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旅行记者生涯
一、“黄鱼”塞北行
一九三四年，我那位堂嫂安娜除了教学堂，在家里还收着几名学生（大概都认为学道地的英语总得找黄头发的）。平绥路货运员孟仰贤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比我大上一两岁，那时正押运货车往返于北平与包头之间。每跑一趟，就可以歇上三两天。于是，笃学的他，必然夹着书包，毕恭毕敬地找安娜来上课。我也常去那里玩，一来二去地就熟了。
那年暑假里的一天，仰贤抽冷子问我：“想不想跟着跑一趟车？”乍一听，只觉得简直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他紧跟着还补充一句：“一个大子儿也用不着你花，而且管保你一路玩个畅快。”
那阵子铁路职工除了每年正式发免费乘车证之外，还经常可以带几名“黄鱼”。客车上，只消向列车长打声招呼，就没人查票了。至于货车，那就更不会有人过问了——何况带我去的这位孟货运员又是一列货车之长呢。
那时，我算是已见过不少世面了。往南，曾跨过黄河和长江，并在黄河和南海上漂浮过。往北一九三〇年我也曾到过绥远境内的卓资山。那次是跟安娜和她的一些美国老乡去的：时间很短，而且一直住在教会的高墙里。我多么想亲一亲蒙古的土地啊！尽管为了怕遭歧视，自懂事以来，我始终瞒着自己的民族成分，可顺小我就清楚自己是个蒙古人。住在古城里，我时常向往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故土。我对这第二遭去内蒙——去我祖先狩猎或牧放过的地方，抱有种种憧憬：认为无论如何那里起码社会风气会比关内纯朴洁净，那里的民众必然强健壮实。
我们是在西直门上的车。平素仰贤去安娜家，总穿件蓝布大褂。如今他身穿镶红边的藏青制服，腰间还挎上个工作袋，显得格外神气。我呢，除了盥洗用具和旅行日记外，还揣着一颗渴望寻根的心。
那列货车仆仆风尘地朝着西北方奔去。过了张家口，站名牌上开始出现“旗”字。我意识到车已进入蒙古境。我的心不免悸跳起来，像是在说：“蒙古，你的一个流入关内的后生又回来看你了。这回我要把你瞧个仔细。”
客车有时间表，货车却无拘无束。有货装卸，即便小站也停，而且一勾留起码就是大半天；没货，哪怕像集宁那样的大站，它也毫不理睬，噗噗噗地照样往前开。当然，货车上不用说软垫了，甚至连一把靠背椅也没有。我和仰贤白天各坐一条板凳，晚上就地一躺。那时年轻啊，骨头经得起在硬邦邦的地板上颠簸磕碰。地板有缝，时而还望得见铁轨上迸溅的火星。只觉得这么旅行才潇洒自如哪。
列车运行中，讷讷寡言的仰贤忽而打盹儿，忽而从兜里掏出账本翻看。我则总把脸贴在那一小方窗玻璃上，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车一停，他就挽起袖子，把一根铅笔头掖在耳缝，泼泼辣辣地指挥起装卸货物了。这当儿，我就溜到站外，去逛市镇。等他办完公事，才来陪我做社会调查。
铁路上的人对当地熟稔，关系也多。我们不但看市容，还深入到社会底层。在大同，他曾带我摇摇晃晃地踩着湿漉漉的升降机，下到黑洞洞的矿井。在那里，看到人们以每天两三毛钱的工资，在死亡线上挣扎。更使我惊骇的是另外一种“井下”：由于贫穷，塞外到处是人肉市场。这里有八岁上就出来卖唱的小姑娘，也有替妻子所接的嫖客低声下气地点烟倒茶的丈夫。没有什么绿油油的草，遍地种的都是罂粟。开着五颜六色的花，鲜艳极了。它的毒汁却侵蚀着千百万民众。墙下贴满了各种戒烟药丸的广告，可烟馆里烟雾弥漫，炕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瘾客。
塞外并不纯朴，它也远不洁净。
归来，我怀着忡忡忧心写了《平绥道上》，登在《国闻周报》上，一九四七年收入《人生采访》，一九七九年出版散文特写选时，我又莫名其妙地把题目改为《平绥琐记》。总之，那是我写旅行特写的开始。
那并不是我头一遭去内蒙，为何以前一次的感触就没那么强烈呢？一九三〇年那回，我竟然还站在山脚下大片大片迎风招展的罂粟花丛中，让人拍过照呢。可是一九三四年我再去内蒙时，就那样触目惊心，那样愤慨，那样急切地想探索现实。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我在文学道路上拜了第二位师傅：巴金。他读了我那阵子写的一些小说，对个别人物或情节也表示过赞赏。但是他嫌我的视野太窄，要我走出个人的小天地，关心社会，拥抱同类。他还要我不仅要欣赏生活中的美，更要正视丑恶。在他的启发下，我写了《道旁》等小说。
那一年，在《我与文学》一文中，我就开始认识到：“对现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这个时代的作品。”一九三六年又在《忧郁者的自白》中说：“在这师傅的鞭策下，我渐渐学习着忘记自己，而又把广大人生同自己联系起来。”那趟“黄鱼”旅行是我接触社会现实的开始。我原想毕业后重返内蒙，而且也不是没有这种机缘。只是当我一听说去了得当个官儿，我就坚决地打了退堂鼓。
从那以后，我这个有意识地不带地图的旅人，就天南地北地闯荡开了。
二、双重灾难
一九三五年夏天，天津《大公报》老板要物色的原是一名肯于安分守己伏案工作的副刊编辑，可他觅到的我这个青年，心里想的却是进报馆能当上个东跑西颠的访员，深入到生活的腹地中去。那时我对社会，对人间，真是无限好奇。我有着一颗不安定——也安定不下来的心。
我还是把编副刊的工作接过来了，而且干得很起劲。然而我更渴望的是深入生活。这从我那阵子在《文艺》副刊上写的“答辞”中不难看出。我像是在为我同时代的青年朋友出着主意，其实，时常是在抒发着我自己的志愿和渴望。在《生活的舆图》中，我对费君说：“你想走入现实生活里去，这是文艺界进步分子的普遍要求。”其中当然也包括着我。在《给漂在帆船上的》一文中，我对亚君说：“世界上虽有一些乘着火轮躲在洋舱里的旅客，唯独那些在帆船上把着孤桨，经受着艰险的人，才有份观看江海的真貌。”
当时，大公报社设在天津租界里。在我心目中，那就是间“洋舱”。我所向往的却是乘一条帆船，撑着孤桨，到生活的海洋上去漂荡。
贫穷对我并不陌生。我尝过断炊的滋味，小时在上学的路上也见过饿殍。然而活到二十五岁上，天灾是怎么回事，我还茫然无所知。往日，帝王们真会挑：地理上，北平可谓得天独厚。天津还闹过大火灾。可这里，人祸不断，天灾却难得光临。
七月进报社后，全编辑部所在的那个长大房间里，我编副刊的那张桌子离译电员的不远（各地拍来的电讯，用的都是数字编码，需要译过来）。整个夏天，不断听他边译边叹息着：“黄河无缘无故干吗改道！”有时译完一篇电讯，就摇头自言自语着：“怎么好，水势越涨越凶。已经平了堤顶，可雨还在下！偏偏又刮起西北风。再涨，眼看七个县就要陆沉啦！”那阵子，报纸要闻版头条标的不是水势就是灾情。民间成立了救济水灾联合会，报纸头版正当中开了天窗，醒目地呼吁着：“多救出一条命，就为民族多留一名生力军！”
这时，有位读者来信问我什么是他的出路。我在《答辞·理想与出路》中告诉他：“这惊动了我左侧的一位正译着报告江河水位电报的同事。‘已经淹没二十几个县了！’他回答我。”我还把这同南欧恶霸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联系起来。法西斯洪水那时也正在欧洲泛滥着。
《大公报》的胡霖社长在我进报社之前，就清楚我想接触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进去后不久，他确曾派我采访过一次天津法院。任务尽管完成了，我还是坦率地告诉他说，我要的是更广阔的内地。
总编张季鸾一到编辑部就扎进他那小办公室。胡霖则喜欢先到各版看看。也可能在他巡视编辑部时，听到我在向旁边的同事打听最近的灾情。一天，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那里正坐着一位看来比我要长上几岁的穿长褂的青年。胡社长介绍说，这是画家赵望云。报社已决定派我们两人去鲁西采访水灾。他眯缝眼睛问：“怎么样？一个画，一个写。”
三十年代《大公报》的做法值得回顾一下的，是它对社会力量的大力倚靠。首先是与平津几家大学（如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联系。除《文艺》外，它的十几种各科副刊都是请教授们主编的。另外还设立了“星期论文”，每周以重酬为教授们提供一次论坛。驻外记者（如戈公振）也大多是由留学海外的人士兼任的，现今报社一般都设有美编室，可版面上除了偶尔印些摄影，却很少见美术的踪影。那时大公报社里并没有专编美术的，可是版面上经常有些风格别致的图画。报社当时有两位客卿：一位是画大西北的沈逸千，另一位就是这位赵望云。这种客卿办法既避免了报社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又可大大丰富版面，加强了社会联系，同时发挥了社会上的闲散剩余力量的作用，何乐而不为！
我不懂美术。但是一九三五年进《大公报》后，看过几幅赵望云发表在报上的画，也听到报社内部关于他的一些微辞。有的甚至说他糟践了国画。从题材来说，他不画山水花鸟，专画社会生活：农村的集市或城市街巷的景物。我深感国画如具有时代的生命力，就不能总停留在唐宋山水及古装人物上。它必须与时代生活相结合。我觉得赵望云的画有着现实感，富于生活气息。因此，一听说我们将成为旅伴及合作者，自是感到十分称意。
一路上，我一边眺望窗外的华北平原，一边听他用浓重的冀中口音诉说着自己的身世，倾吐着他在艺术上的抱负。他出身河北束鹿县辛集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境使他没有可能进美术学校，国画主要是他自幼靠观摩摸索出来的。不知怎么一来，他被冯玉祥看中了，不时地请他登泰山去教画。同时，他也从冯将军那里学到一个道理：不但永恒不变的山水可以入画，同样应受到注意的，是民间生活。赵望云的作品进不了画廊，受不到藏画家的青睐，冯将军就一批批地买了下来。（天晓得那些画如今流失到何方了！）就这样，赵望云成了职业画家。
我们先到省会济南，在那里访问了大明湖畔的收容所，并向有关方面了解一下省内水灾的概况，给天津报社发去一篇题为《山东之赈务》的通讯稿，登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天津《大公报》上。完成了新闻报道的本职任务之后，我们又南行济宁，转往兖州。灾情开始在铁路两旁出现了：连根拔起的顶桩，裂陷的堤坝，时而还可望到狂奔着的洪流。伤心啊，大片大片的庄稼都被淹没了，高粱穗漂浮在水面上，坍塌的屋舍旁，倒着溺毙的牲畜。
车站的站台很自然地成了难民的临时露天收容所。那里挤满了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男女老少。都以为我们是“放赈的”，一只只泥圬、瘦削、颤巍巍的手朝我们伸来。我拿出馍馍给他们，只能含着泪倾听他们悲苦的吐诉。晚上，我在客栈的昏暗灯光下，结合在济南车站所见，写了《鲁西流民图》。这是我进《大公报》之后第一篇旅行特写，为此还接到过胡社长表扬的电报。
顺便说一下，《大公报》有一传统：每逢在外边的工作人员做出些微成绩，社长必亲自驰电褒奖一番。四十年代我在西欧战场上采访时，也曾接过胡霖社长这类电报。对于驻外记者，这既是温暖，又是鞭策，无形中也是一种导向。记得电文说，《流民图》刊出后，赈捐立即更为踊跃了。我自然也从中得到一个启示，那些用数字表示的灾情报告，感动不了谁。特写应诉诸读者的视觉，用文字描绘现场实况。越真切，就越有读头。在这方面，我同望云实在是异曲同工。他用画笔，我用的则是自来水笔。我们相约，今后这支笔将专描绘民间疾苦。
鲁西踏访之后，望云就登泰山看望他的冯将军去了。我则去了苏北邳县。那时我平生第一次骑马，而且是在一条细窄、坑洼不平的埂埝上：一边是淹没的稻田，另一边便是运河。领我巡视灾区的县长骑术熟练，已经跑得老远了。我想追上，可又不会摆弄缰绳。那匹马大概感觉出我不谙骑术了，也不知它怎么一蹶，就把我甩下来了。幸亏跌到稻田的一边，没把我丢进运河。
我挣扎着从泥泞中爬起，暗暗责备自己当记者太不称职了：既不会骑马，又不会游泳。倘若跌到另一边，那我就只好去阴间采访已去见龙王爷的灾民了。
灾情之外，同样使我痛心的是鲁西与苏北民众之间的械斗。山东官民为了不让灾区扩大，也为了促使水势早日退下来，就希望黄水往苏境宣泄。于是，暴虐的洪流就向铜、丰、邳、沛等县冲来。当时邳县眼看就要陆沉。面对由鲁西奔来的大水，苏北人为了自保，就组织起民夫，连夜筑坝堵水。这下子鲁西的水位自然又高了起来。鲁西怎能甘心这么在水里泡下去，何况水势还继续猛涨！为了生存，他们夤夜聚众扒堤。这样，同胞之间不幸的械斗就发生了。这种人灾比天灾还要悲惨！我痛心地看到，自然灾害肆虐时，民众竟自相残杀起来。
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坐在上海江湾那间斗室里编《人生采访》时，在前言中慨叹道：“山东抱怨江苏故意把水堵在鲁境，江苏责备山东夜间武装破堤。我恍然发觉中国吃尽了中央集权的亏，但却没享到一分‘通盘筹划’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