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中，我多处提到南下时我年龄较小，其实还有比我更年少的，他就是石光。石光不仅是冀东南下干部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南下后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因此，在回首南下这段往事时，不能不激起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我在零陵地委工作时，最幸运的是结识了石光。石光南下时刚14岁，中等身材，头显得很大，稚嫩的脸上闪耀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纯真的微笑始终挂在他的脸上。他担任地委文印室的文书，主要负责刻印文件（他一手漂亮的硬笔字就是那时练就的）。我与石光结下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纯洁感情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我们都把这种友谊视为一生最大的幸福。
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结交了不少同志和朋友，其中也有若干知己，但仔细想来，所有这些都没有超越我与石光的友谊。
说来话长。
首先是石光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他聪敏过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凡是他看过的东西，都能成段地加以复述。他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总是高我一筹，与他交谈常常可以得到有益的启迪。他性格开朗，胸怀宽广，在与人们的交往中从不争强斗胜，抢占上风，天真中浸透着纯真的谦虚。他的为人不仅使我信服，也得到了机关上下所有同志的赞许。因为上中学时他用的名字是石家宝，所以人们都称他“小宝”。一声“小宝”，饱含了同志们对他的关爱之意。总之，石光留给我的美好的“第一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历久弥鲜。
强烈的求知欲和共同的爱好是联结我们友谊的纽带。因为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根本无钱买书。于是，新华书店就成了我们读书的最好场所。每天晚饭后，我俩经常结伴去书店，去看自己喜欢的书，直至书店关门。就这样，我们成了书店引人注目的“常客”。当时的书店不大，书也不是很多，但对我们这些刚刚进城的青年来说，已经是知识的海洋了。我们在这儿读了许多苏联近代著作，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小说，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传记和有关他们的故事。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也是新鲜的，因而越发激起了我们的浓厚兴趣。在这些著作中，对我们影响最深和我们讨论最多的是两本书。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是苏联青年革命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写成的。这本书不但在苏联家喻户晓，在世界上也有广泛影响，它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至今魅力不衰。那时几乎每个革命青年都能背诵书中的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在书中塑造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那钢铁般的意志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一段名言更成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
另一本是《怎么办》，它是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世纪60年代在监狱里写成的。这本书回答的是18世纪中叶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以及如何达到胜利的彼岸。列宁曾在一个夏天把这本书看过五遍，可见这本书对俄国革命者乃至俄国革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小说描述了俄国青年革命者为了迎接革命，经受革命的严峻考验，自觉地刻苦学习和锻炼身体，甚至在钉满铁钉的木床上睡觉，似有“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小说的这些内容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我们这一代革命青年。孟子曾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意思是说，凡成就大事业者，必须先吃大苦；怕吃苦的人，是不会有大成就的。无数事实也证明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
清苦生活中的相互关怀是我们的友谊不断加深的推动力。南下以后，我们过了几年的供给制生活，身上只有一点点少得可怜的零用钱（当时叫津贴），但是我们过得还是很愉快的。当我们在长谈之后，发现兜里有几毛钱时，就去街上的面馆打点小牙祭。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下肚，大汗淋漓，十分痛快。有一次为了体味一下西方文明，我们还特意去零陵城内仅有的一间面包店，每人吃一个面包、一个荷包蛋、一杯咖啡，这算是我们到零陵后吃得最好的一次了。有一次，石光去道县出差，特意给我带回两块油炸“酥饼”，说这是道县的特产。小小酥饼吃在嘴里，甜在心里，我被深深地打动了。那个年代的两块酥饼，堪称友情的象征，在两个青年心灵间碰撞出了真情火花。真正的友情不在于物质的多少，而在于彼此惦记，相互关怀。因此我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上个世纪90年代，当我再次去道县时，想起这件往事，特意去寻找酥饼，很想再尝一尝酥饼的味道，回味石光对我的深情厚谊。
共同的出身经历和文化背景是我们深厚友谊的渊源。石光1935年1月出生在河北省喜峰口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时期曾做过省议会参议员。1946年9月，石光考入唐山市立中学，当时我在该市的省立中学读书。1947年秋，我因农村土改被迫辍学，参加革命工作比石光稍早，石光是1948年10月唐山解放后参加革命的。他在学校时就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因而倾向革命。当时三青团（国民党的青年组织）在市立一中十分猖獗，他能出污泥而不染，并且还进行过一些斗争，因而唐山一解放，他就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不久，他报名南下。我们两个都是剥削阶级的叛逆者，又都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沉重包袱。正是这种共同的家庭和文化背景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并且能互相理解彼此的心境，因而友谊与日俱增。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不管风云怎样变幻，我与石光的友谊始终如一，牢不可破。
1952年初，我去江华县工作。不久，零陵、衡阳、郴州三地区合并为湘南行政区，石光调区党委组织部（所在地是衡阳）任干事，我们暂别了两年时光。1954年，湘南行政区又分为郴州、衡阳两个地区，石光被任命为衡阳地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不久我也从江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上调任湘南区委党校教研科长，自此我们又相处在一起，直至1956年3月他调省委文教部任处长。在衡阳共处的两年中，每到周末，不是他来，就是我往，我们总是形影不离，不是自由愉快地交谈，就是轻松自如地漫步。我们谈及的范围更广，内容更深刻了。即使他调省里工作，我们也没有中断过联系。1960年，我被任命为衡阳市委宣传部长，而省委文教部与省委宣传部合并，石光任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这样，我们又走到一条战线上来了。我每次来省里开会，我们必定要聚会和交谈，每次我都会品味到石光那具有真知灼见的跃动的思想火花，我从他那里总是带着一种满足和兴奋而归。碰巧的是，1964年初，我随杨兴洲同志（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带队的“四清”工作团到湘潭市板塘区搞“四清”，石光也随徐天贵同志（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来到湘潭市一中搞“四清”，这样我们又十分巧合地相聚于湘潭。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经常来我处，彼此交换工作的进展情况。有一天，他把自己撰写的一篇文章送给我看。这是一篇水平很高的哲学论文，言简意赅，流畅自然，通篇没有一句生搬硬套的引经据典。这就是石光的风格，他对理论有极强的领悟力，同时又有将深奥的理论用通俗简洁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进行表达的才能。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衡阳市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一个被揪了出来。在省里工作的石光也未能幸免，先是送“五七干校”，后又扫地出门，下放农村，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文革”后期，我被“解放”出来，于1974年任衡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石光也于同年调任湘潭大学筹备组任办公室主任，因“文革”中断数年的联系又恢复起来。1976年12月，石光调入省委大批判组（后改为《新湘评论》杂志），1980年任编辑部副主任。从19岁担任处级干部算起，石光“原地踏步”长达24年，但我从未听到他对此有半句怨言。这一段时间，我们议论最多的是“四人帮”的胡作非为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石光对“四人帮”痛恨至极，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充满热情。
1980年，我被选为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来省城的机会更多了，我们的交往也更为密切。在这期间，他的女儿石红在衡阳医学院读书，经常来我家做客，视我为亲人。1981年，我女儿江天考入湖南大学，她对石叔叔更是崇拜至极，也经常去他家。我俩的友谊，已经惠及儿女辈。
应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更加成熟了，我们自己也成熟起来了，特别值得庆幸的是有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施展才能的客观条件，我们可以通过辛勤工作给党和人民以更大的回报了。我们这时候的交谈，一扫过去那种压抑的气氛，心情非常舒畅。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82年9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经医院确诊，石光，我亲爱的朋友，得了不治之症——肝癌。
1982年9月中旬，我来长沙开会，得知石光在湖南医学院（现为中南大学）附二医院检查病情。我去看他，只见他用两手卡着腰，坐立艰难。我问他是什么原因，因当时还未确诊，他说可能腰椎有点问题。对于他的回答我没有在意，我们谈了一会就分别了。其实，石光长期患肝炎病，感觉腰痛已有两年多了。1982年5月以后，常常出现干呕症状，身体明显不适，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直到住院的前几天，他还不顾起居、行走困难，居然驱车一百多公里，赶到南岳，同正在那里的结核病院住院的编辑部副主任肖雁樵同志商量工作。从那里回来后，在同志们的催促下，他才去医院检查，可是已经太晚了。过了几天，我就得知石光患的是晚期肝癌，癌细胞已经转移。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顿时不知所措，急忙赶到医院去看他。能说些什么呢？看望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何况他是我一生难觅的挚友！我有意回避他的病情，只谈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在回来的路上，我绞尽脑汁地想，我应该为他做些什么呢？我应该怎样照顾他呢？怎样支持他与面临的病魔作严峻的斗争呢？我有什么办法能减轻他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呢？想着想着，我不禁潸然泪下。
石光住院期间，我每次来长沙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陪伴他，给他精神上的安慰。我时常托人为他送几只甲鱼，自己来长沙时也带几只甲鱼，给他补充营养。我还不断地从衡阳带来各种鲜花，给他的病室增添春意和生气。我甚至幻想，我的朋友石光或许可以化险为夷，奇迹般地恢复健康。
石光住院期间，得到了省委领导同志、《新湘评论》（1960年创办，由毛泽东亲自批准并亲笔题词，后不久停刊，1977年初复刊，1984年改为《学习导报》）的同事们以及亲朋好友的亲切关怀和无微不至的照料，医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特别是王向天同志（曾任省教育厅厅长、副省长、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2年3月因患癌症逝世），竭尽了朋友之谊，给予石光以最直接最深切的关怀和精神上的最大安慰。石光在与疾病的斗争中也表现了“知天命”的大无畏精神。但是所有这些都未能使他挣脱病魔的魔掌。1983年2月22日10时15分，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石光，带着深深的遗憾与他的亲人、朋友和战友永别了，这时他才48岁啊。
石光在逝世前4个月即1982年10月19日，强忍着病痛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得病以来，得到党组织和同志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特别是老同志老战友，对我十分关切，可以说是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出主意，想办法，寻药物，送仪器，特别给我巨大的精神支持，此时此刻，我感到一种真正的幸福，得到慈母和兄长般关怀的幸福。如实描绘我的心境，讲那么高兴，当然不可能，那么悲观失望，却也不是，恰当地说，我的心情是坦然的。生老病死人人都会遇到，早早迟迟而已。有病就治，尽力争斗一番，也可能危而后安，也可能斗不过，也没什么关系。这也可以叫‘知天命’吧！何况，回首往事，觉得这几十年还是很有意义的，总是觉得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很多很多，而我做的事情，我交给党和人民的还太少、太少。就个人方面说，人生最大幸福，也许莫过于得一二知己，这个幸福我得到了，若说知己，几十年如一日者，第一是你，我是这样告诉我的孩子们。还有向天，他也是不管我顺利还是遇到困难、挫折时始终如一对待我的人……”
石光啊，我最亲爱的兄弟和战友，当我为你英年早逝而万分痛惜之时，我要为你的最后遗言补充一句：你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凡与你交往和共事的同志，大家都喜爱你，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而你做到了。
我为有这样一位朋友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