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保田在家待了两天，干完自家地里的农活，连夜步行四十公里回砖瓦厂上班。自留地里施的家肥多，水保耕借来的小麦种子也好，老天开眼，雨水充足，两墒多自留地，麦子足有半人高，水大爷说，他活了六十多年，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庄稼。水大爷每天放羊回来，都要去自留地转一圈，看着嫩绿的庄稼，心里喜滋滋的回家吃糠咽菜也香。
水保田不在家，水保耕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从生产队干活回来，还要帮家里挑水，锄草，帮父亲拉土羼圈，成天乐呵呵的有使不完的劲，干活的时候，嘴里不停的哼唱革命歌曲，高兴了还要吼上几句秦腔。龚秀珍给生产队喂猪，打猪草、磨饲料、羼猪圈，回家做饭、养猪喂狗，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老机器，白天忙着挣工分，晚上还要缝缝补补，每天只能休息五六个小时。六七月份，庄稼熟了，只要有空，带上五六个孩子到生产队的麦地里拔麦子挣工分。
“大嫂，中午大热的天，为在家休息，又带着孩子拔麦子哩。”队长吴大运乘着午休察看庄稼地，老远看到水保田家庄顶头一块黄澄澄的麦田里有几个黑影儿，他走过去想看个究竟。他来到麦田，看着这群可怜的孩子，为吃饱肚子，几个小侄子蹲在火红的太阳底下，冒着热汗，双手使劲拔麦子，两只小手打起了血泡，他情不自禁的蹲在地埂边帮忙拔起了麦子。
龚秀珍抬头望着半人高的麦田，一阵轻风吹过，麦浪滚滚，发出刷刷声响，空气中飘散着细细麦香。心想，时下正是龙口夺食的黄金季节，今年这么好的庄稼，要是不抓紧时间收割，弄不好来一场暴雨，到手的白面馍馍泡汤，社员们还不是要挨饿。再说了，带几个孩子拔麦子，目的是多挣几个工分，多分一份口粮，多吃几顿饱饭。她手里大把大把拔着麦子，长叹一声：“唉，这么好的庄稼，不多挣点工分不行啊，你在大会上讲，今年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我家人口多劳力少，不抓紧挣点工分，分不到口粮，明年娃娃们要挨饿。”
吴大运望了一眼身后一排排倒地的麦子，笑了笑：“这几个娃真能干，半块地都快拔完了。蛋儿放暑假，二蛋、三蛋、四蛋还没有上学，只要有空，你就带上几个娃娃拔，这块田拔完了，我让会计过来丈量。大伙都一样，一墒地四个工，能拔多少算多少。拉田的时候娃娃也可以背，能挣几分是几分，年底还可以多分点口粮。”
龚秀珍说：“这几墒麦子离家近，你不要安排人，我全包了，还可以挣几十个工。说实话，黄澄澄的麦子长在地里，头顶上有块黑云，我心里就着急，龙口夺食的季节，赶紧把庄稼拉到场上，大伙就放心了。”
这几块麦地离家近，早晚带孩子拔麦方便，想承包这几墒麦田，吴大运自然是满口答应。每年这个时候，都要动员老少爷们，不分男女老少，能出动的全都出动，龙口夺食，能抢多少算多少，要是动作慢了，说不定来场冰雹，这么好的庄稼糟蹋到地里，血汗变苦水，这不是要大伙的命嘛。
这几天，忙着收割庄稼，把计划生育这件事忘在了脑后。前些日子，大队长胡大海碰到他，还在催问计划生育。吴大运抽空做过马晓玲，萧桂芳、张海燕的工作，她们都不愿意去。理由很简单，我们这些老婆子，都是将近四十岁的人了，家里有四五个孩子，今后不会再生了，还是让年轻媳妇去吧。这些女人聚在一起常常发牢骚，说公家拿女人不当人，动手术挨刀子这么好的事，不啥不让男人去；女人在家，即要做家务，干农活，还要洗衣做饭，侍奉家小，哪样活能离得开女人，就连生孩子这码事，也得女人受罪。这几个大龄妇女都说不去，要去就让柯桂英、龚秀珍、朱惠琴去，她们是干部亲属，比普通老百姓觉悟高，先让这几个媳妇带个好头。
吴大运明白这群娘们的意思。柯桂英是自己的大嫂，家里五个孩子，她不去没有说服力；龚秀珍是自己的表嫂，家里六个孩子，沾亲带故的不去结扎说不过去；朱惠琴是柯桂英的亲嫂子，侄子的亲舅母，算是沾点亲戚，她不去没人信服。要想说服马晓玲、萧桂芳、张海燕三位女人，首先就得做通自家亲戚的说服工作。柯桂英虽然是个农家妇女，没有读过多少书，这些大道理她还是明白，虽然有些不乐意，她要是不去结扎，小叔子这个队长的工作不好做，收完庄稼就去公社做结扎手术。
一天省一口，一月省一斗，少一张嘴，省一口粮。在这国难当头的艰难时期，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也是为了咱老百姓好；既然这是国策，就得有人响应，柯汉没有啥意见；朱惠琴听说柯桂英忙完这阵子，就去公社做结育手术，她明白小姑子是为了支持小叔子的工作；她跟吴大运也算是半个亲戚，天天在生产队劳动，低头不见抬头见，让他老是跑到家里来做思想工作，也不是个事儿，还是痛快答应他做结育手术，还能落个好名声，等收完自留地的庄稼，就去公社结扎。张海燕是干部家属，家里四个孩子，小儿子三四岁了，这几年再没有生育；薜仁义是公社干部，晓得计划生育的条件，回家做通了老婆的思想工作，直接带到公社结扎了。
马晓玲想起做手术动刀子就害怕，几个孩子还小，需要大人照顾，要是动了手术下不了炕，几个孩子咋办？她有点犹豫，说想几天再答复。萧桂芳身体不好，有时候受到刺激，披头散发的犯神经，计划生育这事不能得太紧，要是急了，赤身裸体的犯起病来，有个三长两短，生产队长会愧疚一辈子。今天见到龚秀珍，看到五六个孩子，正是需要大人照顾的时候，再说她这几年没有生育，让她去公社结扎，实在张不开口，可是她的年龄还不到四十岁，列入大队计划生育名单中，她要是不去，马晓玲、萧桂芳工作不好做，完不成大队的计划生育指标是要挨批评的。他思索了大半天，想探探她的口气：“大嫂，去社会结扎的事，你跟大哥商量没有？”
龚秀珍迟疑了片刻，一把麦子扔到身后，前移了半步，望着前面的麦浪：“还没有顾得上商量。”
吴大运说：“哎哟，大哥去砖瓦厂上班，这可咋办？”
龚秀珍沉默了一会，抬头望了望天空：“我自己心中有数，这辈子不会再生了。这么大年龄去公社结扎，就是人家不笑话，我还嫌丢人哩。”
吴大运站起身，拍了拍上的灰尘：“这是国家政策，城里早就实行了，这有啥丢人的？你的年龄还不到四十岁，名单早就报到公社了。你看，大哥是砖瓦厂工人，是吃公家这碗饭的，要是你不去，做为大队的反面教材报到县里，肯定会影响大哥的转正问题，说不定哪天就会让他回来。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影响了他的美好前程，他不狠你一辈子？我有个战友复员后留在城里上班，生了两个女孩，单位动员他老婆结扎，他硬是没让去，偷生了第三胎，虽说生了个儿子，却丢了好工作，安排他看大门，你说多亏啊！现在后悔也没用，我这位战友老是埋怨老婆，看到三个孩子就来气，骂儿子是丧门星，非打即骂，一家人过得很不好。大哥在砖瓦厂当会计，听说提干是板上钉钉的事，要是你不去结扎，要是提前退回来，他能不记恨你？以我看，还是去公社结扎吧，不疼不痒没啥痛苦，谁还能说你啥？当然，这只是建议，去不去还得你自己拿主意。”
龚秀珍坐在麦杆上，接起衣襟擦了擦汗，扫了一眼跪在地上拔麦的孩子，抬头望着晴朗的天空，头顶上几只燕子欢快的盘旋，没有负担，没有压力，没有烦恼，呼吸新鲜的空气，啄食鲜活的食物。天高任鸟飞，鲜食任燕挑，她真羡慕燕子的快乐。她低下头，目光停留在粘满泥土的破旧布鞋上，没有穿袜子，鞋后跟裂开一条缝，脚后跟露出鞋外。她脱下布鞋拍了拍土，套在沾满泥土的光脚上。
龚秀珍低头思索，觉得吴大运说得有几分道理，国家既然这么规定，动员全国人民计划生育，还说这是百年大计，自有他的道理，而且城里人早已实行，细细想来，少生孩子就是有好处，两碗饭一个孩子能吃饱，三个孩子就得挨饿。要是不去公社结扎，就是不支持党的计划生育政策，黑名单报到县里，说是丈夫不让好去，这不是害了他吗？不能因为自己的无知，害了丈夫的前程。他已经错过一次机会了，不能为了结扎，再错过这次转正提干的好机会。不就是做个结扎手术吗？没啥危险，休息几天会好的；再说了，没有把握的事，国家能让你冒这个险吗？国家是不会坑害咱穷苦老百姓的。她站起身，右手遮住阳光，瞅了瞅西斜的太阳，估计到了喂猪时间，拍打着裤腿上的泥土说：“你说得对，咱两家是亲戚，马晓玲、萧桂芳盯着我和你嫂子，我俩要是不去，他们肯定不会去。收完庄稼，我先去公社结扎，休息几天后柯桂英再去，我不会为难你。做结扎手术不要钱吧？”
吴大运笑了笑：“不要钱。不但不要钱，还要补半只羊哩。如果大队不兑现，生产队给你宰只羊。这下我放心了，你们慢慢拔，我去放广播。”
吴大运走后，蛋儿抬头疑惑的问：“妈，啥叫结扎？”
龚秀珍也不晓得啥叫结扎，听说结扎后不生孩子，结扎到底是咋回事，她也不太清楚。她顿了顿：“结扎，就像麦子一样扎成捆，码成垛，不怕雨淋，不怕麦穗上长出嫩芽。”
蛋儿似懂非懂的应了一声，拼命地往前拔。二蛋一直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他始终不能理解，我们这些孩子也是人，也要吃饭，为啥不劳动就不分粮食。他皱起眉头，抬头望了望母亲，凝神问道：“妈，你说不劳动就不分粮食。原先娃娃没有参加劳动，生产队都分粮食，为啥今年不分了？是不是娃娃长大了，姑父嫌懒不分粮食？”
龚秀珍苦笑两声：“你年龄还小，长大就明白了。过去是按人口分粮食，谁家人口多，分的粮食就多，这就叫按人分配，霍飞师骂咱家不劳而获，占生产队的便宜，让参加劳动的人吃了大亏。就是说你们没有参加生产劳动，还要分大伙的粮食，有人说不公平。现在时代变了，改成了按劳分配，谁家挣的工分多，分到的粮食就多；谁家劳力少，分到的粮食就少，就要饿肚子。我要带你们几个多挣工分，多分粮食，让大伙看看，娃娃也能靠自己的双手吃饱肚子，长好身体，明白吗？”
其实龚秀珍也不明白，过去按人口分粮食，不是过得好好的，为啥要实行按劳力分粮食，这不是娃娃多的家庭吃亏吗？怪不得要实行计划生育，是怕娃娃们跟大人抢饭吃。后来她细细琢磨，那天的社员大会上，队长讲得有道理，这是上面的规定，说以前的分配制度不公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大伙干活没有积极性，这是懒汉行为，现在要打破这种“大锅饭”，改变分配方式，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就叫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些孩子多，劳力少的家庭就得受苦挨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