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传抄是文献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印刷术发明以前，古代典籍主要靠抄写流传。此后，即使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盛行的明清时期，有时由于复本需要量不大，或印刷条件一时不具备，抄录书籍仍然不失为保存和传递文献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著名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在当代便只有抄本问世。一些公私藏书家也往往通过互相抄补来充实自己的收藏。天一阁更以收藏大量明抄本而闻名于世。
古人的抄书活动是怎样进行的？这是文献史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的课题。笔者认真分析了天一阁现存二种康熙年间书籍传抄的档册，发现了清初时期天一阁藏书史上的一件遗闻轶事。
天一阁藏书，自范钦殁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据史学家全祖望的记载，“是阁之书，明时无人过而问者”。（1）自易代以来，才出现“四方好事，时来借钞”（2）的局面。
这种新局面的出现，开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黄宗羲的破例登阁。它标志着天一阁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禁遏政策有了某些改变。从此，天一阁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当时，天一阁主人已传至第四代，其代表人物是范光文和范光燮。乾隆《鄞县志》范光文传云：“范光文字潞公，钦之曾孙，顺治六年进士，授礼部主事，主陕西乡试，选吏部文选司，尝值诸曹乏人，兼署四司事……天一阁藏书甲于浙东，光文复购所未备增储之。黄宗羲至甬上，光文导之登阁，读所未见书，一时称其不愧世家风流云。”光文是范钦之后的又一位进士，一字耿仲，对于天一阁的中兴起了重要作用。但据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楼，悉发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友仲为光燮之字，那么是否光文与光燮两人共同导黄宗羲登楼呢？查《范氏家谱》，光文生于万历二十八年，卒于康熙十一年，黄宗羲登阁时已去世一年了。可证乾隆《鄞县志》记载之误。该志又不列范光燮传，后之修志者未及细考，多沿用此说，以至埋没了范光燮在天一阁藏书史上的功绩。
光燮字友仲，又字鼎仍，万历四十一年生，康熙十五年恩贡，任嘉兴府学训导。嘉庆《嘉兴府志》云，“康熙丙辰为嘉兴府训导，性刚正，诸生有过，辄召而面责之。生平好善不倦，闻有至行至嘉者，必请于学使奖励焉，祀名宦”。（3）著有《希圣堂讲义》、《唱和诗》等，号希圣老人。康熙二十五年升长治县丞，适染危疾，乞休归里。嘉兴府合郡乡绅公撰《希圣先生范公小传》。称他在嘉兴时“葺文庙两庑，整仪门，饰诸墙垣，捐资兴建希圣堂一所，诸先生及绅袍硕儒数百人，一月两会于斯堂，谈经论史，阐明理学，寒暑不辍”。又云：“其祖大司马东明公购未见书藏于宅东天一阁。先生与伊兄铨曹光文公读书其中，披阅探索，深得精一奥旨，贯五经四子而会其要，尝曰‘士不希贤，贤不希圣，无志之甚也；寻章摘句，夸多斗靡，陋矣！’”曾“葺天一阁诸屋，以安祖泽”。康熙三十七年卒。正是这样一位学者兼藏书家，在沟通了天一阁与学术界的联系之后，凭着他的胆识和氏族中长者的地位，又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对外传抄书籍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