬静友情。这一点从维卡洛和埃莱奥诺雷与他的书信就可以证明。当三个人都垂垂老矣的时候,友情更加动人,而他们的心灵仍和从前一样的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非常悲惨,但他对童年和童年待过的地方始终保留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后来,他被迫离开波恩,在维也纳度过了几乎一生。虽然身处大都市维也纳及其近郊,他也从未忘却莱茵河谷。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的庄严的莱茵河,是那么活跃,几乎带有人性。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灵魂,让无数的思想和力量在河里流淌。在贝多芬看来,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美丽,更加威武,更加温柔。莱茵河既温柔又汹涌的河水浸润着波恩浓荫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贝多芬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前二十年,在这里形成了他的少年心灵之梦,——那一片片草原好似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的根浸在静寂但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墓地,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蓝色的七峰山在天穹里绘出昏暗的身影,山上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着,显现出瘦削而古怪的轮廓。贝多芬的心永远地维系在这片土地上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再见到它,“我的祖国,我那生死牵挂的故乡,它一直是我心底最美的风景。在我眼里,它的形象总是那么美丽,那么明亮,就像我当时离开的时候一样”。但他未能得偿所愿。革命风暴席卷欧洲,贝多芬的心也被它占据了。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注册入学。他听后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着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的德国文学课。当巴斯底狱被攻克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施奈德发表了一个革命诗集。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就早早地预订了这本诗集。1792年11月,战争蔓延到波恩,贝多芬离开了波恩,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在这途中,他遇到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军队,爱国之情油然而生。1796年和1797年,贝多芬谱出了两支战斗歌:《出征歌》和《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这两首曲子是根据弗里贝格的战斗诗谱写的。贝多芬本来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但是他自己已经被革命征服了,全世界都被大革命征服了。从1798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使馆、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有密切的往来。在交往之中,他与共和派之间的感情更加坚定,而且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施坦豪泽为贝多芬画了一张像。在这张像中,贝多芬当时的形象如在眼前。这幅画像就像盖兰的波拿巴画像与别的画像一样有特点,他的脸严肃而庄重,显示出对战争的勃勃野心。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略显年轻,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头颈僵直,目光显示出不屑和一点儿紧张。 贝多芬知道自身的意志所在,他对自己的力量坚信不移。1796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虽然身体虚弱,但是意志坚定,我的天才必将引导我取得胜利……二十五岁,正是创业的时候。我已经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显示出他的整个人来。”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俗,态度阴郁,他说话时口音很重。但是,惟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藏匿在这种傲然笨拙下那颗善良的心。他在给维卡洛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说,我看见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在经济上无法立即接济他,我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多一会儿工夫,就能使他摆脱了困境……你看这有多么美妙。”随后,他又写道:“我的艺术是为穷人而作,我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穷人的利益。”

但是,在1796年到1800年之间,苦痛已经敲响了贝多芬的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他的耳朵的重听现象严重起来。耳朵里昼夜不停地嗡嗡直响,听力越来越下降,内脏也使他痛苦不堪。他有好几年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甚至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总躲着别人,独自深藏着这个可怕的秘密,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直到1801年,他再也瞒不住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维卡洛医生和阿门达尔牧师。

他在写给阿门达尔牧师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真诚的、慈善的阿门达尔……我真的希望你能守候在我身边!你知道吗?你的好友,贝多芬,他真是太不幸了。他曾以自己具有天赋的听力为自豪。然而,这个听力却在日渐衰退,以至于几乎听不见了!我们常在一起的那阵子,我就已经感觉到一些征兆了,但我一直瞒着。但这之后,情况却越来越糟糕了……“我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有这种幻想的,但是希望又是多么渺茫啊。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开我挚爱的、对我的生命来说弥足珍贵的所有一切,生活在一个悲惨、自私的世界里!……“我得栖身在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想过要战胜所有这些灾祸;但那又怎么可能呢?……”贝多芬在写给维卡洛的信中说:“……我过着一种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不得不避开所有的交往,因为我不能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其他什么职业,这种情况也许还可能维持;但是在我工作的这一行里,这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情况。“我的敌人不少,他们对此会怎么说!……在剧院里,我必须坐得特别靠近乐队,不然就听不见演员们在说什么。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儿,我甚至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听不见……当别人说话很轻声时,我几乎听不见;但是当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忍受不了……我时常诅咒自己的一生……“帕朗特克引导我听天由命。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却愿意同命运挑战。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有些时刻,我只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伤心的避难所啊!然而,这却是我所剩下的惟一的路!”贝多芬的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他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现,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年),特别是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1798年)。令人惊讶的是,并非所有作品都带有这种愁苦。他还有许多作品,比如说1800年谱写的,那首表现欢乐节奏的《七重奏》和表现出清澈节奏的《第一交响乐》,乐曲中都洋溢着无忧无虑的年轻情怀。 心灵极其需要欢乐,当它没有欢乐时,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感受到残酷时,它便逃避现在,追忆过去。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它的光芒在不复存在之后仍将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孤单遭难的贝多芬,常沉浸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他当时的脑海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中表现出贝多芬青少年时期对梦想的憧憬,是他赞美莱茵河的作品之一。整个乐曲表现出一种快乐、闲散的旋律,人们从中可以品味到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 然而,在《引子》中,在有的段落中,贝多芬通过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在荒诞的谐趣曲中,表现出他那天才的潜力。他的目光预示着未来,展露在青春的面庞上,就像波提切利画《圣家庭》中的婴孩儿的眼睛,人们从中已经可以窥视到不久将至的悲剧了。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以外,他还有另一种苦痛。维卡洛说他从未见过不抱有强烈热情的贝多芬。这些爱情似乎一直是纯洁无邪的,激情和欢娱之间毫无连接关系。现在,有一些人经常将这两者相提并论,却不知道这正是显示出他们的无知,说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激情以及有多么难求。 贝多芬在心灵中有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令他生厌。他对爱情的神圣有严肃的看法。据说,贝多芬对莫扎特表达爱情的方式耿耿于怀,因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堂。璜》。他的挚友申多勒肯定地说,“他带着一种童贞度过了一生,从没有过任何缺德而需要责备自己。”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就要受爱情的欺骗的,是爱情的受害者,他的确如此。

他不断地痴情地投入恋爱,不断地梦想着快乐,但当梦想破灭,随之而来的便是痛苦的煎熬。他不得不在那种爱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中去寻找最丰富的灵感源泉,直到一定的年龄,他激昂的性格才隐忍于悲苦之中、 1801年,贝多芬的激情的对象似乎是茱丽安。琪亚蒂,他把着名的《月光奏鸣曲》的乐曲(第二十七号之二,1802年)题名献给了她。他在给维卡洛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以一种更温柔的方式生活,并且与人交流得也多了……”“我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一位姑娘的魅力。我们两情相悦,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拥有幸福时光。” 然而,他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进一步感受到自己的残疾之苦,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娶这个非常钟爱的女子,这种情况让他感到进退两难。其次,茱丽安风骚、稚气,却又非常自私,她让贝多芬在爱情中感受到痛苦万分。1803年11月,茱丽安嫁给了哲仑贝加伯爵。爱情的这种激情如果得不到回应是最能摧残心灵的。而对于贝多芬来说,他的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非常脆弱了,还要面对这种激情的崩溃,它有可能把他的心灵给摧残至毁了。这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致使他几乎一蹶不振的时刻。他对生命和爱情充满了绝望,他甚至给两个弟弟约翰和卡尔写遗嘱,上面标记:“等我死后才能拆阅并执行”。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这种呐喊真是令人心酸欲碎,他差点儿到了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步了。幸亏他那顽强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但是他痊愈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我曾经赖以支持的、崇高的勇气被爱情的消逝和病痛的折磨带走了。噢,主啊,向我显示一天,仅仅一天的真正快乐吧!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快乐那深远的声音了!上帝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快乐?……难道我永远见不到它了吗?——不!那对我太残忍了!这是一种临终的悲鸣。但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使他不会屈服于挫折。我的体力随着智力的发展比以前更加强大……我的青春——是的,我触摸到它了——才刚刚起步。我每天都在接近我可以预见到却又无法确定的目标……“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疾病的折磨,我将拥抱世界!……没有任何休息!除了睡眠,我不知什么是休息。可是我挺悲哀,我不得不花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去睡觉。只要我能从疾病中解脱一半,我愿意睡着……我已经快忍受不住了,痛让我倍受煎熬。但是我不能屈服,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啊!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在贝多芬的作品中,经常交织着爱情、痛楚、意志的斗争。他的感情时而骄傲,时而颓废,他的内心充满着悲伤因素。这些情感,都反映在他1802年写的伟大作品之中: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包括仿佛一场雄伟而凄婉的独白式的戏剧化吟诵;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莱采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克莱尔的词编制的六支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 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更多地反映的是贝多芬年少时的爱情,从这个乐曲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抗御的力量把他思想中的忧郁一扫而光,沸腾的生命力量掀起了音乐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他不肯相信自己的不幸无法医治;他渴望痊愈,渴求爱情,他的心中充满希望。在贝多芬这些作品中,有好几部表现出强烈而紧凑的战斗激情,这些进行曲让观众的精神为之震憾。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非常明显,尤其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英武壮烈的气概表现得更加突出。这种音乐所具有的英雄气概使人们联想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 大革命的浪潮也来到了维也纳,它让贝多芬的感情激动起来。骑士索弗伊德说:“他在亲朋好友中间主动谈论政局,用超于常人的聪颖、清醒而准确的目光作出自己的评价。”他有自己的立场,把全部的同情都倾注在革命思想中。贝多芬晚年时最了解他的朋友申多勒说:“他喜欢共和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他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建立共和政府……他希望在法国实行全民选举,希望波拿巴能建立起这个制度,从而奠定人类幸福的基础。”他如同革命的古罗马人,受到帕朗特克思想的熏陶,梦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法国的第一执政——建立的英雄共和国,于是,他连续写成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年)、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史诗这三部乐曲。在这之中,当时的时代之魂,第一支真正的革命乐曲出现了。巨大的事件让他这颗伟大的孤独心灵显得更加纯洁,即使与现实接触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容上,似乎受这些历史战争的影响,反映着这些史诗般战争的色彩。 在贝多芬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他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乐曲中,1807年的《科里奥兰序曲》中有着呼啸的暴风雨。贝多芬的第十八号作品,《第四四重奏》中也有着相似的旋律。他在1807年创作的第五十七号作品《热情奏鸣曲》中也有类似的旋律。在听到这部乐曲后,俾斯麦说:“假如我经常听它,我会永远英勇顽强的。”在《埃格蒙特序曲》,直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甚至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千军万马奔腾之势。——这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 贝多芬写关于一位英雄之死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那位比《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更加值得歌颂的将军——霍赫,却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碑至今仍然矗立在科布伦兹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丘上……贝多芬在维也纳曾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1805年11月,《菲岱里奥》首演时,法国军官们纷纷前往观赏。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的是巴斯底狱的攻克者于兰将军,洛布科维兹是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贝多芬把他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了于兰将军。拿破仑在1809年5月10日,将部队带到了舍恩布伦,并驻扎在那里。没过多久,贝多芬便仇恨起这些法国的征服者们来。他对法国人的史诗般的狂热仍然没有减少,但是那些不能像他一样拥有狂热情感的人,只能对贝多芬的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一知半解。

出人意料的是,贝多芬并没有把《第五交响曲》写完。他停下来,而且一口气写出了《第四交响曲》,连惯用的拟稿手续都没有用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他的面前显现着幸福。1806年5月,他与特雷兹。德。布兰维卡订了婚。特雷兹早就爱上了他,——自从贝多芬来维也纳的最初的日子里,还是个小姑娘的她(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斯瓦尔伯爵的朋友)便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时起。1806年,贝多芬与特雷兹兄妹俩到匈牙利的穆尔其瓦泽家里作客,他们在那里相爱了。贝多芬的那些幸福时日的回忆保存在特雷兹的一些叙述中。她说道:“有一个星期天的夜晚,贝多芬在吃过晚餐后,乘着月色,坐到了钢琴前。首先,他用双手平扶一遍琴键。弗朗斯瓦尔和我都了解他的这一习惯。他总是这么抚一下再弹奏的。然后,他在低音部敲了几个和音;接着,他带着一种神秘的庄重神情,缓缓地弹奏一曲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把心献给我,先悄悄地相传;我俩心灵相通,不要让别人知道。“我母亲和教士都已入睡;我哥哥凝神远望;而我,被他的歌声和目光穿透,感到生活幸福无比。——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花园中相遇。他对我说道:‘我正在写一部歌剧。那个主角已在我心中,在我眼前,不论我走到何处,不论我在何处停留。我从未达到过这么高的境界。一切都充满着光明、纯洁、明亮。在这之前,我如同童话中的那个孩子,只顾捡石子,看不到路上盛开着的鲜花……’就在1806年5月,在征得我亲爱的哥哥弗朗斯瓦尔的同意后,我成了他的未婚妻。在1806年写成的《第四交响曲》就像是一朵纯净的鲜花,蕴藏着贝多芬一生中的这段平静岁月的芬芳。人们从中可以直接发现,贝多芬当时正在竭尽全力地把自己的才华与一般人喜爱的东西协调起来,这些东西是人们从前辈们传下来的形式中认识的。 这种调和精神源自爱情,对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也发生着影响。索弗伊德和克里尔巴泽说,他兴趣盎然,心情开朗,幽默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不喜欢的人也能容忍,穿着颇为考究。他在迷惑他们,使他们不能察觉到他的重听。他们说他很健康,只是有点儿近视而已。

梅勒当时为他画了一副肖像,肖像上,他带着一种浪漫的高雅,只是稍微有点儿不自然的神态。贝多芬要博得诗人的喜欢,并且他知道自己已经博得了他们的欢心。雄狮在恋爱:它藏起自己锋利的爪子。但是,人们从他的眼睛里,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梦幻和温柔之中,仍能感受到那种可怕的力量,他那任性的脾气和愠怒的俏皮话。对于贝多芬来说,这种深邃的和平并未持续多久。不过,爱情的亲切影响倒是一直延续到1810年。无疑,正是靠了这一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制力,使他的才华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例如:那古典悲剧《第五交响曲》;夏季那一天的神圣之梦——《田园交响曲》(1808年);还有那《热情奏鸣曲》,那是受到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启发而写成的,他把它视作所有奏鸣曲中最强劲有力的,发表于1807年,并题献给特蕾兹的哥哥。 他把富于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1809年)题献给了特雷兹。并附有一封没有标明日期的信,写上“致永远的爱人”,与《热情奏鸣曲》一样,表达了他炽热的爱情:“我的爱人,我全部的生命,我的天噢……我心中装满了要对你说的、说不尽的话……啊!我的心总是牵挂着你,不论我身在何处……第几次想起你,想到要有好几天都得不到你的消息,我就会泪如雨下。——我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生命。这种感觉就像你对我的爱一样。甚至比你的感觉更强烈……啊!上帝保佑!我简直无法想像,没有你的日子里,我怎么样度过漫长的日日夜夜。——咫尺,天涯——……我的思念奔向你,我永远的至爱,那思念有时是快乐的,随后就变得忧郁了,在询问命运,问它是否会接受我们的愿望。我只能同你一起活着,不然我就活不成……另外的女人绝不会占有我的心。绝不会!——绝不会!——噢,上帝!为什么相爱的人儿要分离?可是,我现时的日子是忧愁的日子。你的爱使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却又是最苦恼的一个。——……稍安勿躁……安静下来——爱我!——今日,——昨日,——多么强烈的憧憬、多少热泪抛向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啊!继续爱我吧,——千万别误解你亲爱的人的心。——永远忠于你——永远忠于我——永远忠于我们。”

有什么神秘莫测的理由,可以阻挠这两个相爱的人获得幸福呢?——也许是金钱、地位这些差距隔断了两颗相爱的心。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求的长期等待,对让他把这份爱情保持秘密感到屈辱,因而起来反抗。也许是他暴烈、染病、愤世嫉俗的性格使他不知不觉之中让他所爱的女人感到痛苦,而他也因此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似乎谁也不能忘记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直到1861年才去世),特雷兹仍然深爱着贝多芬。 贝多芬在1816年时还说:“每当我想起她时,我的心仍然像第一次见到她时跳得一样剧烈。”同一年,贝多芬写下了六支乐曲,它是贝多芬的第九十八号作品,名字为《献给遥远的爱人》。整部乐曲感情真挚、动人心弦。

贝多芬在笔记中写道:“一见到这个可爱的人儿,我便心潮澎湃,然而她并不在这儿,不在我的身边!”特雷兹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给贝多芬,题写着:“送给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特。布赠。 在贝多芬的晚年,一位友人看到贝多芬孤独地抱着这幅肖像痛哭流涕,并如习惯的那样大声说着:你永远都那么伟大那么美丽。在我心里,你就是上帝派到人间的天使!”那位朋友深受感动,悄悄地退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返回去,看见他坐在钢琴前,对他说:“今天,我的朋友,您的脸上毫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回答道:“那是因为我的天使来看望我了。”——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上。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贝多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中,你才能找到你的朋友。 贝多芬在笔记中又写道:“屈服,深深地屈服于你的命运。你已不再能为自己而存在,只能为他人而存在。对于你来说,只有在你的艺术中才有幸福。啊,上帝,赐予我力量吧,让我可以战胜自己! 爱情抛弃了贝多芬。1810年,他又变成孤身一人了。但是,光荣已经来到了,他感到全身充满了力量。当时,他正在壮年期。于是,他随意发泄自己的暴躁脾气,不再压抑粗野的言行。对于他来说,别人的评价、社会的习俗已经不再需要顾忌了。他有什么需要害怕或敷衍的?爱情已经不再,雄心也已经逝去,剩下的只有他的力量了,力量的欢乐和消耗,几乎是需要滥用。“力量,那是不同于普通人的精神!贝多芬又回到不修边幅的状态了,行为举止比从前更加大胆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权可以畅所欲言,甚至对崇高的人物也是如此。1812年7月17日,他写道:“除了善良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其他的高贵品质。”

那时见过贝多芬的贝蒂娜。布伦塔诺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任何一个国王对自己的力量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她被他的威力所慑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啊,歌德……我相信自己并没有搞错,我觉得此人远远地走在当代文明的前面。 歌德想要结识贝多芬,但是相见的效果远远不如他想像的好。1812年,他俩在特普利兹的波希米亚浴场相见了,但是话不投机。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备加赞赏,但是,他的性格过于自由、过于暴躁,与歌德的性格难以相融,而且难免会让对方受到伤害。贝多芬讲述了他俩一起散步的情况:贝多芬这位傲岸的共和派一点儿也不赞同歌德的处事方法,他当面把这位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议官员教训了一通,这种做法使得歌德永远不能原谅他。贝多芬在回忆与歌德闹矛盾的情形时说:“那些自视高贵的君主们和亲王们,他们尽管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给他们赏赐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无法造就超脱于庸俗社会的心灵。

“我认为,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伟大。——昨天,在归来的路上,我和歌德遇见全体皇族。我们老远地就看见他们了,我对此漫不经心。没想到的是,歌德努力挣开我的手臂,恭敬地立于大路旁。我觉得他这么做简直是自跌身价,于是便尽我所能地告诉他应该熟视无睹,但是,不管我怎么说,他就是不愿意挪动一步,我的长篇大论全部是白费口舌。“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套上的钮扣,倒背着双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中去。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太子鲁道夫向我脱帽,皇后先向我打招呼。——大人物们认识我。——我怀着好玩的心思看着皇家车马从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毫不留情地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歌德也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久久不能释怀。 1812年,贝多芬在特普利兹,只用了几个月的工夫,就写成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前一部是表现了丰富多彩的节奏,后部则表现出幽默的氛围。他任由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挥洒,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最“放松”的,带有欢乐和狂乱的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令人惊讶、雄壮的机智。这部乐曲使歌德和策尔特惊惧地爆发,并使德国北部流传说,《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不错,是出自一个陶醉的人之手,但却是陶醉于力量的天才。 贝多芬曾经自豪地说:“我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神圣癫狂。我是为人类酿制玉液琼浆的酒神。瓦格纳曾经认为,贝多芬是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中描绘一个酒神庆祝会,对此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我从这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却特别发现他那佛来芒族的遗传性格。同样地,在生活中,贝多芬在面对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时,他那大胆狂放、肆无忌惮的言谈举止,也表现出渊源于其自身血统的精神气质。可以说,在贝多芬的所有作品中,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第七交响曲》一样,蕴含有那么多的坦荡、自由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纯粹为娱乐而毫无目的地在浪费超人的精力,如同一条泛滥之河流淌时的那种欢快。在《第八交响曲》中,这种力量显得没那么雄浑了,但是却更加地奇特,更加具有人的特点。在这部乐曲中,悲剧与闹剧交织,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任性交融。 1814年,贝多芬在音乐上的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作欧洲的光荣。他积极地参加节日欢庆。亲王们对他表示敬意,而他则如他向申多勒所吹嘘的那样,他高傲地接受这些亲王们对他的献媚取宠。 独立战争让贝多芬激情喷发。他的作品不断涌现。贝多芬在1813年写出了《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在第二年年初,又写了了《德意志的再生》战斗合唱曲。1814年11月29日,贝多芬为君王指挥演奏了《光荣时刻》这支爱国歌曲。到1815年,他为攻陷巴黎专门写了一个合唱曲,名字为《大功告成》。贝多芬的这些即兴发挥的作品为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时期的形象被当时的木刻画和一个脸模记录了下来。这幅木刻画是布莱休斯。赫弗尔根据弗朗瓦尔。勒特罗纳的素描制作的。那个脸模则是弗雷茨。克莱恩于1812年在贝多芬的脸上拓出来的。木刻画和脸模形象地表现了贝多芬当时的形象。他紧咬着牙床,雄狮一般的脸上表现出愤怒的痛苦的表情,整个脸部显示出一种超强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足可以与早年拿破仑的意志力相比美。贝多芬甚至在谈到拿破仑的耶拿战役后的表现时说道:“很可惜,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擅长!不然的话,我肯定能打败他。”然而,贝多芬的战场不在现实世界之中。就像他在给弗朗斯瓦尔,德。布伦威克的信中写到的:“我的世界在天空中。 但是,继这光辉的时刻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最悲惨的时期。维也纳对贝多芬从来没有过好感。像他那种傲岸、自由不羁的天才,在这座轻佻浮华、瓦格纳深恶痛绝的城市里,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贝多芬没有放过任何可以逃离它的机会,将近1808年,他真切地想过要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维也纳充满着音乐的源泉。我们也必须实实在在地指出,维也纳始终有一些高雅的音乐鉴赏家,他们能感觉出贝多芬音乐的伟大,避免祖国因为失去这样的音乐天才而蒙受奇耻大辱。

1809年,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大公和另外两位亲王——洛布科维兹与钦斯基亲王,承诺要给贝多芬四千弗洛令作为年薪。这三位维也纳的贵族提出的惟一条件就是,贝多芬不能离开奥地利。惟一的条件是他必须留在奥地利。他们说:“由于一个人只有在不为衣食所虑的情况之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艺术,才能创作出崇高的作品为艺术争光,所以我们决定以此方法使路德维希。冯。贝多芬获得物质的保障,摆脱可能阻遏其天才发展的物质上的障碍。 不幸的是,结果并没有与承诺相符合。这笔年金并未足额付给,很快就又完全停止发放了。从1814年维也纳大会之后,贝多芬的性格改变了。社会开始轻视艺术而重视政治,音乐的氛围被意大利作风破坏了,时尚则完全倾向于罗西尼,视贝多芬为迂腐。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人,或散或亡。1812年,钦斯基亲王死了;1814年,李希诺夫斯基亲王去世了;1816年,洛布科维兹也死了。受贝多芬题赠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的拉梅莫夫斯基,1815年2月举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同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弗。冯。邦洛伊尼闹翻了。从此,他形单影只了。他在1816年的笔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独无依地活在世上。” 他的耳朵由重听变为全聋。自1815年秋天起,他同剩下的那些人除了用笔交流之外没有其他方式交往。最早的谈话笔记是1816年的。大家都知道申多勒关于1822年《菲岱里奥》演奏会的那痛苦的叙述。贝多芬要求由自己来指挥总排练……但是,从第一幕的二部起,他却明显地已经完全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了。他的指挥棒明显地要求乐队减缓演奏;乐队看到他的指挥,于是跟着减慢演奏,但是,歌手们却按照训练时的速度,自顾自地超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演奏都乱了套。往日的那位乐队指挥乌姆劳夫提议休息一会儿,但并未说明原由;同歌手们交谈了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同样的混乱再度出现。不得不再次停下来。非常明显,这场演出已经不能在贝多芬的指挥下继续。但是,怎样让这位音乐大师知道这一实情呢?谁也不忍心去直接打击他:‘走吧,这里不再需要你指挥了,可怜的家伙。’贝多芬茫然不知所措,他东张西望,烦躁而焦急,努力地想从不同的表情中看出点儿头绪来,但大家全都默不作声。“终于,贝多芬意识到了什么,他厉声地唤我过去。当我走近他的身旁时,贝多芬把他的笔记本递给我,示意我写。我写下了下面这句话:‘我恳求您别继续指挥了,回去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贝多芬猛地一下跳到下面,冲我嚷叫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来;进门以后,他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呆到晚饭时间。饭桌上,贝多芬一言不发,一副痛苦不堪、颓丧无力的样子。晚饭后,当我起身告辞时,他挽留我,向我表示他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里。我俩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耳疾方面颇负盛名的那位医生……“在我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见到过有哪一天能同十一月里这致命的一天相比拟的。他的心坎里受到了致命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不曾忘记这个可怕场面的印象。很显然,贝多芬已经无法及时了解现场观众的感受了。两年后,1824年5月7日,贝多芬在指挥(或者不如按节目单上所说,“参与音乐会的指挥”)《第九交响曲》时,全场向他发出的一片喝彩声,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见。直到女歌手中的一位拉着他的手,让他转向观众,他这才突然看见观众全体起立,挥舞着帽子,为他鼓掌。——一位美国旅行者罗素1825年看见过他弹钢琴,说当他想表现柔和的节奏时,琴键没有发出任何响声,人们只能看到他那激动的表情和不断抽搐的手指,那种静寂之中的场面,让人伤感。自从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听不见之后,贝多芬把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离群索居,惟有大自然能带给他一点儿慰藉。特雷兹。德。布兰维卡说:“大自然是他惟一的知音。”它是他的避难所。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罗德说他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地喜爱花草、云彩、自然的人,他似乎依靠着大自然活着。贝多芬写道:“我是世界上最珍爱田野的人……我对树的感情,比对人的感情还深。”贝多芬在维也纳时,每天都会沿着城墙走一圈。他在乡间的时候,也经常从早到晚在外面散步。不论天晴还是下雨,他都不间断。甚至连帽子都不用戴。他经常说:“上帝啊!我在树林里,感觉到自己好快乐。我感受到每棵树都在传递着你的话语。你是多么灿烂啊!树林里,山丘上,到处都是可以供你指挥的静谧。贝多芬这种精神上的焦虑从大自然中找到了慰藉,但是他却被现实生活中的金钱的忧烦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可我还得装出一副不缺衣少食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道:“我是在紧迫的情况下写成了第一百零六号作品。这种为了获得面包而不得不进行的创作,对我来说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斯波尔说他经常出不了门,因为鞋子已经裂开了口子。 贝多芬欠出版商很多债,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靠出售作品几乎得不到多少钱。贝多芬的《D大调弥撒曲》预订时,总共只有七个人,而且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在每支精品曲上花费了三个月的劳动,但是得到的酬劳却只有三四十个杜加。有一次,他应加利钦亲王的要求,为他创作了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在创作中,贝多芬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并写成了这部也许是最深邃的作品。然而,加利钦亲王却没有付给他任何报酬。

生活的艰难与事业上的挫折让贝多芬饱经辛酸。在日常生活的窘境中,在没完没了的官司里(或因索取别人答应他的津贴,或因要保留对侄子——他兄弟于1815年因肺结核死去后留下的儿子——的监护权),贝多芬熬得油尽灯枯了。

贝多芬把心中溢满的温情全都倾注到了这个孩子的身上。这又是在折磨自己。在这种困境之下,似乎有一种慈悲在费心地、不断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难,以使他的才气不乏营养。——一开始,他必须同不配做母亲、又想夺走小查理的弟媳争夺这个孩子。贝多芬写道:“啊,上帝,您是我的保护伞,是我可以依靠的城墙,是我的避难所。你可以明白我内心深处的渴望,你知道我的痛苦,我不得不与那些争夺我的查理的人斗争,我不得不接受那痛苦的煎熬。听听我的呼唤吧,我不知如何称呼的神明呀,接受你的造物中最不幸的造物的热烈的祈祷吧!请你拯救我吧,上帝!全人类都把我抛弃了,因为我不愿与现实生活中的不义妥协!请您接受我的乞求吧,至少在将来,让我能和我的侄子查理生活在一起!……啊,命运如此残酷,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我的不幸,何时才能结束?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个被强烈爱着的侄子,表现得配不上他伯父的信赖。贝多芬给他的信充满了痛苦和愤懑,如同米开朗琪罗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但更加天真,更加动人:生活对我如此苛刻,难道我就不能逃脱噩运吗?难道我还得再一次得到最卑劣的无情无义的回报吗?好吧,如果我们之间的纽带应该断裂的话,那就随它去吧!所有公正的人知道之后将会恨你的……如果你觉得上天把我们连在一起会让你受到不堪忍受的约束,那么,我将以上帝的名义,——但愿一切均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把你交给上帝;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可以站在最高审判者的面前了……“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好好地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尤其是像你这样被惯坏了的孩子;你对我的虚伪非常严重地伤害了我的心,这种伤痛让我很难忘记……上帝为我作证,我只幻想着远远地离开你,远离这可怜的兄弟,远离这丑恶的家庭……我再也不愿意相信你。”贝多芬在信尾签上名:“你不幸的父亲——或许不是你的父亲会更好。虽然贝多芬在说那番话的时候已经斩钉截铁,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像一位慈父一样心软,他在接下来的信中写道: “我最疼爱、牵挂的儿子!——咱们之间无需再用过多的语言来沟通了——你回到我的怀抱中来吧,我将以跟以前一样多的爱来接受你,在我这里,你将听不到一句恶言恶语……关于如何安排你的将来,我们将友好地商量。——我以信誉担保,绝无责备的言辞!在亲人之间,不需要责备。我会给你全部的疼爱和最亲切的帮助。——来吧——来到你父亲那忠实的心坎里。——贝多芬。——不要犹豫,一接到信就马上回家来。”(在信封背面,他用法文写道:“如果你不理我,简直就是置我于死地。”)为了让侄子回心转意,贝多芬甚至转为哀求的语气:“不要撒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我以自己所有的爱来关心你,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你的身上,如果你对此不以为然,以虚伪来回报我,你的做法是多么地自私、无情啊!……别了,不曾生你的但却抚养过你,并为你的智力发育竭尽了心血的人,以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底里求你走上善良和正直的惟一的大道。你忠诚的好父亲。 贝多芬一心希望把这个颇有天赋的侄子指引到上大学之路,但是,尽管贝多芬替侄子的未来做了诸多打算和憧憬,他的侄子查理却对这些计划无动于衷。查理坚持自己的想法,选择去做一个商人,而贝多芬不得不答应。在生意的过程中,查理迷恋赌博,他出入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人们常常认为,在他人伟大的情操影响下,可以成就非凡的人生。但是,贝多芬的伟大情操非但对侄子毫无益处,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恼恨,促他反抗,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查理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将所有的一切都归咎于贝多芬。他说:“我变得更坏了,因为我伯父要我上进。”由这句话可以看出,他那可耻灵魂深处的叛逆。

尽管贝多芬对他百般宽容、耐心引导,但是都没有能改变查理的品行。1826年夏天,查理竟然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有死成,这一枪却造成了贝多芬永久的心病,他始终未能从这个可怕的打击中摆脱出来,差点儿为此送命。查理的伤治好了,但是,他却一直折磨着贝多芬。甚至连贝多芬的死他也有一部分责任。贝多芬在临死前,他牵挂珍爱的侄儿不在身边。在那之前,贝多芬在给查理的信中还写道:“上帝对我还是有所牵挂的。因为他留下一个可以为我送终的人。”——但是,最后为贝多芬送终的却不是他思念的查理。贝多芬在这个忧伤的深渊里,却谱写出了充满对欢乐的希望的音乐。一直以来,贝多芬都规划着自己的音乐历程。从1793年在波恩时开始,贝多芬就按计划进行音乐创作。他一直想要创作一部歌颂欢乐的乐曲,并希望把它作为所有大作的终曲。在后来的创作中,贝多芬不断探索,怎样把歌颂欢乐的形式穿插在作品中。但是,他一直没有拿定主意。即使在《第九交响曲》中,他还是在犹豫,下不了决心。直到最后一刻,贝多芬还准备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值得注意的是,《第九交响曲》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题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题名为《以欢乐颂为终曲的合唱交响乐》。从这一点看来,《第九交响曲》可能差一点儿就有了另一种结尾。直到1823年7月,贝多芬还在探索把《欢乐颂》放进交响曲的方法,他甚至打算用乐器演奏来作《第九交响曲》的终曲。这种尝试没有结果。他考虑再三,还是把乐器演奏放到了第一百三十二号作品之中,放到了那个四重奏之中。切尔尼和森雷特纳甚至肯定地说,在演出(1824年5月)过后,贝多芬都没放弃这一想法。

贝多芬的这一计划在实行的时候有很大的难度,因为这需要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从贝多芬的稿本上看出,这种技术难度是很难驾驭的。为了在作品的其他段落引进合唱,贝多芬作了很多的尝试,甚至想以别的方法来代替。在柔板的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加在这里会很合适。”但是他下不了狠心同他忠实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突生一个念头时,我就听见一种乐器在弹奏它,而从未听见人的歌声。”因此,他总是尽量延后使用声部,甚至不仅把终曲的吟诵,而且把欢乐的主题全都交给器乐来演奏。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贝多芬必须更深一步地去了解这些延后和犹豫,其中的原委更加地深刻。但是,尽管这个任务很难,贝多芬却总是倾尽心力去思考解决的方法。他始终都渴望着讴歌欢乐之美,但却总是受到忧愁折磨;他年复一年地延后这个任务,他不断地被卷入激情的漩涡,为忧愁所苦。 问题的解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到那时候,他才如愿以偿。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啊!当欢乐的主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乐队突然中止。突然间,寂静一片,寂静的氛围带来了一种神秘的氛围,这使得歌唱的气氛也变得神圣。的确应该这样:神圣就是这部乐曲的主题。欢乐从天而降,包裹在超自然的平静之中。它用轻柔的气息抚慰着痛苦,欢乐悄悄渗入康复的心灵之中,开始的接触十分温柔,致使像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因看到他那温柔的双眼而很想流泪”。当主题随后进入声部时,首先表现的是低音部,整个音乐情调带着一种严肃,但有点儿压抑。渐渐地,欢乐更多地渗入,它征服了每一个人。这是一种征服,是一场对痛苦的战斗。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所有令人震颤的乐章,男高音热烈而急促的歌唱,就像浩浩荡荡的大军,让听众感受到贝多芬的气息,感应着他的呼吸节奏,仿佛听到他发自内心的呼喊,看到他在田野间纵马奔驰,一边还在思考着作曲,激动狂放,如痴如醉,这种状态就像老国王李尔置身于雷雨之中。随之而来的便是欢乐的顶峰,那是宗教的陶醉,爱的狂欢,神圣的狂欢。在一片吹呼声中,人类伸开双臂,拥抱苍穹,迎接欢乐。欢乐融入人们心中。 伟大的作品终于震撼了平庸的听众。一刹那,连维也纳的轻浮也受到了震憾。当时,维也纳完全被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一统天下。忧伤受辱的贝多芬想去伦敦定居,并想在那儿演出《第九交响曲》。这一次的情形仍像1809年那样,贝多芬几位高贵的朋友再一次恳求他,请他无论如何不要离开自己的祖国。 这些朋友劝贝多芬说:“我们知道您写了一部新的圣乐曲,您在其中表达了您深刻的信念所启迪您的那些情感。渗透着您那伟大心灵的超自然之光。另外,我们也了解到,您在原来创作的伟大的交响曲的基础上,又新作了一部伟大的乐曲……您最近几年的隐遁生活,使所有曾经关注你的人怅然若失。大家都痛苦地思考,为什么当一种外国音乐在设法侵占我们的舞台的时候,当外国人试图把德国的本土艺术作品逼得无人问津的时候,您这位德国人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人物却沉默不语?……德意志民族期待着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荣光,期待着有人能够并不顾当今的形势而创造出一种真与美的时代,我们都认为,这一重任只有您能承担……但愿您能让我们很快了遂心愿……但愿仰仗您的天才,未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世界,会加倍地鲜花盛开!”这些言词恳切的信说明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不但是在艺术方面,而且是在道德方面,享有多大的威望。他的崇拜者们为颂扬他的才华而想到的第一个词儿,既不是学术,也不是艺术,而是信念这两个字。朋友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贝多芬,他对音乐、对艺术的责任感使他又一次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演出非常成功,几乎是盛况空前。当贝多芬出现时,观众们掌声不息,连续了五次;在这个讲究礼仪的国家,即使是皇族驾临,习惯上也只是三次鼓掌礼。交响曲引起了一阵狂热的骚动,狂热程度竟然惊动了警察,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有许多人当场哭了起来。音乐会后,贝多芬因为过于激动而晕了过去。贝多芬被抬到申多勒家,昏昏沉沉地和衣躺着,整夜未吃未喝,直到第二天早晨。 但是,这种胜利只是短暂的昙花一现,并没有为贝多芬带来更多的收益。音乐会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物质财富,他的窘迫的生活状况也毫无改观。他贫病交加,孤立无援,——但他却是个战胜者:——人类平庸的战胜者,他自己命运的战胜者,他的苦痛精神的战胜者。“义无反顾地选择牺牲,牺牲你人生的愚钝,为了艺术!这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上帝!”

贝多芬终于抓住了他的人生目标,他已经抓住了欢乐。但是,他是否会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逗留?——当然,他还会不时地跌落到往日的忧愁与伤痛之中。在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他的音乐中充满着怪异的阴影。 然而,《第九交响曲》的胜利似乎已经在他身上留下了光荣的印记。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克里尔巴泽的《曼吕西纳》谱的曲子、为科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谱写的音乐,还有《大卫和扫罗的圣经清唱剧》。这些后来创作的乐曲都显示出贝多芬的思想倾向于德国古代的大师们的强劲的宁静:巴赫和亨德尔,——而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的明媚,倾向于法国南部或他梦想游历的意大利。

1826年,贝多芬见到施皮勒大夫,施皮勒说他脸孔变得容光焕发了。同一年,当克里尔巴泽最后一次见到他时,贝多芬鼓励这位颓丧的诗人振作起来。克里尔巴泽说:“啊!如果我能有您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意志的话就好了!”世事艰难,专制政治的反动压迫着人们的思想。克里尔巴泽叹息道:“审查制度杀害了我。如果你想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去北美洲。” 但是,对于意志坚定的贝多芬来说,没有任何权势能够束缚住他的思想。诗人库夫纳在写给贝多芬的信中说:“文字被束缚住了,但幸好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这也许是当时德国思想界惟一的自由之声。贝多芬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常常提到自己必须履行的职责,并且决心利用自己的艺术为那些“被压抑了的可悲的人类”、“将来要主宰世界的人类”而斗争,让人类苏醒,给人类以勇气,为人类造福,斥责人类的懦弱。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在我们这个缺乏自由的时代,我们需要用坚强的心灵之音,去鞭策那些可悲的人们。”对于这一点,米勒医生深有感触。他在1827年说:“贝多芬对政府、对警察、对贵族都毫不畏惧,他总是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即使在公众面前,他也毫不掩饰。警方知道他的性格,他们把贝多芬的批评和讥讽当作无伤大雅的梦呓,努力容忍这位光芒四射的天才的愤世嫉俗,对贝多芬的言辞不闻不问。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什么力量都不能使贝多芬屈服。在最后几年里,贝多芬无视于创作条件的艰难,他所写的音乐带着一种嘲讽的、傲然而欢快的、蔑视的全新特点。在贝多芬死前四个月创作的乐曲中,1826年11月完成的最后一段,第一百三十号作品的四重奏的新的终曲,节奏非常轻快。确切地说,这种轻快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那一种。乐曲中时而是莫切特斯说的那种嬉笑怒骂,时而又是战胜了无数苦痛之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从整部作品看来,贝多芬俨然就是一位战胜者。他简直就不相信死神。 然而,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死神的降临。1826年11月末,贝多芬受凉了,并由此而引发了胸膜炎。当时,他正在为侄子的前程而四处奔波,他冒着隆冬严寒,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却终于病倒在维也纳。这是一场命运的劫难。当时,贝多芬的朋友都身在远方。贝多芬让他的侄子替他去请医生。病情紧急,而对贝多芬漠不关心的侄子却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直到两天之后,侄子才想起要为贝多芬请医生这件事。医生来得太晚了,而且诊治得马虎潦草。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贝多芬饱受病痛的折磨,他那运动员似的体魄在奋力抗争着。1827年1月3日,贝多芬立下遗嘱,把他视为爱子的侄子立为正式的继承人。在这一段时间,贝多芬经常想到自己莱茵河畔的朋友们,他给维卡洛写信说:“……我多么想同你聊聊!但我身体太虚弱了。我什么都不行了,只能在心里吻你和你的洛恩。”(注:洛恩为维卡洛夫人的亲密称呼。)贝多芬的贫穷几乎伴随了他一生。在生命的最终时刻,如果没有几位英国友人的慷慨解囊,他的贫穷、苦难几乎会让他无法解脱。

久经磨难,贝多芬在弥留之际变得很温顺,很有耐心。1827年2月17日,他经过三次手术,等待第四次手术时,他躺在床上安详地写道:“我耐心地在想,任何病痛都应该随之带来一些好处。 贝多芬最后得到的这个好处便是永远的解脱,正如他临终前所说的“喜剧的终结”,——我们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悲剧的终结。 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在一场大雷雨中,在轰天雷鸣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合上了眼睛,令人尊敬的贝多芬!有无数的人曾经赞颂过他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贝多芬并不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但是,他是当代艺术中最勇敢的力量。对于受苦和奋斗的人们来说,他是最伟大和最好的朋友。在世界遭受劫难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忧伤和无助,这时候,贝多芬就会主动跑到我们身边来,他就像坐在一位服丧的母亲身边,静静地坐着,用他的钢琴上弹出一曲隐忍的悲歌,抚慰着那颗痛苦的心。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当我们精疲力竭而毫无效果时,我们能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感受到坚定的意志和信仰,获得勇往直前的力量。 贝多芬的身上散发出的一种勇气、一种斗争的幸福、一种感到与上帝同在的陶醉,这种勇气、幸福的感觉随着音乐传递给每一个听众。在音乐中,贝多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同大自然沟通交融,他从这种沟通中汲取了深邃的力量。克里尔巴泽在谈到贝多芬时说:“他一直向自然境界中走去,把自己的艺术与自然中的野性和古怪元素结合起来,甚至达到了一种使人畏惧的境界。”他的赞赏中带有某种胆怯。舒曼在谈到《第五交响曲》时说:“虽然我们常常听到它,但是每一次再听的时候,它仍然对我们有一种不变的威力。这种威力就像自然现象一样,虽然一再产生,但始终让我充满着惊愕和恐惧。”贝多芬的好友申多勒说:“他攫取了大自然的精神。”——这是真的,贝多芬拥有一股大自然的力,一股原始的力与大自然其余成分之间的交战,由此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景象。贝多芬的一生就像是一个雷雨天。——一开始的时候,是明媚清亮的早晨,伴随着几丝无力的轻风。但是,在那静止的空气里,已经能感受到一种隐隐的威胁,一种暴风雨可能来临的沉重。突然间,天气大变,大片的乌云席卷而来,雷电交加,沉闷的天空中夹杂着可怕的声响,在这一阵阵狂风怒号中,《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奏起。但是,整个白昼的清纯的主旋律没有遭受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忧伤中仍然保留有一线希望。然而,从1810年以后,这种带有希望的心灵的平衡被打破了,光线变得光怪陆离。人们看着一些最清晰的思想,如同看着一些水汽在升腾;这些水汽散而复聚,以它们那凄惨而古怪的骚动笼罩着人们的心;欢乐的希望已经不再贯穿始终,而是在雾气中浮现一两次之后,便完全消失;只是到曲终之时,才会在一阵狂飙之中重新出现。快乐也不再单纯和纯粹,它具有了一种苦涩而犷野的特点。在这一段时间,贝多芬所有的情感中都掺杂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夜幕渐渐降临,雷雨仍在聚集。浓密的乌云蓄满闪电,黑压压地直压下来,挟带着狂风暴雨。这时,《第九交响曲》产生了。——骤然间,在疾风暴雨之中,被严实笼罩的黑夜裂开一道口子。黑夜被从天空中驱走,在强烈的意志力作用下,人间又呈现出白昼的明媚。在一般情况下,有什么样的征服可以与意志和自然之间的较量相媲美?波拿巴的哪一次战役能达到这样激烈?奥斯特利茨(拿破仑1850年大获胜利的地点)哪个地方哪一天的阳光能达到这种超凡的光荣?谁曾经获得过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最辉煌的胜利?

贝多芬,这个贫困、残疾、孤独、痛苦造就的不幸的人,这个世界从来没有馈赠给他以欢乐的人,他却倾尽全身心力量,创造了最伟大的欢乐的力量,并把这种威力带给世界!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一句豪言壮语,他是以自己的苦难来铸就世人的欢乐。这句话浓缩了他的一生,并成为一切勇敢的心灵箴言: “用苦难铸就欢乐。”

——181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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