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党项、女真各族所建立的政权，在融合了原有的民族特色与汉族先进文化的基础，使中原的儒学、道学在北方大漠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同时，3个王朝都控制了北方大漠的草原“丝绸之路”，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直接影响了这3个民族的宗教信仰。这样，在10～13世纪的北方，形成了儒、释、道并存发展的局面。同时，3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后期受到了中原生活方式的影响，其特色仍是非常明显的。
■辽
在契丹人中间，巫术信仰、自然崇拜与佛教、道教，一直是并存的。
辽朝社会各阶层普遍相信占卜、星象之说。
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的萨满教。他们所尊的天神和地的形象是骑白马的男子和驾青牛的女子；他们把黑山看成是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地；木叶山（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附近的白音他拉）是传说中契丹始祖奇首可汗的发祥地。这些都与契丹人的起源、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契丹人对它们极其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狩猎曾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狩猎前也祭鹿神，祈求多获。这种多神信仰形成了契丹人生活中的若干禁忌和习俗。
辽政权建立前，佛教已经传入。公元902年，在龙化州所建的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的标志。公元918年，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公元926年辽灭渤海后，俘获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
随着佛教的传播，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1032～1068），校勘雕印佛经579帙，称《契丹藏》或《丹藏》。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内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12卷，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
辽朝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建国初，太祖阿保机将择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耶律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于是阿保机于公元918年，建孔子庙于上京，次年阿保机亲谒祭祀。契丹上层贵族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咸雍年间（1065～1074），贵族女子耶律常哥作文以述时政，其中也有“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之句。
仕辽的汉官利用一切机会向契丹统治者介绍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统治经验，对契丹上层接受儒家思想也起了推动作用。辽圣宗继位之初，侍读学士马得臣录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进呈给圣宗，又上书谏止频繁击鞠，皆得到圣宗的赞许。兴宗时，枢密使马保忠见皇帝“溺于浮屠”，“朝政不纲”，尝从容进谏。道宗对儒家经典更是“神领心解”，侍读官进讲时，讲至“夷狄之有君”，不敢加以解释。道宗却说：“先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可见他不但学习和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同时也满怀自信。自圣宗至道宗，都注意学习并吸收儒家经典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内容，并用修订法令和制定礼仪的方式，加以贯彻执行，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随着佛教的传播，语言文字学也得到了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按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的体例，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的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10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的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燕京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善于音韵，闲（娴）于字书”，撰成字书《龙龛手镜》4卷。书成后，传入宋朝，并雕版发行，改名《龙龛手鉴》。此书编纂的目的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释义一般都很简单，用例多引佛经。
此外，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人士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辽圣宗曾予道士冯若谷加官太子中允。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蝉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圣宗时于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道教信仰的普及与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某些契丹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中得到印证。
■西夏
党项人在迁入西北地区前，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对“天”的崇拜。“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内迁后，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党项人逐步由自然崇拜发展到对鬼神的信仰及多神信仰。党项族在崇拜鬼神的同时，还崇尚巫术。在党项人的宗教活动中，巫术占有重要的地位。巫术是沟通人和鬼神间的桥梁，手眼通天，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巫术的职责之一是驱鬼、咒鬼，职责之二是占卜。占卜的目的是问吉凶，占疑难。占卜在党项人的日常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夏统治者出兵作战，往往先占卜以问吉凶，然后决定进止。
佛教是西夏的国教。河西走廊是由西域进入中原的交通要道，佛教自西域传入，在西夏政权生息的河西、陇右、陕北地区已经流传了六七百年之久，党项人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西夏周边的宋、辽、金、吐蕃、回鹘诸政权多信仰佛教，西夏与他们交往，不可能不受其宗教信仰的影响。此外，党项人民在经历了长达百年的迁徙劳顿，在进入自然环境较差的西北地区之后，又饱受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痛苦，因此，他们接受佛教因果轮回、西方净土、涅解脱的说教与思想是很自然的事。当然，西夏统治阶级也有意利用佛教安抚百姓，以维持其专制统治，是佛教兴盛的重要原因。
远在西夏建国前，佛教便在党项族内流行。1007年，李德明母罔氏卒，李德明请宋朝允许他在山西五台山—唐代兴起的崇信文殊菩萨的发祥地，修建10座寺院，为其母祈求“冥福”。1031年，李德明向宋仁宗献良马70匹，乞赐佛经，得到许可。夏开远年间，有天竺僧善称等9人到宋朝汴京进贡梵文经、佛骨和菩萨像等，回国途经夏州时，李元昊向他们索求贝叶梵经，他们不同意，李元昊即将善称等人强行拘留。1037年，李元昊又上表宋朝，请允许派使到五台山供佛，并规定每年4个孟朔日为“圣节”，届时西夏官吏和百姓必须拜佛，为其诵经求福，并广建佛寺。兴州一地除李元昊前已建有海宝寺、戒坛寺外，又于1047年在兴庆府东15里处，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藏宋朝所赐的《大藏经》，还邀请回鹘的名僧演绎经文。1056年，没藏氏役兵民数万人，在兴庆府西建承天寺，贮藏宋朝所送的《大藏经》，并且延请回鹘的著名僧人在此宣讲经义，没藏氏和毅宗李谅祚经常前去听讲。1159年，仁宗李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奉迎迦玛迦举系教派的始祖松钦巴。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着佛经和佛像到西夏传播教义，仁孝奉之为上师，并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他所带来的佛经。
不仅寺院遍布，众多石窟也反映了西夏佛教的盛况。甘肃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从公元5世纪起开凿，经隋、唐、宋等朝，石窟已达数千。西夏攻占瓜、沙两州后，将上述两地的石窟进行了部分重修和改建，窟内的部分壁画也进行了重绘。在榆林窟第16窟和莫高窟444窟内，分别有早至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和三年（1071～1072）的汉文题记。宁夏固原县须弥山的佛教石窟中，也有李谅祚年号的题记。
西夏中央机构中，设有僧家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等机构，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在发展佛教的过程中，西夏统治者延请回鹘和吐蕃高僧到西夏讲经说法，翻译佛教经典，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夏同新疆、西藏之间的文化交流。
西夏除把佛教作为国教广泛推行外，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为西夏所信奉。史书中关于西夏崇信道教的记载很少，自黑水城出土文献问世以来，人们对道教在西夏的流传和地位才有足够的认识。据仁宗时期的法典《天盛律令》的规定，可知道教是仅次于佛教的宗教。
西夏统治者虽崇佛信道，但对儒学也十分重视，设置蕃学教习西夏文字，同时翻译儒家经书。崇宗时特建国学，学生300人，以习儒家经典为主。后来又建有宫学、太学，州县则普遍设立小学。仁宗时尊孔子为“文宣帝”。西夏中后期开设科举，有童子科、进士科。宗室子亦可应举，神宗遵顼早年即由科举出身，且是廷试第一。大臣斡道冲为童子举出身，精通五经，用西夏文写作《论语小义》、《周易卜筮断》等书。到元朝，西夏贵族多以好文崇儒著称，曾对元朝发展文治起过重要作用。
■金
建国前，女真人信奉萨满教。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并崇信最高的神灵—天神。凡有大事，皆祈祷求助于天。萨满是神的使者和代言人，凡有所祈求，皆可由萨满主持，他们既可代人求子、求福、驱邪、禳灾，也可讽诵咒语向仇人降祸、降灾。随着对汉文化了解的日益加深，女真人也开始接受儒家思想。
进入中原后，在契丹、汉人的影响下，女真人的思想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出于稳定政治统治的需要，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大力提倡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九经和诸史是学校的必修课程和科举的主要内容。早在熙宗时期，在推行汉官制度的同时，即开始确立孔子在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金初在上京建立孔庙，其用意正在于此。金朝在黄河流域推行女真化的尝试失败之后，更是极力倡导尊孔读经。到世宗、章宗之世，孔子则取得了更为崇高的地位。同时，二程学说和南宋朱熹之学在金朝境内也得以传播。
金朝初年，除女真人信奉的萨满教外，原来流传在辽、宋境内的各种宗教也都得以继续传播。灭辽侵宋之后，女真人多信佛教。许多女真人都出家为僧尼，虽贵戚望族也如此。曾经批评梁武帝崇佛之非的金世宗，晚年竟也颇惑于佛。
金朝初年的佛教，主要是继承辽朝而来，宗派主要是律宗。直至后来禅宗僧人由原来北宋统治地区来到燕京，当地始有禅宗寺院发展起来。初时由于出家没有一定的限制办法，僧人越来越多，妨碍了生产发展，而且寺院势力的过渡膨胀，对封建统治不利，于是，海陵王、金世宗和金章宗时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限制佛教发展的措施。采用北宋的“度牒”制度，不仅僧人要有度牒，寺庙也要有官府赐给的牒，二者均需要向官府交费。尽管如此，佛教当时仍是影响最大的宗教。佛教在金朝传播之广，由佛教经典的刊印也可见一斑。著名的《赵城藏》就是由民间集资，历时20多年雕印的。
金朝的僧官制度基本上是承袭辽朝之旧：地位最高的僧人称“国师”，服真红袈裟，有时金朝皇帝也要参拜国师。地方上设有“僧录”、“僧正”，服紫色袈裟；列郡有“都纲”，县有“维那”。
但是，北宋末年政治的腐败，军事的无能，金朝初年社会的混乱，女真军将的强迫同化和海陵时期频繁的征战，激起了北方人民的普遍不满和顽强抵抗。一部分下层读书人对宋政权失去信心，又不愿与新政权合作，也没有武装反抗金朝统治的决心和勇气。为了生存，他们转而求助于宗教，谋求处身方外。于是金朝初年，河北地区出现了大道教、全真教和太一教等道教新派别，对金朝的统治、金朝的宗教政策甚至元朝前期的形势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大道教又称真大道教，皇统年间，沧洲乐陵人刘德仁所创。该教以《道德经》为宗旨，除继承原道教的某些戒律和虚心弱志、和光同尘、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宗旨外，还吸收了儒家思想和佛教的某些内容。他们提倡“自力耕桑”，“自庐而居，凿而饮，耕而食，蚕而衣，一切必出于己，一切不取于人”。
要求信徒“远势力，安贫贱，力耕而食，量入为用”。其教长兼理词讼和调解纠纷，甚至有桎梏鞭笞之具，“设刑威，若有司然”。大道教的传播地区主要是山东、河北。由于它对金朝的统治采取既不合作也不反抗的态度，所以既没有得到金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也没有被明令严厉取缔。
全真教，也称全真道，正隆年间，咸阳人王所创。王初名中孚，天眷初应武举不中，退而学道。1159年，他改名为，字知明，号重阳子，世称重阳真人。1167年，赴宁海州（今山东牟平）传道，当地豪富马钰、孙不二夫妇为之筑庵，题名“全真”，因称其教为“全真道”。全真教创立出家制度，提倡修真养性，除情去欲、克己忍辱、清静无为。以道教为主，杂糅儒释，主张三教合一。全真教传播于今山东、河北、陕西、河南等地。王有名弟子7人，号七真。其中玉阳真人王处一曾两次被世宗召见，进说“惜精全神”、“端拱无为”的修身、治国之道，并为其主持斋醮。长生真人刘处玄于1198年向章宗进说“寡嗜欲则身安，薄赋敛则国泰”的道理。长春真人丘处机在金蒙之际，宋、金屡征不赴，却率弟子千里迢迢至中亚赴成吉思汗之召，向他讲述了“节色欲、减思虑、崇孝道”的修身之道和“薄赋敛、止杀掠”的治国之要，对蒙古贵族在汉地实行政治治理起了一定作用。后人称颂他：“一言止杀古人难，多少逋臣赖尔安。辛苦捐躯文信国，得归也拟着黄冠。”
全真教祖师与七真都有专门著作，阐发他们的哲学、宗教思想。其中有王的《重阳全真集》、《重阳教化集》；王处一的《云光集》；丘处机的《溪集》、《鸣道集》；马钰的《洞玄金玉集》、《渐悟集》；刘处玄的《仙乐集》、《黄庭内景玉经注》；郝大通的《三教入易论》、《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谭处端的《水云集》；孙不二的《孙不二元君法语》、《孙不二元君传述丹道秘书》等。
太一教，卫郡（今河南汲县）人萧抱珍创于天眷年间，以老子思想为教旨，即以老子之学修身，以巫祝之术御世。皇统八年（1148），抱珍被熙宗召入宫廷问道，受到礼遇，赐庵为太一万寿观。二代度师萧道熙住天长观，又曾为世宗所召，深受宠赐，声教大震。该教在金朝影响很大。
此外，金朝佛、道新派中还有糠禅、瓢禅、混元等派别，兴衰不常。
金朝初年对各派宗教基本上采取不予过问的态度，但在其政权巩固后，则有了变化，或利用其为新政权服务，或因有碍统治而明令禁止。1188年，曾“禁糠禅、瓢禅，其停止之家抵罪”。1191年，又“禁以太一混元受私建庵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