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的-个新的经济学流派。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主要分布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他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当代经济问题，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统学派分庭抗礼，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根源、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等重大问题作了有意义的探索。但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并且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介绍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他们在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发达与不发达等重大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并作出简要评价。
（第一节）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学派竞争对手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的，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危机在理论和思想意识上的产物。
早在60年代以前，在西方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学者对正统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持批判态度，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学说中获得武器，使用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传统的方法和分析工具，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发展作了大量的研究。在这些学者中影响较大的有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哈里·马格多夫和莫里斯·多布等人。西方学术界称这些激进经济学家为“老左派”。大约在50年代后期开始的美国黑人反歧视、反迫害的斗争和稍后兴起的美国大学生的进步运动，特别是在60年代后期，由于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在西方世界促成了一股反对“权势”的运动即“新左派”运动。在“新左派”运动中，一些激进学生和学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并向往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终于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形成了一股新的思想体系，即“新左派”思潮，形成了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这个学派的成员不断增加，昔日的一些青年学生和研究生，今天已经在大学里取得了副教授和教授的席位。因此，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着作和教科书也陆续问世。1969年，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在密执安大学设立了“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1973年这个学会成员约有1500人，到1975年已发展到将近2200人，出版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刊物，并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中正式开设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课程。在美国还设立了“新左派”书店和出版《新左派》、《阶级斗争》等杂志。面对激进经济学流派形成发展的这股强劲之势，萨缪尔森也承认“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激进的经济学家乃是一个重要的流派。”
虽然激进政治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们在经济理论和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上基本持有共同的态度和立场。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一些“老左派”经济学家以外，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霍华德·谢尔曼、迈克尔·赫德森、哈里·布雷弗曼、赫伯特·金蒂斯、托马斯·韦斯科普夫、约翰·格利、伊曼纽尔、皮埃·雅莱、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等人。主要代表着作有：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6年）、谢尔曼的《停滞膨胀》（1976年）、迈克尔·赫德森的《超帝国主义》（1972年）、皮埃·雅莱的《七十年代的帝国主义》、韦斯科普夫等人合着《资本主义制度：激进派对美国社会的分析》（1972年）、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1974年）等等。
在政治立场和社会哲学观方面，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他们与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不同在于，他们的历史使命不是通过探讨经济理论来稳定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为了结束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主张废除市场经济和建立具有下列性质的社会主义：①生产资料公有制；②工人控制劳动过程；③对收入和财富实行真正均等的分配。
激进经济学家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制度的转化和改变都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是必然的。他们还把建立社会主义看成是当今不发达国家走上振兴发展道路的必要社会经济条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正是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来展开他们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和整个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的。
（第二节）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经济学的基本态度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认为，主流经济学或正统经济学仍属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范畴，其实质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给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因此，他们从各个方面向正统经济学提出了挑战。
1．激进经济学家首先批判正统经济学家忽视了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问题。
他们认为，经济学和政治是密切相联的，经济学不能离开政治而独立存在。他们指责正统经济学家无视历史变化的分析方法，认为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不顾历史的发展，把资本主义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自然现象，这必然使正统经济学成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例如，传统经济学家回避经济中的权力分配问题，他们倾向于暗示社会中存在某种“社会平衡”和“和谐”，从而掩盖了个人之间、集团之间和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权力斗争的现象。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广泛地运用均衡模型，正是一种回避“冲突”和“不和谐”问题的手段。
2．激进经济学家批判正统经济学家纠缠于既定经济制度内的边际变化，而不顾经济制度中的质方面的变化。“他们批评传统经济学家们把研究主要局限于接近创始状态的‘局部最优’状态，而不追究在一个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非常不相同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是否也许存在着较高的‘总体最优’状态。”
指责边际分析是“反革命的”，强调需要研究伟大的历史进程，以及在制度的内在矛盾变得十分尖锐时的制度变革问题。激进经济学家考察了历史的变化，探索了一套发展阶段的理论，并认为帝国主义作为主要活动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最先进阶段孕育着它自行毁灭的矛盾。
3．激进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学家忽视对生活质量和人的问题的研究。认为传统经济学家的经济分析集中于满足对生产数量的增长，崇拜经济效率，从而忽视了如工人工作性质和工作条件、参与管理、自然和人工的环境质量等问题的研究。他们指责传统经济学曲解人的本性，把人的本性抽象为富有具体个性、总是趋利避害地追求物质利益的自私人，忽视了社会发展对人的影响作用，看不到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其感情和价值观念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传统经济学家盲目追求物质鼓励，不可能激励人的潜力和积极性的发挥。
4．激进经济学家指责传统经济学偏重于在特定的爱好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和上层建筑本身派生出来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人们偏好的影响。激进经济学家批判传统经济学家在分析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生产要素的分配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时，往往使用极不完整的分析方法，总是假定消费者的偏好是既定的，从而忽视了例如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产生出的一些价值判断标准通过广告对消费者的影响作用。有些激进经济学家还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大公司以及居垄断地位的财产占有集团完全操纵了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派生的价值判断标准以及人们偏好的形成和变化，这种被操纵而产生的需要是一种“虚假的需要”，而消费者的利益得到公正的评价只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实现。
5．激进经济学家还抨击传统经济学家忽视研究社会中收入、财富和经济权力等分配问题。他们指责传统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仍然建立在错误的边际生产率分析或供求模式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一方面，边际生产率理论是不切实的，因为最后一单位的劳动和资本是无法测量的，而且资本的实物形态如机器、厂房设备等具有不可分性，它们不可能分为许多很小的单位来计算它的“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边际生产率不过说明了劳动和资本这种实物形态的生产要素结合共同创造了产品，而总是没有说明资本家占有资本获得利润的性质和来源。因此，激进经济学派认为，只有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才能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分配问题，工人的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资本家是剥削者，资本家占有资本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他们并不对生产过程作出贡献。
（第三节）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
激进经济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看法。
一、关于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
美国激进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在他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详尽地研究了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所忽视的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占有主要地位的问题——劳动过程。”布雷弗曼认为，由于19世纪最后25年以来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引起了新的不同的劳动过程，因此，有必要作出新的“科学的”分析。布雷弗曼从资本活动的管理和科学技术两个方面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
1．管理和技术的进步，造成了人类手和脑的分离，并且导致相互对立。在初始阶段，管理和技术的进步，使劳动过程的每个步骤，尽可能地脱离专门知识和专门训练，变成简单劳动。与此同时，那些有专门知识和能受专门训练的少数人，尽量摆脱简单劳动的负担。这样，造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过程结构：一方面人们的时间有无限价值，而另一方面人们的时间几乎分文不值，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分工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是影响劳动组织强大而全面的力量。这一规律还影响社会人口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创造了那么多从事简单劳动的人，使他们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发展的主要特征。随着管理的科学化，最后导致了脑力工作和体力工作的分离。劳动过程变成了要在不同的两种场所并由不同的两类劳动者来进行，造成了人类脑和手的分离，脑力工作集中到管理部门内或同管理部门密切联系的越来越有限的集团手里，在对抗的社会关系和被隔开的劳动背景下，手和脑不仅分离开来，而且由它们之间的统一变成了它们之间的互相对抗，成为不那么富有人性的东西。
2．布雷弗曼认为，资本活动的另一方面——科技革命也导致了劳动过程的变化。劳动者本来是一种有意识的社会动物，他在劳动过程中是一种主观因素，劳动者的每个环节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正是人的这种主观能动的活动支配、推动生产资料，才创造出各种适合人们需要的使用价值。但由于科技革命的影响和管理的科学化，使劳动这种主观因素降到了从属地位，成为管理部门所指挥的生产过程中与机器工具一样的客观要素，这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除了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以外，又加上了“劳动”这另一种“生产要素”，管理部门就成为惟一的主观要素，来控制和调节劳动、生产资料等这些客观生产要素的结合配置问题。这种情况是人类本性的灾难。
二、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激进经济学家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发生了新的不同于19世纪的变化，因此，必然会引起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激进经济学家看到，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中新的产业部门层出不穷，产业结构中各部门的增长率和构成也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从而引起了广泛的职业转移，从事制造业和各有关工业的那部分劳动人口，即过去的“产业工人阶级”处于比例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自动化”的推行，要求管理者和劳动者具有越来越高的教育和训练水平，因此，科技革命又造就了大批专业的管理集团，它由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企业和国家机关中的下层管理人员构成。这个集团在经济社会关系及地位方面有别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一方面，他们在管理生产中，享有控制生产资料和指挥劳动力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本身既不占有生产资料，又靠出卖劳动力领取工资。他们所处的这种地位，既与资本家阶级有利益对抗关系又与“产业工人阶级”有矛盾，因此，有些激进经济学家将这一集团称为“新中等阶级”或“新工人阶级”。有的人甚至认为，“新工人阶级”将取代“产业工人阶级”，他们将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力量。”
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也认为专业管理集团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他们像其他劳动者一样被资本家所雇佣，为增殖资本而工作，这批人与产业工人阶级一样，没有经济的或职业的独立性，除受雇之外无法进入劳动过程，为了生存，必然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劳动以供资本使用。因此，这些人日益符合工人阶级的定义，因为出卖劳动力是工人阶级产生和继续存在的典型形式。这种形式体现了生产的社会关系，即服从权力和被剥削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这一管理集团买卖劳动力的形式下隐蔽了其他生产关系，这一集团又与一般的工人阶级不一样，他们从事监督和组织工人的劳动，他们在劳动过程的等级制度中有地位，有的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在资本家社会中也有一定地位，所以他们又是工业的统治者，是属于资本的化身和雇佣劳动力阶级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