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是晚唐时代诗人杜牧的《赤壁》绝句。赤壁之战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仗，这首短短的绝句也是唐诗中间有名的。当时曹操统领了号称八十余万水陆大军，占据荆州，追击刘备，威胁东吴，他的雄图大略，自然在乎削平天下，绝不是为了铜雀台上缺少两位江南美人。诗人的设想是无中生有的，不合乎历史事实的。不过历史是历史，诗是诗。诗有诗的艺术，有诗的真实性。那一仗是周瑜侥幸成功了，要不然的话，东吴的生灵涂炭，连他自己的妻室被抓到铜雀台去也是完全可能的。通过“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个鲜明的形象，把当时东吴的危机和周郎侥幸成功的这个历史事实着重表现出来，是这首短诗的艺术创造。
这里我们想到《三国演义》这部书。“孔明用智激周瑜”那一回书，似乎是得到杜牧诗句的启发的。诸葛亮劝周瑜不必劳师动众，只要肯把大乔小乔献给曹操，曹兵百万之众便可卸甲卷旗而退，并且他假装不知道大乔小乔是谁，还把曹子建的《登台赋》增改了字句作为证据，特地用来激恼周郎。好像不这么一激，周瑜还没有拒曹的决心似的。这些都是小说家凭空杜撰，完全无中生有，不合历史事实的。不过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小说和诗密切地接近，都是艺术的创造。那一回书尽管是无中生有，却把诸葛亮和周瑜的两个典型性格表现得很真实。《三国演义》的源头很古，最早在晚唐时代已经有讲述三国故事的通俗说书，所以我们决不定是说《三国志》的由于杜牧诗句的启发添造出这段情节呢，还是杜牧听过通俗说书偶然用来作为诗的典故呢，两方面都有可能性，且不必管它。我们借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小说和诗歌的密切接近和血肉通连。长篇小说，按照文学理论，属于大型史诗这一类型；小说是散文体的史诗。
必须分别，《三国演义》不是历史书而是历史小说。如果一一对证历史，不符合史实的部分很多。前人批评过这部书说“七实三虚”，七分是真人真事，三分是虚构的。照我们看，虚构的部分绝不止三分，就是连真人真事的部分也是经过文艺性的改造的。与其说“七实三虚”，不如说“三实七虚”，更其恰当。越是虚构的部分，文艺价值越高。拿赤壁战争来说，这一仗的描写从头至尾用了整整八回书，写得紧张生动，有声有色，极其精彩的。如果对证历史，三分是实，七分是虚。黄盖献诈降计是实事，苦肉受刑是增设的；阚泽实有其人，密献诈降书是虚；东吴定下火攻计是实，主要出于黄盖的计谋，诸葛亮和周瑜斗智是虚。诸葛亮借箭、借东风更是虚。蒋干偷书和庞统献连环计都是虚。人物是真，事情是假。苏东坡《赤壁赋》说曹孟德“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这是形象化的语言，概括了曹操的精神面貌，可是赋什么诗，怎样横槊，没有交代。《三国演义》就更具体地描写这个形象。曹操正唱着他的得意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那篇《短歌行》，而且一横槊便把个刘馥刺死了。刘馥实有其人，而且确实死在建安十三年，正是赤壁之战的那一年，可是谁知道他死在曹孟德横槊赋诗的当儿呢？小说家信手拈来，不可相信，但也无法批驳，妙在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捏合得情景逼真。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郭冲三事”：“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唯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以上为郭冲三事文，注下有难者曰云云，驳此事之非实。加以论断曰“故知此书，举引皆虚”。又马谡与张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此文在前注引“郭冲三事”之后。从此可知，《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这一回，马谡失街亭是实，弹琴退仲达是有所本的，但所本也未为属实。两事不在一个时间，全出捏合。
《三国演义》是把三国时代的战争作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我们可以把《三国演义》称为历史小说；它是中国古典的民族形式的历史小说，和世界文学里的所谓历史小说有性质上的差别。欧洲的长篇小说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别作家的文艺作品，内中有把某一个历史时期作为背景，用大部分虚构的人物故事来充实描写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叫做历史小说。我国的历史小说产生在封建时代。有通俗说书业者，约略根据史书，对人民大众讲说历史上的战争故事和英雄人物，讲说某一个朝代的兴亡始末；原来是口头的文艺创作，从他们的累代相传的讲说底本称为“话本”的东西，通过文艺作家的加工编写，产生了大批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向来被称为演义小说的，按照它们的内容，可以叫做历史小说。它们是民族形式的历史小说。这类东西有点像欧洲中世纪流行的历史传说和英雄故事书，同样渊源于人民口头创作，同样是封建时代的文艺作品。《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约一三三〇—一四〇〇），是一位伟大的通俗文艺作家。三国故事的流传到了他的时代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他继承了丰富的民间文学遗产，再参考了史书里的材料，编写成这部历史和文艺融合得恰到好处的天才杰作，在演义小说中是一部典范的、最成功的作品。
晚唐诗人李商隐在《骄儿诗》里描摹他小孩的淘气情况，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诗，可见在晚唐时代三国故事已经普遍流行了。《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的“京瓦伎艺”中间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京瓦是京城的瓦市，热闹的人民市场，活跃着各色各样的大众化的娱乐杂伎。霍四究不知是何等样人。“常卖”是京都的俗语，指在街头叫卖小商品的，大概讲五代史的尹先生曾经是这样一个行当出身的。由此推想，霍四究也不会是怎样博雅的人物吧？从记载，北宋的汴都和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里，演说史书的名家有孙宽、李孝祥、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张小娘子、宋小娘子等。这里贡士、解元等称呼不是真的科举上的身份，乃是社会上对于一般读书人的美称。演史家要按照史书编造故事，其中尽有些有相当学问的读书人，不过这班读书人必定是穷得可以的，在科举上断了念头，不想往统治阶级里爬了，他们转向〔为〕（编者注：原脱字）人民大众服务，坐在茶馆里说古书了。这样他们把掌握在封建统治阶级手里的历史知识搬运给人民，同时结合人民的道德标准批评了历史人物，结合人民大众的艺术创造能力把历史事件越发故事化了。在说书界中还有和演史家并立的“小说”家，讲说传奇、鬼怪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的，这派的说书艺人捏合故事的本领更高，不像演史家的一定要依据史书，带点书卷气的。这派的有名艺人中，有故衣毛三，枣儿徐荣等，从他们的称号可以推想他们的阶级出身，大概是卖过旧衣服，开过枣儿铺的。总之无论读书人也好，做小买卖出身的也好，他们现在同属于一个阶级，就是在市场里说书讲故事的伎艺人。讲说的是他们，编造话本的也是他们。他们属于小市民阶级，处在社会下层，是被压迫者，是老百姓。他们的口头文艺创作，主要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不过在都城里活跃的说书业者，原是从各个城市里集中得来的，说书业普遍于全国，普遍于城市，也深入到农村。说书的是走江湖卖伎艺的，他们接近广泛的人民大众，所以他们的文艺创作合乎人民大众的口味，反映人民大众的愿望的。封建时代有两种文化，一种是封建统治者的文化，一种是人民大众所创造的文化。说书艺人的口头创作集中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文艺创作才能，从这里成长出民族形式的小说，替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的文艺天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宋代说三分的话本可惜没有能够流传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最古的三国故事的话本是元刊本《三国志平话》。书分三卷。上面是连环图画式的插图，下面是话本的本文。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所创造的三国故事，是生动灵活的，可是但具轮廓，缺乏细致的描写。三国故事经过多少人的讲说，若干代的创造，面貌未必相同，这不过是某一时期的某一种本子罢了。那些话本本来是简陋的，留出供说书者铺张增饰的地步，从师父传徒弟，徒弟再传徒弟，各有巧妙，各有创造，不可能完全记录下来。在元代戏曲文学里，涌现出好些三国故事的剧本，这些剧本帮助增加三国故事的情节和三国人物的性格刻画。罗贯中总结了这笔丰富的文艺遗产，重新创造，重新考订史实，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原则下进行文艺创造的工作。三国故事到了他的手里，才成为完整的杰出的文艺读物，比之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大不相同了。
宋人笔记说：“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讲史”一称“演史”，各人标榜一部正史，有讲《汉书》的，有讲《三国志》的，尽管讲得很野。“演义”就是演说大意的意思。讲史家的话本，叫做“平话”或者“演义”。（在当时，它们不叫做“小说”，“小说”指短篇故事。）《三国演义》的正名应该是《三国志演义》。嘉靖刊本三国演义题书名作《三国志通俗演义》，里面标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陈寿的《三国志》就是二十四史里的正史。其实《三国演义》和陈寿《三国志》根本是两部书，性质完全不同。所以这样标题的原因，一是说明这部小说的史料依据，一是还要抬出正史来希望见重于知识阶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罗贯中确实在史书里用过一番工夫，做了史书材料和人民口头创作双方融合统一的重编工作。他把向来话本中间离开历史事实太远的部分删去了，并且根据史实的轮廓添加文艺性的描绘。因此《三国演义》获得了所谓“雅俗共赏”的优点。
罗氏原本二十四卷，共分二百四十节，每节用七言单句标目。我们通常阅读的《三国演义》，分一百二十回，以七言或八言两句标目，是清初人毛宗岗的评定本。毛本基本上是罗贯中的原著，只有细节的修改和语文上的修饰，那些修改是有更求完善的企图的。新近作家出版社印行的《三国演义》就是大家熟悉的毛宗岗的修改本。
（本文原作于一九五三年，曾收入《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现据手稿重新整理，内容有所增加。题目是编者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