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经济制度的定义是正统的或传统经济学家的主张，这些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的范围缩小到本质上仅仅是“选择科学”或“效率科学”的地步，同时用经济组织代替经济制度。按照这种定义，经济制度被当作包括各个参加者按照规章和规则从事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组织安排的综合体，其主要任务是解决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基本经济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格鲁奇认为，“这个定义没有新的内容……是建立在把经济制度当作静态平衡或均衡的基础上的”，它“没有考虑导致经济制度发展或在它们的结构和职能方面发生根本变化的力量”。广义经济制度的定义考虑到导致经济制度发生变动的动态力量，因而“经济制度是各个参加者的组织发展的复合体”，对这种制度的研究应该同时从两种观点即从均衡的观点和过程的观点出发。“当作静态平衡或均衡的经济制度与当作动态的或发展过程的经济制度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相互对立或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对经济制度的分析可以采用两种方法，即时点分析法和时期分析法。在既定的时点上分析经济制度，可归结为均衡的方法，这种方法假定经济制度的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保持不变，主要考虑存在的任何经济中，基本的问题都是使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去实现国家的目标。同时，也都会出现三个问题：①应该生产什么品种的商品？生产多少？②这些商品应如何生产？③这些商品在需要购买它们的家庭和其他组织之间应如何分配？由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制度。
（2）经济制度的分类
关于经济制度的分类，不同的经济学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一般有两种模式、三种模式和四种模式等不同的方法。格鲁奇根据经济制度的定义及对经济制度的结构和职能分析，将当代经济制度分为四种类型：①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如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②成熟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如瑞典、挪威和工党执政时的英国；③发达的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经济模式，如苏联、东欧国家和南斯拉夫；④不发达经济，包括中国、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的现实经济。
经济制度之所以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是因为其具有不同的影响因素。首先，自然环境对经济制度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地理位置、面积、人口、资源和气候等，同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如美国和中国，土地面积辽阔，自然资源丰富，高度的自给自足可以和经济发展的高水平结合在一起，而那些自然资源有限的东欧、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小国，则不能成功地采取这一政策。如果要发展对外贸易，地理位置则相当重要；其次，影响经济制度本质的重要因素，是它们的历史和文化状况。每个国家都是历史和文化连续的统一体，这种连续的统一体，构成国家经济制度的总框架。如美国社会是开放的、民主的社会，而苏联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的社会，这些差异与这两个国家极不相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有关，其中包括各种由来已久的传统、习惯、观念、信仰和评价标准；第三，影响经济制度本质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在其思想体系中达到了顶点。思想体系，是观念、信仰和评价标准的复合体，因而是行动的刺激，它引导个人和集团努力去适应自然和文化的环境。重要的思想体系，关系到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当一国的许多重要利益集团都持相同的思想体系时，就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体系，如苏联、中国等，这样的思想体系对经济制度有很大的影响。而在没有官方思想体系的国家，如美国，思想体系对制度的决定影响很小；第四，公共机构的组合是影响经济制度形成的另一因素，它构成国家的社会组织，并表现国家的阶级结构及其经济、法律和政治的安排。
（3）不同类型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
第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格鲁奇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以下几个应注意的要素：第一，财产主要归私人所有。当然，这并不排除政府对某些财产，如一些公用事业的占有，但大量的生产资料仍属私人所有；第二，私人企业通过使用私有财产来积累私人收益或利润，这种追求私人利益的动机与扩大社会福利之间并不矛盾，相反有可能促进社会福利；第三，财产的占有者和利润追逐者必须是同一个人或团体，他们对国民经济的方向和水平也负有主要责任。经济的积极性基本上不是来自国家，而是产生于个人和私人团体。根据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要素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决策机构上的分权制；以市场机制为主提供决策的协调和信息；物质刺激是实现经济目标的基本手段。
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经过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为了完善现代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模式，主要有：有调节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想模式，即国家实行适当干预以鼓励竞争；有指导的或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的理想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干预的范围较大，且带有全面性。
第二种，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格鲁奇看来，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是：经济制度基本上是私营的，只有关键性的工业，如煤炭、钢铁、运输、电力、煤气和通讯等实行国有化；对所有的私营工业或企业都实行监督，土地国有，政府对土地价格的提高征税；保留了所有形式的私人收入，如利润、租金、利息等。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不太注意建立工业民主、消灭阶级差别和消除集中的私人财产和势力等问题，也就是说，这一模式并没有消灭私人企业制度。尽管如此，它又不同于资本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实行国家计划，同时扩大经济控制系统；而且，这一模式实际上改变了国家商品和服务总量的分配，它将国家经济的许多剩余从高收入集团转移到低收入集团。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是走向更多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走向更少的社会主义。
第三种，共产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格鲁奇指出，共产主义经济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动员的共产主义经济；正统的或斯大林主义的命令经济；改革过的命令经济；分散的面向市场的共产主义经济。这四种模式具有某些共同因素：在社会意识形态上都信仰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实行一党制或垄断性的政治制度；在经济制度上则实行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国民经济管理上实行以工业化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同时在财政、金融、人事、管理体制和消费政策等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
这几种类型的经济尽管有其共同点，但也有其不同之处。动员的命令经济又称乌托邦、动员的共产主义经济，如1918年-1920年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苏联、卡斯特罗政府的古巴等就是代表，尤其是后者更为典型。这种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尽快地从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共产主义目标，来建立无产阶级的平等社会；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强调高度极权主义，一党专政，同时又非常强调全体人民的自力更生，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的、非物质的或“精神的”刺激；强烈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协调是通过国家、地区和各级计划实现的；
各级领导人严密控制国家文化和思想的发展，强调不断革命、不断斗争、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创造平等的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经济发展是周期的而不是直线的，它在高经济增长、低革命热情与低经济增长、高革命热情之间曲折盘旋。
正统的命令经济是指斯大林当政时期特别是1928年-1953年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主要关心迅速工业化和建立强大的军事国家，这一目标是通过投入大量的成本和劳动力，既不注意经济计划的平衡的最优化，也不讲经济效率，只求高水平的强制经济增长而实现的；重视工业资本的积累，消费者继续保持低水平的生活，重视工业，轻视甚至忽视农业和贸易；经济计划完全由最高当局决定，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极其有限；经济基础是严格计划的生产制度，与之相适应，有着高度集权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这种模式曾经盛极一时。因为，只要人民贫穷且缺乏教育，同时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很少接触，就能够很成功地维持这一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现在正逐渐向一种更加灵活、更加注重效率和消费者福利的体制转变。
改革过的命令经济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共产主义世界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在不触动党政官僚权力结构的情况下使经济更有效率，一些重大的宏观经济问题仍由中央当局决定；改革主要表现在微观经济方面，企业管理者拥有了较多的经营自主权，人们的消费自由和职业自由有所扩大；改革不能削弱党和国家行政机构的权力；企业之间组成横向联合团体和纵向联合团体，这些团体采取康采恩、托拉斯或卡特尔的形式；逐渐由正统命令经济模式中的粗放式经济发展向集约式经济发展；日益关心和重视经济科学。
分散的面向市场的共产主义经济模式主要存在于南斯拉夫、匈牙利和1968年改革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其主要特点有：放弃了大部分中央计划，撤销部一级建制或减少其数目，其计划职能大部分下放给行政区、地区性计划机构，中央政府只制订大的宏观经济总体计划，而不再制订任何详细的实物或供应计划；
基本的经济机构是工人自治的合作社或集体，它选举自己的管理工作人员进行自由经营，各企业在价格基础上进行自由竞争；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开放经济，其国内生产技术、成本和价格要与世界的技术、成本和价格相比较，比较自由的贸易促进了与西方非共产主义国家企业的合资和合作经营。同时，开放的、面向市场经济的创立，也引起了与西方市场经济相类似的重大经济问题，如失业、通货膨胀、收入分配不均、经济波动等等；政治机构将同广泛的经济自由结合在一起，即建立一种分享的“多元化社会主义”。
格鲁奇认为，各种模式的着重点是完全不同的。动员的命令经济强调斗争和不断革命，因而在创建无阶级的平等社会的斗争中，寻求幸福和满足就成为人们的理想。改革过的命令经济将重点放在经济的合理性或效率上，全体人民都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成为人们的理想，但没有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文化自由。
分散的面向市场的共产主义经济强调的，是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自由的社会，理想的社会是用有效率的、生产力高的经济制度来支持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自由。在这几种模式中，动员的和改革过的命令经济以社会主义大国为后盾，影响较大。但从长期看，经济发展的趋势是，随着共产主义经济日益工业化和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动员的经济可能演变为分散的经济。
第四种，不发达国家的主要特征
格鲁奇认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按人口平均的产量低、生活贫困；人口增长快，失业率高；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严重不均；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并受世界需求和价格波动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第二，试图通过计划在短期内改变经济缓慢或没有增长的状况，促进经济增长；第三，遵循哈罗德一多马模式，重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第四，要求扩大公营部门的范围，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
（4）经济制度的成就
比较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就，是比较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格鲁奇看来，比较经济的成就，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比较经济学家关心不同经济制度成就的比较，是为了寻找完善他们自己的经济制度的途径。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也许会分析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以便能够从其他制度中学习一些能够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东西。其次，经济学家对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就进行评价，是为了确定一种特殊的制度是否比其他制度优越。
比较经济的成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顺利地实现它的个人和社会目标或爱好的问题。由于经济成就涉及到用技术或效率实现某一目标或某些目标，也就是说，经济制度的目标为成就提供了衡量或评价的标准，因而成就和目标的关系极其重要。但是，国家的一些目标有时同另一些目标是互相冲突的，一种目标的实现要以牺牲另一目标为代价。只要经济目标互相冲突，国家就必须决定如何安排这些相互冲突的国家目标。不同的国家可能会追求不同的目标，因而不存在一个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共同标准。这样，经济学家就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目标或评价标准是优于或劣于另一个国家的这些目标或评价标准。这就是说，判断或评价经济制度的成就，有时往往是很困难的。因为成就的标准并不总是容易制定。有些标准如经济平等、稳定和保证等标准，可以根据某些统计数字来计量，但是，有许多标准如经济自由、机会均等、经济的进步性或对变化的适应性等标准，则并没有数量的根据，不允许简便的计量。
格鲁奇指出，不仅评价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成就是困难的，而且比较各种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就也是困难的，甚至更困难。首先，各国的资料在可靠性、有用性及其包括的范围等方面，不大一样；其次，世界上一些较重要的经济制度如美国和原苏联的经济制度，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上和思想上也有明显的差异。比较这两种制度的经济成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问题，也很难探讨两种制度成就差别的原因；第三，在所有的国家，劳动和资本的效率，都受经济和政治因素互相作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不容易计量的。
评价或比较经济制度的成就虽然困难，但那些在一段时间内引起经济制度成就变化的国家目标，也是值得注意的。有些集团提倡采用经济零增长和人口零增长这样的国家目标，因为他们相信，所有国家未来的幸福都依赖于世界人口、商品和服务质量的稳定水平，以及对人类福利的最佳分配。“这些世界性的目标，在西方工业国家中看来正在出现，在后工业社会中将显得更加突出”。
（5）经济制度的趋同现象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了许多关于经济制度可能趋向同一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