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乘坐火车南进的。这是一次特殊意义的旅程。
5月25日，冀东的南下工作团除少数留守人员之外，全体成员在清新的早晨，迎着朝霞，集中到开平火车站的站台上，然后按规定秩序井然地登上了等待我们的两列火车。
这时，车站已经聚满了欢送的人群，他们是当地党政机关领导和干部群众。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火车一声长鸣，便缓缓启动了。听着嘹亮的歌声，伴着喧天的锣鼓、招展的红旗和欢送者饱含期望、灼热盈泪的目光，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在心中默默呼唤：别了，我的故乡！别了，我的亲人！随着越来越强烈而有规律的钢铁撞击声和火车头的喷气声，一切都在我模糊的视野中远去，远去……很快，火车驶离了唐山，向天津进发。
其实我们坐的是两列装载货物的闷罐车。为了照顾女同志，每列火车加挂了一节客车车厢。所谓闷罐车，就是每节车厢都是由一块块钢板焊接而成，车厢里不但没有座位，而且四面封闭，只留有用作通风的小窗，车厢的地板上铺了用高粱秆编成的席子。大家进去以后，只能席地而坐。夜晚，就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席子上，几十个人挤在一个车厢里，空气的混浊可想而知。我们吃的是自带的干粮和饮用水。洗漱只能在火车停靠车站时，到站台上的水龙头处进行。水龙头数量极为有限，此时往往拥挤不堪。虽然如此，我们却没有一个人叫苦。相反，大家精神饱满。因为这与南下大军肩扛笨重的武器，背负沉重的辎重，在战场上拼杀相比，不知好了多少倍。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哪有叫苦之理。另外，当时我们绝大多数人莫说坐火车，连见都没见过，以为火车本来就是这样的。
家乡越来越远，火车朝天津驶去。天津，我们家乡通称天津卫。我从来没到过这里，只知道这里有“狗不理”包子。那还是我家一位亲戚说的，他到过天津，说那“狗不理”包子呀，热气腾腾一端上来，如同薄雾之中的含苞秋菊，咬上一口，油水汪汪，香而不腻，每个包子都有15个褶，而且褶花匀称。当时听他说，我真是垂涎欲滴。可我也感到奇怪，那么好吃的包子怎么叫“狗不理”呢？
我们乘坐的火车驶入天津车站时，天已经黑了。在这里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天津市委送给我们不少的糖果，每人分了一小包。糖果虽少，但意义重大，因为这是以新生的红色政权的主人——中共天津市委的名义送我们的。所以大家感到糖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不仅再一次激起了南下的光荣感，而且有一种当家作主的自豪感。此情此景，至今难以忘怀。但“狗不理”包子却与我们无缘，这么晚了到哪里去找呢，而且几千号人，哪有那么多的“狗不理”呢？大家只能咽下几口唾沫，算是“思梅止渴”了。
50多年后即2002年3月，我有幸去天津考察，闲谈中说起当年南下时我对天津的印象，于是主人特意请我们吃“狗不理”包子，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尝出它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不免有点失望。我问起“狗不理”包子名称的来由，陪同的同志为我讲起了“狗不理”包子的来历。
清咸丰年间，河北省武清县一农家四十得子，为求孩子平安，取名“狗子”。狗子十四岁到天津学手艺，在一家蒸食铺做小伙计。狗子心灵手巧又勤奋好学，练就一手好活。出师后，自己摆起包子摊。它以水馅儿半发面、口感柔软、鲜香不腻、形似菊花、色香味形都独具特色，引得十里百里的人都来吃包子。由于生意十分红火，狗子忙得顾不上跟顾客说话。这样一来，吃包子的人都说“狗子卖包子不理人”，日久天长，都叫他“狗不理”。当年，袁世凯在天津编练新军，将“狗不理”包子带入皇宫，敬献慈禧。太后尝后大悦，曰：“山中走兽云中燕，腹地牛羊海底鲜，不及狗不理香矣，食之长寿也。”从此，“狗不理”包子名声大震，传遍大江南北。
大凡一种传统美食都会包含一个动人的故事，蕴涵一种独特的文化。可这种流传了上百年的风味点心，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出它的美味呢？我突然想到一则关于朱元璋的故事。说的是朱元璋当年穷困潦倒的时候，有一天别人施舍给他一碗菜羹，他喝下去之后，感觉美味无比。后来他做了皇帝，山珍海味吃腻味了，突然回想起当年那碗菜羹来，便吩咐厨子去做。谁知厨子奉上的菜羹怎么也不像他当年感觉的那种美好。据说就因为这，厨子还被他杀了好几个。这时，一位大臣冒死出面劝谏，说，不是厨子的手艺不好，而是圣上您的口味变了。朱元璋一想，恐怕是这个道理，才停止了杀戮。这种主题的故事好像还有几个版本，主人公也是一些由贫贱走向富贵的帝王将相。
民间之所以流传这种故事，大约是讽喻人们富贵了不要忘本。联想到当年天津市委送给我们的糖果，那时候觉得那么香甜味美，今天吃到这闻名遐迩的“狗不理”包子，怎么就找不到感觉了呢？个中的道理是一样的。我深深感觉到人的本性，确切地说是人的生物性的可怕。记得司马光说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并说这是“人之常情”。我想，司马光看问题真是透彻，在生理直觉上，“奢”确实比“俭”要使人感到“舒服”、“痛快”和“满足”。从生物学的角度，人应该选择“奢”，可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人必须选择“俭”。因为节制物欲、保持节俭是我们兴家立业的根本，也是我们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而它偏偏又是与“人之常情”相悖的。试想，去做与“人之常情”相悖的事是多么的难！这个“难”字，从古至今难倒多少人！
惟其“难”，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在1949年3月，在中国革命处于全国胜利前夜的重要关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惟其“难”，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50多年以后，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会在2003年新年之际重访西柏坡，并向全党提出牢记“两个务必”的要求。
真是，区区“狗不理”，关联大道理。
把话题拉回来。我们在天津稍作停留后，火车在“向前进”的高亢歌声中，风驰电掣地沿津浦路（天津至江苏浦口）向南驶去，经过济南，到达徐州。因我们要在这儿转头向西沿陇海路（江苏连云港至甘肃兰州）直下河南开封，所以在这儿停留了较长时间。
徐州古称彭城，自古乃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有“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之说。历史上的楚汉相争、抗日战争中的台儿庄大战和刚刚发生的淮海战役都说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4000多年间发生在徐州的有文字记载的大小战事共1000多次，其中有重大影响的达200多次。历代名将在此创造了闻名遐迩的辉煌业绩，台儿庄大战更是彪炳史册。几个月前在这里发生的淮海战役，尤其使人激动不已。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的指挥下，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以徐州为中心，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一举平定了江淮平原。
我们虽然在徐州停留了一段时间，但是并不能自由活动。当时我有个想法，想去凭吊一下在淮海战役中牺牲的英雄们。可是刚刚解放的徐州，百废待兴，烈士的陵园只怕还未来得及建呢，我到哪里去凭吊呀？我只有把这种想法压在心底，内心却充满着一种感动：没有英雄们的英勇献身，就没有江南的解放，就不会有我们的南下。此时此刻，我体会到，南下是伴随着革命历史性胜利的一次历史性行动和事件。
火车离开徐州，疾驶在中原大地上，以铿锵有力的脚步把我们载入了河南开封。开封，我早就听说过，但都是从描写岳飞的《精忠传》和戏曲《铡美案》中得来的，特别是开封府那位包拯包青天的故事，在我们家乡更是脍炙人口。包青天已死去八九百年了，但他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刻在人民的心中。因此，我在心里暗暗许愿，将来有机会我一定再来开封，拜谒包大人。
现在的旅客出行，对自己旅行路线都会知根知底。但当时我们只知道南下的大致方向，对具体的行程和线路却浑然不知。因为我们的行程决定于战争的进程，只能根据战争的进程走走停停，所以我们乘坐的火车从陇海路转向京汉路（北京至武汉），并继续南进，途经郑州、许昌到达新郑时却戛然而停了。
从唐山到新郑，我们在火车上大约度过了5个昼夜120个小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我的同伴也大都如此。这次旅行对所有参加者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我们的这次南下，在报名乃至集中整训时，还只是一个理论问题，那么从登上火车那一刻起，就是一个现实问题了。5个昼夜的时间，除了睡觉和聊天，只要是清静的时候，我总免不了陷入沉思：此去是祸还是福，是凶还是吉，是充满胜利的坦途，还是荆棘遍布的险境，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还是能够凯旋……总之，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脑海里回荡，难以得到明确的答案。
事实就是这样的，命运是时空的来来去去，是风云的变幻莫测，是各种客观因素的常数或偶数的组合。人们既要与命运抗争，又很难驾驭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滚滚向前的列车，不光是载着几千号人，而是满载他们的命运去经受未来的磨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