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0年上半年调到地委工作，虽然只是一个小会计，但可以接触地委的几位负责同志。在这以前，我以好奇的目光观察他们，对他们有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可是近距离接触以后，他们作为鲜活的个人，其人格魅力和精神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
永州地委的这批负责干部，一般都有中等文化，而且大都是1938年前后入党和参加革命的，年龄在30岁左右，是一个风华正茂的群体。长期的革命斗争和严酷的环境把他们锻造成具有忠于革命，热爱人民，机智敏锐，处事干练，临危不惧，奋不顾身的革命志士。他们以及如他们一样的一批人是我党我军的脊梁，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就是这批人（活着的和死去的）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引向光明。正是他们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才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和光辉前景。
地委书记刘慎之，是我们南下永州干部中资格最老的，天津静海人，1911年5月出生，原名刘玉田，又叫刘振帮，1927年入党。曾任北平市团委书记、北平城市工委书记、冀东区第十五地委书记，南下前任冀东区党委民运部长。这时他还不到四十岁，身材魁梧，中等个儿，紫铜色的脸庞，有一双炯炯有神的浓眉大眼，声音洪亮，语言诙谐。我听过他的报告，具有很强的鼓动性。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勇士，气势恢弘，意志坚定，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但是他性情暴躁，拙于中庸。听说他在北方工作时，他骑的马有一次不听他的调教，一气之下掏出手枪将马打死。这也许就是他后来在重大挫折面前不能隐忍善守的主要原因吧！离开永州后，他先后任衡阳铁路局党委书记、广州铁路局局长、福建省委工交部部长、福建省副省长、中央监委驻华东局监察组负责人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因被诬陷为所谓“刘少奇黑线”61个大叛徒之一，于1969年5月在上海愤然自杀。
有人说“性格即命运”，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如上所说的慎之同志和后面提到的云初同志都是性格甚为急躁的人，刚烈有余，柔韧不足。这些弱点不能说不是促成他们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古人说：“柔、弱、刚、强之用，能兼此四者，相互为用，必奇正相生，变化无穷。”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兼具柔、弱、刚、强这四种秉性，才能适应各种环境，应对各种困难和险恶。柔与刚、弱与强是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的，柔可以变刚，弱可以变强，反过来也是如此。例如一个弱者可能因得到更多人的同情、支持而变强，一个强者可能遭众人攻击而变弱。所以一个人只有刚柔相济，强弱得当，才能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才能不因顺利而忘形，不因困难而气馁。我觉得这两位老领导缺少的正是这些，应该说这是逝者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当然，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是那场不得人心的“大革命”。
地委副书记胡继宗，已记于前，但我对他的英年早逝总是萦怀在心，无限惋惜。
地委副书记兼秘书长李越之，1920年9月出生于唐山市木匠庄。1938年2月参加革命并入党。曾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后任中共平（谷）密（云）兴（隆）联合县委组织部长、中共滦（平）承（德）兴（隆）联合县委书记等。1944年起历任十四地委组织部长、热西工委书记、热河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十四地委副书记等职。离开永州以后任湖南省人事厅副厅长、民政厅厅长、株洲电厂筹备处主任、水电部华东电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因身体不好回北方工作以后，任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委副书记、秦皇岛市委副书记，“文革”后任国家石油部华北指挥部党委副书记、石油部管道局副局长。1982年离休，1997年6月9日病逝。他中等身材，头部很大，前庭宽阔，头发略有脱落。他酷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因为他具有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乐观向上的性格，思想缜密，处事圆融而不走极端，所以大家都喜欢他。他重于为人之道，而昧于为官之诀。他淡泊名利，一生革命，坚守情操，不为浊浪所污，不为激流所动。他自己撰有联句云：“不嫌杨柳青青色，偏爱松柏郁郁枝”，表明了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从上述经历中可以看出他当了一辈子的正厅级干部，也是一辈子受人尊敬的有口皆碑的长者。知父者儿女，越之同志的孩子说：“我爸爸是：老农民一样的形象，知识分子的才华，革命者的胆识，大海般的胸怀。”他的诗文书任十四地委组织部长、热西工委书记、热河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十四地委副书记等职。离开永州以后任湖南省人事厅副厅长、民政厅厅长、株洲电厂筹备处主任、水电部华东电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因身体不好回北方工作以后，任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委副书记、秦皇岛市委副书记，“文革”后任国家石油部华北指挥部党委副书记、石油部管道局副局长。1982年离休，1997年6月9日病逝。他中等身材，头部很大，前庭宽阔，头发略有脱落。他酷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因为他具有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乐观向上的性格，思想缜密，处事圆融而不走极端，所以大家都喜欢他。他重于为人之道，而昧于为官之诀。他淡泊名利，一生革命，坚守情操，不为浊浪所污，不为激流所动。他自己撰有联句云：“不嫌杨柳青青色，偏爱松柏郁郁枝”，表明了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从上述经历中可以看出他当了一辈子的正厅级干部，也是一辈子受人尊敬的有口皆碑的长者。知父者儿女，越之同志的孩子说：“我爸爸是：老农民一样的形象，知识分子的才华，革命者的胆识，大海般的胸怀。”他的诗文书法造诣很深，著有《李越之诗词选》，他的每幅书法作品都堪称精品。
专员于明涛，1917年生，河北省深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下前曾任中共冀东十六、十二地委委员兼专员。他身材修长，略显消瘦，文质彬彬，不苟言笑。他为人谦和，处事严谨，顾全大局，善于守拙，特别是对人对事都持一种谦虚的态度。他经常对自己周围的同志引用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他特别重视调查研究，虚心向基层和人民请教，经常到下边走走看看。在永州，他最受人们称道的是，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主持在零陵建设了八大工厂，包括造纸厂、卷烟厂、印刷厂、染织厂、面粉厂、机械厂、电厂、糖厂，因而蜚声全省。可能因为这一原因，他后来调到湖南省委任工交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以前曾任湘南行署主任），后又调任中南局常委兼财贸委员会主任，“文革”后曾任广州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陕西省省长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1983年调任国家审计署署长、党组书记。是党的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党的十三大、十四大被选为中顾委委员。党的十三大以后，我与他接触的机会较多。他很关心湖南和湖南的干部，每次开中央全会，他都要到湖南代表的座位上问寒问暖。虽然这时的他已经头发全白，背也有点驼了，但是仍然蕴含着睿智和活力。
地委组织部长胡云初，河北省阜平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并入党。他短小精干，瘦削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灼人的眼睛。他生活严谨，表情严肃，行动敏捷，快步如风，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领导干部。我与胡云初同志从1950年起，直到1967年他去世为止，先后接触了17年。而且，我的每一个进步，跨越人生的每一个台阶，都凝聚了他的关注和心血。我也始终把他当作自己的楷模，甚至自己在生活、工作中的一言一行，都有点“东施效颦”。例如，我把他对下级的严格要求到近乎粗暴看成是一种美德。我不能说他完全无私，但我认为他是一位私心很少的人。继永州地委组织部长以后，他先后担任过湘南行署主任、省委财贸部长、长达十年的衡阳地委书记。他把自己的心血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直至1964年因患脑血栓和植物性神经紊乱而失去工作能力。在与他的长期接触中，大家都感到除了他性格和工作方法上的缺点外，再也没有可挑剔之处了。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光明磊落一身正气的好同志、好领导，却被“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所击倒。他参加革命以来在心中构筑的神圣殿堂，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了。性格偏执而又灵魂纯正的他，再也无法承受这一打击，于是，这位为革命战斗一生，因病已经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同志，怀着满腔遗恨，愤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1967年在衡阳市八中发生的事。我作为走资派与胡云初等同志一起关在这里，云初同志住在我的隔壁。我亲眼看到他那充满愤怒表情的僵硬的遗体，而那时的我只能用蕴含在沉默中的无限悲情与这位最敬爱的长者告别。
呜呼！沧海桑田，人生易老。当我们在温馨的环境里回忆南下这段历史时，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到湖南的数千名冀东干部的命运如何（有一部分去了广西）？总的说来，他们不愧是燕赵子弟，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了省、地、县各级各部门的骨干。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为湖南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甚至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三湘大地上，或者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坚守道义。当然，他们也做过一些错事、蠢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有的整过人，自己也被人整过。他们既是“左”的路线的执行者，也是受害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历史使然。他们的悲剧是历史性的，即便是在犯错误时，还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们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生儿育女。这些子女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不仅接过了长辈的接力棒，辛勤地为湖南人民服务，而且成了地道的湖南人。当时南下的小伙子和姑娘现在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作古，静静地躺在三湘大地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下干部不愧为英雄的一代。就冀东的南下干部来说，他们没有辜负冀东父老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