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诗人元好问有“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的诗句。其实，自古中国民间就对清正廉明、执法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为民请命的官吏大为推崇，魏徵、狄仁杰、寇准、况钟、包拯、徐九经、于成龙、海瑞、林则徐……一个个闪耀在史册间的名字为后世矗立起一道清官的历史风景线，万民景仰、历代称颂。在历代清官中，“北包拯，南海瑞”是熠熠生辉的双子星座。生活在宋代仁宗年间的包拯是清官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铁面无私包青天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家贫好学，仁宗天圣五年（1027）考取进士。包拯以进士身份入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枢密副使等职，还曾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死后被谥为孝肃。故后世常称他为“包公”、“包龙图”或“包孝肃”。
包拯一生为官清廉，即使官至显贵，个人生活仍俭朴，“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包拯的政绩或许稍逊于同时代的北宋名臣如韩琦、富弼、范仲淹等，但其清正廉明的政风是首屈一指的。他将子孙做官不得贪赃枉法作为家法，规定“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也就是说若违反了“不得贪赃枉法”的家法，将被开除族籍，即使死后也不能葬入祖坟。他所定立的“不从吾志，非吾子孙”的家训，历经千载，仍掷地有声。在当政期间，包拯以“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为人生信条，以身作则，两袖清风。包拯曾出任岭南端州（今广东省高要县）知州。端州，是四大名砚之一“端砚”的产地。端砚久负盛名，素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的美誉。皇室权贵、大臣学士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庆历三年（1043），包拯离任时，当地有人精制一方好砚，赠与他作纪念。包拯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包拯曾作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木终成栋，金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这既是对个人追求的表述，也是他“清廉立身”的人生理想的最好注脚。
包拯一生竭力主张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他积极上书要求朝廷定制治贪，推行监察制度与连坐法，严格执法、打击贪赃枉法行为，他自己也履责劾贪、依法惩贪。
包拯认为惩贪务必制定法令，使“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他上书仁宗，指出朝廷应当注重选官用人，他认为“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要求朝廷奖励“廉干中正之人”。同时依法严惩贪赃枉法之徒，不使贪冒非才者，得以胶固其位，害败于事，“若犯吾法，惟有剑耳”。包拯还提出治贪需要官员监察制度的严密配合和连坐法的实行，以保证廉者进用，贪夫黜退，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及时发现、制止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防止贪赃枉法之徒进入官吏队伍。
包拯积极上书向朝廷表示自己对反贪问题的看法，《请赃吏该恩未得叙用》、《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请罢天下科率》、《论冗官财用等》、《请选用提转长吏等》、《请选内外计臣》、《论江西和买绢》等文都是其重要的代表性奏章。他曾向仁宗陈条七事，劝仁宗革新图强，富国富民；并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为人的表率，而贪赃则是“民贼”，奏请仁宗批准对贪官进行惩处。辑录包拯奏章的《包孝肃公奏议》，几乎全是揭露、举报、抨击贪官污吏，弹劾贪官，要求惩治贪污腐败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奏折。王涣、阎士良、张可久、周景、胡可观、魏兼、范宗杰、任弁、石待举、张若谷、刘兼济、王逵、张尧佐等多名贪官污吏受到过包拯的弹劾。为弹劾利用权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的江西转运使王逵，包拯接连上奏7次，揭露他“心同蛇蝎”，并直接指责仁宗，“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强烈要求仁宗罢免王逵的官职。在当政期间，包拯还惩办了淮南转运使魏兼和张可久等巨贪。他还敢于犯上，对外戚张尧佐也毫不留情，3次上奏折怒责面劾“国丈”。包拯“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为后世树立了不畏强权、肃贪惩恶的榜样。
包拯执法刚正，不避权贵，不论亲故，不讲情面，概从公断。既便是自己的亲属也一样依法论处，不加偏袒。包拯曾在庐州任职。庐州是包拯故里，“亲旧多乘势扰官府”。一次，包拯的表舅犯法，他依律“挞之”，毫不姑息，“自是亲旧皆屏息”。包拯对权贵高官也毫不畏惧，依律弹劾处罚。如某知府攀娶皇亲，喜新厌旧，抛弃发妻。包拯得知后，奏准皇上将此人罢免官职。后世广为传唱的《铡美案》、《打龙袍》等就是根据包拯这种严明公正、执法如山的事迹编撰而成。“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既是一段著名戏文，也是包拯在开封当政期间励精图治、克尽职守的一段佳话。当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民谚，就是对包拯执法严明、铁面无私的盛赞。嘉元年（1056）十二月，包拯以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嘉三年（1058）六月离任。北宋开封府虽然地处京畿，但民风粗砺，鱼龙混杂，素来难治。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包拯敢于搏击豪强、惩治权贵，严厉打击无赖刁民，同时也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当政期间，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当时开封城内的豪门贵族之中盛行在惠民河畔修筑宅院园亭，以致河水淤堵，酿成水灾。包拯一纸令下，将沿河边的建筑物全部拆除。此举触犯了京城权贵的利益，让他们大为不满，于是上奏要求停止拆除，并大肆诬陷包拯。包拯不畏权势，坚持拆除。
包拯力主惩贪，对于贪官赃吏，只要“稍有违越，并乞重行朝典，所贵重困之民，渐获苏息”，这也是其“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包拯认为“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极力主张“天下当以恤民为本”，要求仁宗对百姓“少留圣意，大缓吾民，以安天下”。这些主张都体现了他“宽民利国”的为政思想。
包拯经常为民请命，以爱护百姓为己任，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著名戏文《陈州放粮》就是根据包拯的种种爱民、护民事迹编成的：为救济百姓，在尚未得到朝廷批准的情况下，包拯冒着巨大风险，果断开仓放粮。而历史上，针对江淮地区官员虚报政绩、隐瞒灾情、逼迫百姓交粮纳米的行为，包拯又急上《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的害民行为。包拯指出：“救灾恤患，国之常也。若忽而不顾，浸成大患，得不为朝廷之深忧乎？”
对于制度上存在的不利于百姓之处，包拯也积极上书言事，为民请命。包拯多次要求裁减“冗官冗兵”与“冗杂”费用。他认为，当时“生灵”之所以陷于“重困”，就是因为“设官太多”。故多次上书要求裁撤，“澄汰冗杂”，以应对“今吏员益众，财用益殚”的状况，以宽民力。在出任京东、河北等路转运使期间，包拯也都以改革苛政、发展生产、减轻民役为己任。仁宗朝曾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弊端甚多，民众深受其苦。包拯经过在陕西解州（今山西运城）的深入调研后，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实行自由贸易，既可增加国家税收，又方便了百姓生活。沈括曾对此大为赞叹“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包拯在出使辽国途中发现负责迎送使者的三番官员常借机在沿途勒索百姓和地方的官吏，给边界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于是上奏仁宗，请求缩短三番官员在边界的停留时间，严禁吃请送礼。嘉五年（1060），包拯出任三司使财政官，又上书要求罢掉“天下苛杂”，减轻赋税。包拯还经常上书朝廷请求“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允许百姓开垦荒地、薄敛赋税、减少徭役、免除折变、停罢抑配、赈灾救荒。这些对解决百姓生计问题的具体措施的倡导与推行，在本质上反映了包拯“宽国利民”的基本态度。
包拯的办案治事能力也为后世所褒奖。包拯在执法过程中注重调查、强调事实，而不是滥用刑罚，否则“刑罚一滥，则狡吏得以为奸，无所畏惧”。当时，手掌重兵、统驭三军的郭承佑目无国法，贪婪凶残，干了许多坏事。包拯上书时，既主张对其依法治罪，又认为必须对此案全面、深入地调查，秉公处置。他上奏说：“臣等乞再下南京，令仔细分析承佑在任日决配过军人百姓，依法不依法，作两项声说的实数目闻奏，候文字到日，乞朝廷别赐裁处”。正因为从事实调查出发，包拯才能够断案神明，明辨是非。在出任扬州天长县知县时，包拯巧断盗割牛舌案，轰动全县。又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惊朝野。
包拯成为为民作主的典型代表，其清名传于天下，史书上说：“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后世的很多文艺作品中，都极力刻画了包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断案如神的威武形象，宋元话本中的《三现身》、《合同文字记》；元剧中《蝴蝶梦》、《灰阑记》、《后庭花》等大量的包公戏；明代小说《三现身包龙图断案》、《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清代的《铡美案》、《铡包勉》、《陈州放粮》等更是为大众喜闻乐见。将历史上的包拯通过文学作品的放大，塑造出一个更完美的清官形象，这个过程中寄托着老百姓对清明政治、清廉官员的殷切希望和期待。
清官现象扫描
包拯并非宋王朝清官的孤例，大宋300余年间，前后也涌现出不少清廉公正、为民请命的官吏。北宋初年，从太宗到真宗60余年间，“号为盛治，而得人甚多”，其中就出现过不少清正廉洁的官吏，如王旦就是其中一员。
王旦（957～1017），字子明，大名莘人（今山东莘县）。咸平四年（1001），王旦以进士身份入仕，任参知政事，景德三年（1006）拜相。真宗曾评价王旦“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为官数十载、权倾一时的王旦以清正廉洁闻名于世。他衣着朴素，“被服质素，家人欲以缯锦饰席，不许。”因他的住宅简陋，真宗“欲治之”，王旦也婉言谢绝。王旦反对用手中权势为自己谋私利，他在遗嘱中表示：“忝为宰辅，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临终前，他又告诫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要求家人不得厚葬。王旦身故后，真宗赞誉他为“全德元老”。
范仲淹也是宋代有名的清官廉吏。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范仲淹自幼孤贫，但胸怀广大，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志向。在他推行的庆历新政中，明确规定要“明黜陟”、“择长官”，新政中很大一部分是涉及整顿吏治的内容。他认为需要选择贤者为官，“天下之政，唯有贤者用，方可序而不乱；天下之忧，必有贤者出，才能安而不躁。”还进一步要求为官必须清廉为本，官员之间应该“濯缨交进，束带相见。”在他的仕宦期间，吏治严肃，政治清明，为官清正，爱民如子。景二年（1035），范仲淹以尚书礼部员外郎身份入朝。宰相吕夷简素知范仲淹敢言直谏，便提前警告他“汝非言官之职，不得妄议军国大事”。但范仲淹不畏强权，宁可舍官弃命也决不姑息奸恶。他曾给子弟留下遗言：“吾上疏，言斥君侧小人，必得罪以列。吾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面对范仲淹冒死直谏，吕夷简又借故将范仲淹权知开封府。开封府为京都之所，皇亲国戚、官宦大族、奸富猾吏，盘根错节，向来难治。范仲淹到任后“决事如神”，大力整顿，革除弊政。每上朝言事也“多陈治乱以开人主，历诋大臣不法者。”数月后，开封府“肃然称治”。当时开封城中流传着“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民谚。范仲淹权知开封府所立下的功绩丝毫不逊于后来的包拯。他以自己的端方廉正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和楷模。
清官现象，并非宋朝独有，纵观中国历史，历代都有官吏“矫然自拔于污世”，他们清廉不苟、志行修洁：春秋晏婴相齐50年，官势显赫，出门仍是老马破车；汉武帝朝左内史倪宽，“衣若僮仆”、“食若庸夫”；唐初房玄龄、魏徵、杜如晦刚正不阿、公正廉明；明代海瑞死后，家中仅有“俸银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他们淡于钱财，耻于纳贿，不以权谋私：战国孙叔敖“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取”；隋初贝州刺史狄士文“不爱公料，家无余财”；唐代刘晏主管中央财政，其家财“唯杂书两车，米麦数斛”。他们关心民生、刚正不阿、严惩贪恶、兴利除害：汉代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东汉“强项令”董宣执法如山，不畏权贵；唐代狄仁杰秉公办案，严于执法……历代清官廉吏的言行一直为后人称颂。清官现象的产生还离不开君主的励精图治、选贤任能、纳谏纠错；离不开清官本人倡廉惩贪、清白奉公的人生追求；离不开清官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为官准则；也离不开清官勤政爱民、为民造福的入仕理想。
清官群体是中国历史上一种较为特殊的现象，也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清官精神中的为民请命、清廉刚正等精髓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同价值取向当中，虽然清官群体也有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阶级局限性，但毕竟能给社会民众带来一丝慰藉、一点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