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先生是国际汉学界公认的学术泰斗。趁他前来广州中山大学参加詹安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之便，我采访了这位蜚声海内外的国学大师。
饶先生清癯儒雅，谈起话来不疾不徐。单从外表，人们很难看出这位略显单薄的老人身上，竟会蕴藏着这样巨大的文化创造力。
饶先生著述70多部，论文400余篇，学问涉及国学的几乎所有门类，包括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考古学、目录学、楚辞学、金石学、音乐史、道教史、佛学、古文论、潮州学等。此外，他还精通琴、诗、书、画，能说英、法、日语，通晓古英文、梵文、希波莱文、波斯文……
在所涉及的学术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泛泛议论，而是蹊径独辟，见解深刻，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第一个编著词学目录、楚辞书录；第一个研究《日书》；第一个研究敦煌白画及写卷书法；第一个将殷礼与甲骨文联系研究；第一个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第一个编辑《全明词》……这样的“第一”，有专家统计，超过了100项。
这些漫无边际的领域，许多人穷一生功力能做到或做好其中的一项，也足以立身和自傲了，他为什么竟能达到这样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境界？
语文是基本
“很多人这么问，其实我也不知道。”面对我的好奇，饶先生笑一笑，用流利的普通话回答，“做学问，第一先要把本国的文字搞好，语文是基础，基础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兴趣。”
饶宗颐字选堂，号固庵，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县（现潮州市）的一个大户人家。他的父亲饶锷兄弟四人，每人都开有钱庄，自己发行钱票，是当时当地不折不扣的首富。饶锷建有天啸楼，藏书数万卷，也是位学者。在父亲的影响下，饶宗颐自幼便泡在天啸楼的万卷藏书里。“那么多书，我整天看，就像孩子在玩。我很早就能写诗填词，中国历史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清楚，先后顺序不会搞乱。”
从《资治通鉴》到佛经，从老庄到还珠楼主，饶宗颐无书不读。有一段时间，这位聪颖过人的少年迷恋于武侠小说，甚至自己还写了一部《后封神榜》，那时他才十三四岁。
“我的基础16岁之前就打下了。”采访中，饶先生多次提到“16岁”。事后我查阅资料，才知道16岁那一年，对饶宗颐的确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就在这一年，他的第一篇论文《潮州旧志考》，发表在顾颉刚先生主编的《禹贡》杂志上，这标志着他学术生涯的开始；同年，自幼丧母的他，又失去了父亲。父亲给他留下产业和一部未完成的书稿。“这两件事，我只能做好一件。我把他的学术继续下来，但是生意就没办法管了。”
18岁，饶宗颐完成了父亲的遗作《潮州艺文志》，这部著作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学界，对后来的地方志编撰影响深远。
一生转折在香港
来到香港并在此定居，是饶宗颐一生的重要转折。
《潮州艺文志》被《岭南大学学报》破例用两个专号刊出，引起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注意。于是他聘请这位少年早慧的潮州才子任广东通志馆的纂修。当时中山大学地方志的藏书量非常丰富，仅次于北京，在全国占第二位。1938年，饶宗颐又受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本入侵，中山大学已迁往云南。饶宗颐去云南途经香港，大病了一场，他斟酌犹疑之后，决定还是留下来医病。
在香港，他遇到了商务印书馆前任总经理王云五和大学者叶恭绰，以后，他帮助王云五编《中山大辞典》和四角号码，帮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有机会看到大量古文字材料和珍本，视野大开。“我很感谢叶先生和王先生，他们帮了我的忙，我不必再去中大。但实际上，我也帮了他们的忙，帮他们做了许多事。”
1952年，饶先生进入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那以后，他真正进入了国际汉学界，去日本、法国、德国等地参加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寻访到大批海外的珍贵材料，并推出了《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等轰动国际学术界的著作。
中国学界有“北钱南饶”的说法，“钱”指钱锺书，“饶”即饶宗颐。在学贯中西、融古汇今、博学多才、记忆超群方面，钱、饶的确有共同之处。但是，在饶宗颐频繁参加国际间学术交流，不断有新发现新著作的时候，钱锺书却正在咸宁干校劳动。“钱先生做学问的环境不如我好，我比较幸运。香港是个国际化的都市，说它没文化，这不对。”
香港对饶宗颐非常重要，他在这里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而对香港来说，饶宗颐也同样重要，余秋雨有句话——“香港有了饶宗颐，就不能说是文化沙漠。”
只上过一年学的“百科全书”
如今，饶宗颐先生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1962年，他因在甲骨学上的贡献而获法国最高学术成就的儒莲汉学奖。1993年，他获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125年来索邦学院首次授予人文学科博士学位，也是125年来首次授予一个外国人。有人称他是“中国文史活的百科全书”，有人赞他为“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出自一位法国汉学家之口——“饶宗颐先生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老师，而且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
很多人都乐于谈论的一件事是，这位后来名闻天下的大师，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仅仅上了不到一年学，他就回家了，学校所能给予他的，远远及不上天啸楼。后来有学者为此感到惋惜，其实这种特殊的经历正是饶宗颐日后能够在学界大放异彩的一个肇因。
现代教育常常为人诟病的弊端之一，就是在强调学科系统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使各个学科相互割裂开来。著名学者曾宪通先生认为，饶宗颐先生的学术特点之一，在于他没有什么既定的非常明确的学科界限，非常善于通过多学科的互相渗透与沟通，在几门学科的边缘地带开辟新领域。
做到这一点，需要扎实的国学功底、敏锐的学术眼光，但首先必须不囿成见，不在学科门类之间画地为牢。仅此而言，没有接受正规教育，或许正是饶先生之福，也是学界之幸。
大师的童心
曾宪通教授认为，饶先生的学术生命能够如此旺盛和生机勃勃，在于常年保持了孩子般的强烈求知欲和永不知足的求新精神。这个“童心说”很为饶先生赞赏。在学术的海洋里，他的确像个贪玩的孩子，心无旁骛，不知疲倦。“我就是喜欢刨根问底，抓住一个问题穷追不舍。这些问题不能升官，不能发财，别人觉得很无聊，我却乐此不疲。”经年累月对材料的收集剔抉，对那些“死”文字的研判解读，在别人可能是一桩苦事，在他却是一种很有趣的游戏。也许，只有具备这种纯粹出于志趣而无任何功利目的的治学态度，才能做成真正的大学问。
饶先生掌握很多语言工具，日语、英语、法语都能说。他向我讲述了一段学日语的有趣经历。在日本，他开口说日语，起初总引来别人的笑声，他以为是自己发音不准，细问之后，才知别人是笑自己“娘娘腔”。原来，在日语里，男性与女性的用词、语气经常是不同的，而教授饶先生日语的正是一位女士。
饶先生说，研究问题要穷其源，而溯源就要追到最远处。为了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的关系，他在40多岁开始学习梵文，从印度的史诗、音韵学一直追到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前的久已被人遗忘的河谷图形文字，并进而与我国半坡陶文符号、雅利安人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同类符号进行比较研究，这种宏大的学术视野、娴熟的语言工具和精细的研究方法，都是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饶先生对新事物总是很有兴趣，在利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方面，他没有任何障碍。他主持了用计算机来分析研究甲骨文的项目，他还能像年轻人一样上网。湘西秦墓竹简出土，他上网发表文章参与讨论——这可能是互联网上作者年龄最大的“学术帖子”了。
长寿之道
饶宗颐今年（2003年）86岁，但思维敏捷、言语清晰，引用文献典章脱口而出。他的记忆力之好是出名的。
广州华师附中已退休的高级教师张百栋先生向我讲了这样一件事。饶宗颐年轻时曾去饶平一带寻访明朝义军领袖张琏的遗迹。当时是张的父亲陪同前往，十来岁的张百栋因此与饶先生有一面之缘。这次在广州开会遇到饶先生，张百栋提了一句：“饶先生，我小时候见过你。”饶宗颐略微迟疑，马上回答：“对，想起来，是在饶平。”60年前的往事，能这么快记起，显示了他过人的记忆力。
饶先生的日常生活很随意，对吃穿都不很在意，但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晚上9时准时就寝，早上6时起床，上午做研究，写作，午饭后略微休息又开始忙碌，写字画画。在他位于香港半山的寓所里，楼上居住，楼下是书房和画室，里面摆满了书和画，客人来了，常常连放茶杯的地方都没有。他说：“我的生活与学术是合一的。”
对学问没有止境的追求，使他没有时间向后看。有人夸他身体好，他笑答：“我没时间害病啊！”除了年轻时在香港那一次，他的确没害过大病。他从小练功坐禅，坚持了几十年，如今80多岁了，仍可以轻松地将腿“双盘”打坐，这种独特的养生功夫，使他读书、作画、写作能够很快入境，集中精神。“学问做到一定程度，就要看你的寿命和身体了。”
与大师交谈，如沐春风，不觉超出原定采访时间一个多小时。时间已是晚上10时15分，对作息非常规律的饶先生来说，这已是大大破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