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我又参加了工作。我推荐了达夫为设计委员，达夫挈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我们也居中调解过。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后来他们到过常德，又回到福州，再远赴南洋，何以终至于乖离，详细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不可收拾了。
达夫到了南洋以后，他在星岛编报，许多青年在文学上受着他的熏陶，都很感激他。南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新加坡沦陷，达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说他已经牺牲，有的人说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确实可靠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达夫的一位公子郁飞来访问我，他把沈兹九写给他的回信给我看，并抄了一份给我，他允许我把它公布出来。凡是达夫的朋友，都是关心着达夫的生死的，一代的文艺战士假使只落得一个惨淡的结局，谁也会感觉着悲愤的吧？……
看到这个“凶多吉少”的消息，达夫无疑是不在人世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像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普通一个公民，国家都要发动她的威力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我现在只好一个人在这儿作些安慰自己的狂想。假使达夫确实是遭受了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的屠杀，单只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来上绞刑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
实在的，在这几年中日本人所给予我们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但就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在我们的朋辈中，怕应该以达夫的牺牲为最惨酷的吧。达夫的母亲，在往年富春失守时，她不肯逃亡，便在故乡饿死了。达夫的胞兄郁华（曼陀）先生，名画家郁风的父亲，在上海为伪组织所暗杀。夫人王映霞离了婚，已经和别的先生结合。儿子呢？听说小的两个在家乡，大的一个郁飞是靠着父执的资助，前几天飞往上海去了。自己呢？准定是遭了毒手。这真真是不折不扣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达夫的遭遇为什么竟要有这样的酷烈！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
1946年3月6日
郁达夫与沈从文
沈从文是湖南凤凰县人，从小就聪明顽皮，当年父亲在外当兵，他的顽皮给母亲带来不少的烦恼。小学毕业后，14岁的沈从文就被母亲送到当地的军队当了兵。不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波及他所在的湘西，受到五四精神的洗礼，他决定离开军队，到北京寻求升学深造。
当时的北大吸收不注册的旁听生，沈从文到北大听课。可是没有文凭找不到工作，他便报考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系，但因成绩太差没能如愿。为了生计，他只得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里，学习写作，决心闯入文坛，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来说，练笔之作往往是不被重视的。他非常苦恼，就在1924年的11月给在京的几位知名作家分别写信，表述自己的苦恼和艰难处境。当时正在北大任教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读到他的来信。就于11月13日午后冒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到酉西会馆看望了他。屋子里没有生火，寒气刺骨，沈从文正在屋里裹着棉被写作。郁达夫见他冷得瑟瑟发抖，就将自己的毛围巾披在沈从文的肩上。郁达夫又问他吃过饭没有？沈从文很羞怯地告诉他，连早饭还没有吃。于是郁达夫带他到餐馆吃了一顿饭，结账时将剩余的三块多钱还给了沈从文。
在郁达夫的鼓励下，沈从文勤奋写作，于1924年12月22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篇散文诉说了一个文学青年的穷困和苦闷，写得十分动情，受到媒体的重视。这是沈从文的处女作。接着他又相继在《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逐渐被文坛所接受，同时也改变了他的艰难处境。到1926年和1927年他已经将自己的作品结集为《鸭子》和《蜜柑》，由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
郁达夫与刘海粟
艺术大师刘海粟于1939年12月到达印尼搞了一年画展，义卖收入超过30万盾，全部寄回贵州红十字会转给前方抗日将士。
在印尼画展期间，刘海粟接到星洲南桥筹赈总会副主席陈正谦先生邀请他去新加坡开画展的信，刘海粟的好友郁达夫当时在新加坡编辑《星洲日报》“晨星”副刊，也写信请他去，并告诉他，新加坡抗日气氛很浓，很适合搞赈灾画展。于是，刘海粟于1940年12月21日赴新加坡。
在郁达夫眼里，刘海粟是一位爱国艺术家。1941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郁达夫告诉刘海粟说，上海已完全沦陷了，刘海粟非常震惊。刘海粟对郁达夫说，他真想扛上枪同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郁达夫安慰他说：“艺术家以艺术报国，不扛枪也是抗日，你在南洋为抗日奔走筹赈，这和扛枪没有两样。”刘海粟的筹赈画展定于2月23日在中华总商会开幕，为了促使刘海粟画展成功，郁达夫先是在《星洲日报》上发表刘海粟学生叶泰华写的评价刘氏印尼画展的文章，高度评价了刘海粟“把力量贡献给国家”的精神。
接着郁达夫撰写了《刘海粟大师星华双赈画展目录序》，发表在2月6日的《星洲日报》上，郁达夫说：“在此地值得提出来一说的，倒是艺术家当处到像目下这样的国族危机严重的关头，是不是应丢去了本行的艺术，而去握手榴弹，执枪杆，直接和敌人死拼，才能说对得起祖国与同胞这问题。爱国两字的具体化，是否是要出于直接行动的一条路？……我们只要有决心，有技艺，则无论何人，在无论何地，做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这事情有一点效力发生，能间接地推动抗战，增强国家民族的元气与声誉，都可以说是已尽了他报国的义务……从这样的观点来着眼，则艺术大师刘海粟氏，此次南来，游荷属一年，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
刘海粟新加坡画展就是以爱国报国这种基调进行的。画展于2月23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开幕，爱国侨领陈嘉庚主持开幕式，郁达夫、胡坤载等出席。原定半个月的展期后来又延长了5天，义卖收入两万多元。刘海粟在一次讲演中大声疾呼：“吾人论人格，不以人为标准，以气节为标准。不论何人，凡背叛民族，不爱国家者，必须反对。气节乃中国人之传统精神！唯有气节，始能临大节而不可夺……有伟大之人格，然后有伟大之艺术。一个国家或民族，其人民如有不屈之人格与丰富之智慧，必能创造一切，必能强盛。”郁达夫非常赞赏刘海粟的坚强个性和民族气节。
郁达夫是1938年12月28日从香港乘船抵达新加坡的，他赴南洋也是为了宣传抗日，爱国的热情和洋溢的才华使他很快成为南洋文坛领袖。
郁达夫到新加坡后接编《星洲日报》副刊，经常发表一些宣传抗日的文章，他还常接待中国南来的文化人，如1939年徐悲鸿赴新加坡举办抗日赈筹画展，郁达夫在“晨星”上出版一个专号；刻印家张斯仁、诗人杨骚南来，他均积极为他们宣传。
刘海粟在新加坡开画展后，郁达夫常领有气节的侨领和青年与之会面，他还在《星洲日报》、《星洲晚报》上连续刊发自己写的题刘海粟画的诗，肯定刘海粟的爱国热忱。在刘海粟画展前一天，郁达夫又写一篇题为《刘海粟教授》的文章，对刘海粟的艺术生涯作了简略的评介。郁达夫对刘海粟在艺术上的成就高度赞扬，以他和刘海粟20多年的交往，对刘海粟的艺术历程作了精炼的梳理，由衷赞扬刘海粟“为我国家民族所争得的光荣，尤其是国际的荣誉”，并且以“永久的生命”五字“奉献刘教授，作为祝教授这次画展开幕的礼品”。1941年12月8日傍晚，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太平洋战争爆发，郁达夫赶来找刘海粟，告诉他战局紧张，英国人在太平洋区域飞机损失严重，他们不会尽力保卫新加坡的，要刘海粟赶快离开。临别时写了一首诗赠刘海粟：“生同小草思酬国，志切旺夫敢忆家。张禄有心逃魏辱，文姬无奈咽胡笳。”郁达夫此后到了印尼，这次郁达夫与刘海粟告别成了他们的诀别——郁达夫后来被日本人杀害于南洋，终于未能回到祖国。
郁达夫作品精选
钓台的春昼
因为近在咫尺，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我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反而往往没有机会去玩，或不容易下一个决心去玩的。正唯其是如此，我对于富春江上的严陵，二十年来，心里虽每在记着，但脚却没有向这一方面走过。一九三一，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先在江浙附近的穷乡里，游息了几天，偶而看见了一家扫墓的行舟，乡愁一动，就定下了归计。绕了一个大弯，赶到故乡，却正好还在清明寒食的节前。和家人等去上了几处坟，与许久不曾见过面的亲戚朋友，来往热闹了几天，一种乡居的倦怠，忽而袭上心来了，于是乎我就决心上钓台访一访严子陵的幽居。
钓台去桐庐县城二十余里，桐庐去富阳县治九十里不足，自富阳溯江而上，坐小火轮三小时可达桐庐，再上则须坐帆船了。
我去的那一天，记得是阴晴欲雨的养花天，并且系坐晚班轮去的，船到桐庐，已经是灯火微明的黄昏时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码头近边的一家旅馆的楼上借了一宵宿。
桐庐县城，大约有三里路长，三千多烟灶，一二万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从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现在杭江铁路一开，似乎没有一二十年前的繁华热闹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萧条的，却是桐君山脚下的那一队花船的失去了踪影。说起桐君山，却是桐庐县的一个接近城市的灵山胜地，山虽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灵了。以形势来论，这桐君山，也的确是可以产生出许多口音生硬，别具风韵的桐严嫂来的生龙活脉。地处在桐溪东岸，正当桐溪和富春江合流之所，依依一水，西岸便瞰视着桐庐县市的人家烟树。南面对江，便是十里长洲；唐诗人方干的故居，就在这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圈深处。向西越过桐庐县城，更遥遥对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峦，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孙了。东北面山下，是一片桑麻沃地，有一条长蛇似的官道，隐而复现，出没盘曲在桃花杨柳洋槐榆树的中间，绕过一支小岭，便是富阳县的境界，大约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坟，总也不过一二十里地的间隔。我的去拜谒桐君，瞻仰道观，就在那一天到桐庐的晚上，是淡云微月，正在作雨的时候。
鱼梁渡头，因为夜渡无人，渡船停在东岸的桐君山下。我从旅馆踱了出来，先在离轮埠不远的渡口停立了几分钟。后来向一位来渡口洗夜饭米的年轻少妇，弓身请问了一回，才得到了渡江的秘诀。她说：“你只须高喊两三声，船自会来的。”先谢了她教我的好意，然后以两手围成了播音的喇叭，“喂，喂，渡船请摇过来！”地纵声一喊，果然在半江的黑影当中，船身摇动了。渐摇渐近，五分钟后。我在渡口，却终于听出了咿呀柔橹的声音。时间似乎已经入了酉时的下刻，小市里的群动，这时候都已经静息，自从渡口的那位少妇，在微茫的夜色里，藏去了她那张白团团的面影之后，我独立在江边，不知不觉心里头却兀自感到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渡船到岸，船头上起了几声微微的水浪清音，又铜东的一响，我早已跳上了船，渡船也已经掉过头来了。坐在黑影沈沈的舱里，我起先只在静听着柔橹划水的声音，然后却在黑影里看出了一星船家在吸着的长烟管头上的烟火，最后因为被沈默压迫不过，我只好开口说话了：“船家！你这样的渡我过去，该给你几个船钱？”我问。“随你先生把几个就是。”船家的说话冗慢幽长，似乎已经带着些睡意了，我就向袋里摸出了两角钱来。“这两角钱，就算是我的渡船钱，请你候我一会，上山去烧一次夜香，我是依旧要渡过江来的。”船家的回答，只是恩恩乌乌，幽幽同牛叫似的一种鼻音，然而从继这鼻音而起的两三声轻快的咳声听来，他却似已经在感到满足了，因为我也知道，乡间的义渡，船钱最多也不过是两三枚铜子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