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族复仇也是一种古老的战争习俗，在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中都很流行。原始社会的人们生活在狭隘的氏族、部落范围内，个人的安危依靠氏族，氏族内部则必须实现团结一致。他们认为受污辱是全氏族的事情。对一个氏族成员的污辱，即是对整个氏族成员的污辱。流一个氏族成员的血等于流全氏族的血。氏族的所有成员都负有为污辱进行复仇的责任；复仇像结婚和财产一样，都是集体的、共同的。
解放前我国的怒、佤、景颇、傈僳等民族中，不同村寨之间常由各种原因结怨，从而引发民族内部村寨间的血族复仇。景颇族称为鄂吉沙（意思是武装抢牛）的，就是血族复仇的习俗，人们刻木记仇，如果甲寨杀了乙寨一个人，或拉了乙寨一头牛，乙寨便把这件事刻在木头上，一有可能便进行报复。他们打进仇家寨子，杀一个人，拉一头牛进行报复，同时还抢掠其他财物。回寨以后，举寨庆祝复仇成功，并把记载仇债的木刻削掉以示了结。如果是严重的仇恨，就无限制地进行烧杀抢掠，甚至把仇寨的全部男子杀死，把妇女抓回去做妻子。①
血族复仇，以敌我血战的激烈手段，强化和巩固部落的集体荣辱观和爱憎感，在大生大死的情感起落中，培养氏族精神和悲壮意识。同时，为了警告人们敌人来犯和召唤人们出发征战，在血族复仇中，鼓的使用成为必要。木鼓曾在许多原始氏族中运用。鼓声以其传递迅速，声音激越，被广泛用来报警和召集群体。佤族的木鼓甚至被他们视为神物，它本身有固定的鼓点用于警报战争，而且还享用猎头祭祀，供奉人头给它。佤族人甚至认为，木鼓是创世纪以来就伴随着佤族人同在的，它成了民族的象征。木鼓还享有木鼓房以供存放。鼓的起源大概
①参见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
都应做如是观。难怪隆隆的鼓声总能给人一种激烈的刺激，使人亢奋，使人威武，产生雄壮的审美意识。鼓声之后，将是一番血与火的厮杀。无怪乎，我国古代战争中常有“一鼓作气”的描写；无怪乎，侗族要将鼓楼造得那般奇特、雄伟、精美、神圣；无怪乎，众多民族有木鼓、皮鼓、铜鼓的文化和艺术。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战争性质由血族复仇转变为掠夺财产。战争日趋经常化了。随着战争的频繁的发生，由原来的酋长负责指挥作战已经不适应了，于是出现了专职的军事首领。是时的人们，“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光荣的事情”①。有时候是某个军事首领率领人们反败为胜，从而救全部落于水火之中，他于是成为民族英雄。
从文学传说的史料分析，原始社会后期，曾有一些著名的部都落联盟出现，它们之间发生过多次战争，其中一些在历史上颇为有名。在黄河流域有炎帝、黄帝集团，南方有三苗集团，东方有少皞—蚩尤集团。《国语·楚语》：“少暤之襄也，九黎乱德。”《史记·五帝本纪》也载：“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又日：“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些都反映了原始掠夺战争的频仍。
《史记．五帝本纪》还根据传说记载了三苗等战败远迁的历史：“三苗在江滩汇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言；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三苗被许多史家认为就是今天苗族的先民。在苗族的古歌里，有几部著名的古歌，其中都记载和讲述了祖先迁徙的历史。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我国古代民族大征战中，著名的还有共工与蚩尤的战争。这次战争是由“蚩尤从东向西发展，夺取了共工部落的土地，共工氏‘振滔洪水’危害了夷人部落的利益，双方利益冲突，爆发了激烈战争”①。结果以蚩尤集团胜利而告终。
黄帝和炎帝集团曾经联盟与蚩尤大战于涿鹿，蚩尤战败被杀，史称“涿鹿之战”。
以后黄帝和炎帝又爆发战争，大战于“阪泉之野’’，最后黄帝集团获胜，史称“阪泉之战”。
古代战争，失败一方，要么是被消灭，要么是被迫逃亡迁徙。这个时候传唱开来的迁徙史诗，大多弥漫着一种悲壮之美。迁徙史诗的创造并流传是失败部落远离家园时为了让后人记住生养之地，记住惨烈的战争和屈辱的失败，同时又要激励人们的复仇精神和开拓新疆土的勇气的产物，因而，它又蕴含着一种奋进不息的进取精神。由氐羌而演变为今天的羌族的史诗中，就有这个民族南迁的全过程的描述。古代巴人也是在战争之后由北南迁并与当地居民融合成今天的土家族。在土家族大型祭祀中，有一种摆手歌和摆手舞，不仅唱叙民族迁徙的路线、历程，还直接用大型集体舞和从迁移行为中提炼出的动作进行迁徙模拟，这种摆手舞甚至成为土家族最具民族性的舞蹈动作。
取得胜利的战争同样为古代人们讴歌、纪念和赞颂。领导部落取得战争胜利的军事首领成为民族英雄，因而也是英雄史诗的主角。盛行于世界各地民族中的英雄史诗的起源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掠夺战争日益频繁发生的时代。
①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l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山海经·海外西经》日；“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刑天可以算得上古代失败的英雄了，他的失败，是英雄的失败，几千年后人们都对此崇敬不已。“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难怪陶公的诗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
由于黄帝有以上赫赫战功，黄帝和他的子民们在各种传说中被不断英雄化。有的说黄帝创造了车和船（《汉书》），有的说他铸造了几面大镜子（《黄帝内经》），又说他教人民盖屋子来居住，以避风寒（《新语》），又说他发明了煮饭的锅和甑子（《古史考》），又说他制造了弩这种武器（《古史考》），又说他发明了踢毯的游戏（《刘向别录》），又说他叫那个四双眼睛的苍颉发明了文字（《淮南子》），叫伶伦制作了乐律（《吕氏春秋》），叫大挠制定了甲子（《路史》），又叫雷公和岐伯写了医书（《帝王世纪》），等等。①黄帝的英雄形象，已经初具英雄史诗人物造型的雏形，只是由于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浪漫情调的传说被历史化，才没有从中生长出具有高度文学性的英雄史诗来。
然而，在华夏周边的古代民族那里，英雄史诗继续蓬勃发展起来，至今还有丰富的文化遗存。
有一百多万行一千多万字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就是对原始战争审美的产物。这部史诗大部分写的是战争，从降妖伏魔一部起，到降伏十八个大宗，七个中宗，四个小宗，都是战争，同时在描写战争的过程中，全面地反映和描述了古代藏族部落联盟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愿望、道德、风尚等
①参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中华书局1960年版。
等。史诗中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有为国捐躯的壮烈颂歌，有失去亲人的悲痛泣诉，塑造了以格萨尔为中心的藏族英雄群像，至今还传唱不衰，深远而长久地感召着藏民族壮美精神和对崇高的审美追求。
蒙古族的先民以威武剽悍、英勇善战著称，他们的史诗《江格尔》中英雄江格尔是“人民崇高的希望”。
柯尔克孜英雄史诗《玛纳斯》说玛纳斯出生时：“他有饿狼般的胆量，／他有雄狮般的性格，／他有巨龙般的容颜，／他有不凡的相貌，／他会成为一个狮子般的英雄啊！”
我国赫哲族是人口最少的民族，但史诗却多达几十部，这些史诗都是反映部落与部落之间因争城夺寨而进行的战争。
纳西族的《东巴经》中用原始文字保存了该民族的英雄史诗《黑自争战》、《哈斯争战》等，通过战争隐喻光明战胜黑暗，善良战胜邪恶的社会理想。
傣族的史诗《相勐》、《嘎兰西贺》突出了主人公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的崇高品质，表达了古代傣族人民对和平、幸福生活的追求。
马克思认为史诗是艺术的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从叙事艺术的美学特征分析，有如下原因：①自觉地塑造典型人物；②生动全面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⑧有高超的叙事技巧，情节生动曲折；④深刻地发掘了战争中蕴藏的生与死、善与恶、和平与动乱、刚勇与懦弱、机智与愚钝、个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爱与恨等对立因素的命运撞击给人类生活与心理的巨大影响；⑤从战争的胜负中提炼出壮美与悲美的审美情绪和境界；⑥在美学理想上首次实现了个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信仰活动领域的审美萌芽
原始人的信仰活动在原始时代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的，原始信仰是原始思维最生动的形式之一，也是人类审美意识萌发的温床和土壤。原始思维的特征是区别于现代人类理性思维的，更接近于现代人类的艺术思维。原始思维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感觉能力强，概括能力弱；互渗思维能力强，理解思维能力弱；集体意识强烈，个体意识薄弱。至于说到原始信仰亦即原始宗教思维的特征与原始艺术思维比如神话思维特征的相似，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两段有关论述。恩格斯说过：“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①而马克思在谈到神话时，指出过它的思维特征是经过幻想的“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任何神话都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②原始宗教是从错误的、原始的观念中产生，所谓“错误的”，也就是因果关系张冠李戴和认识不准确，如图腾崇拜将人的起源归根于某种动、植物，又如灵魂不灭、万物有灵，还如巫术观对虚构和模拟的实效的夸大等等，莫不是这一类；所谓“原始的”，也就是前述重感觉、行互渗、求集体性的特征。说到底原始宗教思维的特征也是形象化的，是幻想的，是想象的，因而也是与原始艺术（神话）思维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原始思维的出现，是根据古人类化石遗址中的文化现象推断出来的，与人类最早的葬俗有密切关联。原始意识在它一开始萌生的时候，是可以等同于原始信仰思维或活动的。在我们前述各节，我们也常常引用诸种艺术中常见的信仰活动，以为佐证。在考古研究中，一些学者就是完全依赖史前岩画而解读原始宗教的。可见这二者已“互渗”到什么紧密程度了。从信仰活动中寻找审美发生的线索和轨迹，意义并不下于其他领域的探究。
一、万物有灵与审美思维
万物有灵论是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的。他认为人类最初信仰精灵，认为世上万物无论动物、植物或其他物质都有精灵，人死后的鬼魂也是精灵的一种。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万物有灵，是从人类自身的梦幻中引申出来的，是“自然的人化”的初级形态。恩格斯是这样描述的：“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①从旧石器中期出现的人类埋葬死人的行为中，可以印证这一点。我国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经为死者放置赤铁矿粉末，随葬石珠、骨坠、有孔兽牙等饰物。仰韶文化发现带孔的瓮棺，这些孔就是供死者灵魂出入之用的。同样，自然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界也是如此，它们也有灵魂，而且被原始人按照人类的生活，在人格化的基础上给予神化。比如巨石崇拜就是远古文化遗存，又普遍见于近世原始部落，有的是崇拜天然巨石，有的崇拜象形巨石，有的崇拜人为巨石。
神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众多的自然之神，有日神、月神、天神、水神、火神、山神、树神、风神、雷神……等等，它们大多有人一样的性格和形象。珞巴族的太阳就是一位女神，鄂伦春人的山神则是一位老人。
对兽灵的崇拜，一方面表现在原始岩画、雕刻、彩陶、雕塑等遗物中有大量独具意味的动物造型，如大汶曰出土的狗鬹、太平庄出土的鹗鼎、梅堰出土的海兽壶等；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兽头的审美。我国门巴、藏、哈尼、羌、彝、傈僳、佤、拉祜、怒、独龙、珞巴、僜人等人都盛行过在家中悬挂野兽头骨或牛头等。僜人就以悬挂牛头为美，谁家中牛头挂得多，就说明谁家富有。珞巴族为祈求狩猎丰收要专事祭祀居室里悬挂的野兽头。《山海经》中的浪漫笔触也多有原始信仰的痕迹，有学者特意指出：“我国古籍《山海经》反映了古代居民的宗教信仰，是一部集中反映万物有灵论观念的作品，它把海、湖、山、泽、鸟、兽通通说成是有灵感的，并且把人间的自然灾害如旱、涝、风、瘟及社会动乱说成是万物之灵故意安排的结果。”①例如其中描写有：
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
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①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
又东二百里日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日女尸，化为茗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
又北二百里日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啄、赤足，名日精卫。其名自谈是炎帝之少女名日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①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万物有灵是神话的思维基础和思维模式，说到底也是最原始的审美思维。它具有形象化、拟人化的特征，由于将人类自我和社会投影到自然万物，必然会由此而发生变形、夸张，而产生比喻、象征。所有这些，至今还是重要的审美原则和艺术方法。
二、图腾与审美
图腾崇拜是氏族时代的产物，它给予人类以深刻的影响，而且造就了一个图腾文化的历史时期。图腾思维将万物有灵进行了全面丰富和深化，把人的意识、人的精神更加鲜明地张扬开来。在图腾关系中，人类与世界仿佛具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这表面上似乎是弱化了人格，实则在深层心理上是强调了人的群体性和群体区别，以确保性关系的进化，从而使人种优化。以此为社会基础，图腾思维全面营造了氏族的艺术活动和审美趣味，实现了多样统一的审美精神。
图腾崇拜广泛见于我国古代氏族存世的文化信息之中。
在考古发掘中，一些与艺术有关的器物中可发现明显的图腾痕迹。如河姆渡文化中的象牙雕刻中常有的鸟形图案，西安半
①《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