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货币需求。弗里德曼认为，企业不易受到总财富等因素的强制约束，企业的生产资产中的资本总数，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追加资本，因而是由企业收益最大化决定的变量。由于企业在市场上既可以购买人力形式的财富，又可以购买非人力形式的财富，所以，两者的差别对企业来说没有什么意义，W不必要纳入企业的货币需求函数。因此，企业对货币的总需求是预期的货币名义收益率RM，预期的债券名义收益率RB，预期的股票收益率RE，预期的商品价格变动率GP，效用变量U和总财富Y的函数。
企业货币需求函数既反映了企业对货币的需求，也反映了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弗里德曼应用该函数进行统计处理，发现这个货币需求函数能够相当确切地描述美国和英国整整100年的货币需求。统计分析表明：实际货币需求的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稳定性。
三、货币供给
弗里德曼把名义货币定义为通货C、商业银行的活期和定期存款D。名义货币供给量决定于三个因素：一是由国家货币当局决定的强力货币H；二是银行存款D与存款准备金R的比率D／R，即存款准备金率；三是公众存款与公众持有通货的比率D／C，即存款通货率。
在长期内，强力货币是引起货币存量变动的主要因素。在金融危机时期，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通货率是决定货币变动的主要因素。
实际货币量是名义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它最终是由需求决定的。
四、货币传递机制
弗里德曼在分析货币作用时主张：实际量与预期量分开；名义数量和实际数量分开；货币量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限于对名义收入的影响。如果产出和货币数量都增长3％，名义利率为4％，货币流通速度的价格都是稳定的。此时，货币的增长率从3％上升到8％，那么，会产生三种主要的效应。
一是初期的冲击效应。初期的冲击效应由流动效应和第一轮可贷基金效应组成。流动效应是指，在货币量增加以后，公众持有超额现金增加，现金持有者发现他们的资产构成已经失调。试图调整资产结构，在资产调整过程中，会哄抬其他资产价格，并迫使利息下降。第一轮可贷基金效应是指名义货币量变动与利率变动的效应，即货币增长率上升以后，可以看作是商业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结果，公开市场业务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储备，引致商业银行更迅速地扩大贷款和投资业务，可供资金的增长使利率下降。
二是中期的收入和价格效应。上升的货币余额和较低的利率刺激支出，支出影响价格和产出，这些效应又反过来影响货币需求。在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名义收入加速增加导致实际收入的加速增加，实际收入加速增加会引起现金余额需求和贷款需求的提高，从而利率提高，逐步地抵消初期流动效应和第一轮可贷基金效应使利率下降的压力。货币增加或迟或早地会引起价格的提高。
弗里德曼认为，中期的收入效应的存在不是如同凯恩斯所说的那样，最初的流动性效应和贷款资金效应导致较低利率，较低的利率刺激投资，企业投资反过来对开支产生乘数效应。实际上，矫正资产结构失衡的企图，提高了劳务来源价格，导致原有劳务和新增劳务的开支增加。公布的利率仅是一个利率集合中的几个，许多隐含的和可观察的量受货币增加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较高的货币增长率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趋于提高名义支出的增长率，从而提高名义收入增长率。
三是长期价格预期效应。冲击效应和收入——价格水平效应共同作用会形成价格预期效应。弗里德曼认为，8％的货币增长率能够与8％的名义增长率相适应，其中5％是物价上涨率，3％是实际收入增长率。于是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贷款者要求较高的利率，否则，贷款者在通货膨胀率为5％时名义利率仍为通货膨胀前的4％，他得到利率是负值，即－1％。此时，借款者也愿意支付较高的利率，导致实际利率回到原来的水平，而名义利率高于初始水平。
综合以上三点，弗里德曼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货币传递机制的内存包括初始流动性和可贷出资金效应、随后的收入效应和最后的价格预期效应。
（2）针对货币变动而进行的调整要用很长的时间，影响许多经济变量，如果调整过程是迅速的、直接的和机械的，从一些不完整的数据中也能得出，货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调整过程是缓慢的、迟延的和变幻不定的，原始的数据可能误导人们，应该除去那些随机因素，从中找出本质性的规律来。
（3）货币作用过程中的短期均衡是由调整过程决定的。在短期调整过程中，名义货币需求变动率与名义货币供给变动率之间的差异，导致名义收入变动率脱离它的长期值。名义收入的这种变化可以表现在价格上也可以表现在产量变化上。名义收入调整的速度是实际值与预期值之间差异的函数。
（4）长期均衡被定义为没有实际值和预期值之间的差异。在长期均衡状态下，所有的预期都可以实现，实际量和预期量相等。
（5）短期调整过程与长期均衡状态之间的转变是通过预期值的修正而产生。
货币增长率的变动会造成实际值与预期值有差别，这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第三节）消费的永久性收入理论
一、永久性收入假说
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在消费上的现金支出不能很好地作为衡量其收入的指标，因为在某一时点上，用于消费的费用不一定与他们所得的现金相等，实际上存在两种收入和两种消费。
他指出，收入分为两类：一是记录的收入或测得的收入。指某一时点上的现金所得；二是永久性收入，指与消费者行为相一致的收入，它无法直接观察，必须从单位消费者的行为中推导出来。将超过某一时间标准（譬如说3年）影响消费者收入的因素看作是永久性的，将低于这个标准时间影响消费者收入的因素看作是暂时的。与收入分为测得（暂时）的收入与永久的收入相对应，消费也可分为测得的消费和永久的消费。
如果影响收入的暂时性的因素不能转换为永久性因素，影响单位消费者的收入中的暂时性因素不会影响这个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对社会来说，永久性收入可以看作是当前及过去测得收入的加权平均救。在完全确定的情况下，即消费者知道所能获得的收入、消费品价格和利率的条件下，消费者行为只取决于利率和效用因子。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保持财富的动机不仅从获得收入，还要应付未预见到的低收入和高消费水平等意外情况。在应付意外紧急情况时，构成财富的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具有不同的作用，一旦需要借钱时，用有形的物质资产担保比用人力资本作担保要可靠得多。非人力资本占永久性收入的比率越高，消费者对追加的储备需求就越少。在确定情况下，一般消费函数为：
消费是利率、效用、永久收入和财富的函数。
在一般消费函数的基础上，弗里德曼建立了永久收入假说。这个假说由三部分组成：
（1）对每个单位消费者而言，永久性消费是永久收入的一部分，永久消费占永久收入的比重为K，K是利率、非人力财富与永久性收入之比W、消费商品和服务的效用因子U的函数。在永久性收入既定的情况下，非人力财富越多，消费也越多，在函数中表现为W的提高导致K的提高。
（2）测得的收入Y等于永久性收入加上随机收入。
（3）测得的消费等于永久性消费与随机性消费之和。如果随机性收入和随机性消费不相关，这两个变量也与影响永久性消费和收入的要素无关。在影响消费与收入的暂时性要素的均值为零时，根据永久性假说理论可以建立起反映测得的消费和测得的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回归方程。
二、消费行为与收入结构
弗里德曼认为，永久收入假说表明，当前收入是当前消费支出的主要决定因素的观点有方向性错误，在收入消费领域中，首要的研究任务是发现决定K的主要因素，并估计这些因素的影响。为此，必须收集数据资料，包括各类单位消费者的平均消费和平均收入。
弗里德曼指出，消费对收入的回归方程，主要是为收入结构的研究提供手段，重点是收入分配的分析而不是对消费的研究。它使得有关消费者预算收入的大量数据可以转化为解释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可以转化为对永久性收入状态的分布情况的估计。如在美国，至少就20世纪前60年的支出与储蓄的情况而言，没有任何数据说明消费者行为方面结构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数据资料完全符合永久性收入假定说。这-时期中，永久性消费与永久性收入的比率，对于工资收入者来说较高，约为0．9～0．95，对于企业所有者来说，约为0．8～0．9，黑人的永久性消费与永久性收入之比高于白人，表明这些人员之间长期收入的不平等。
三、经济发展与经济波动
弗里德曼认为，永久性收入假说阐明储蓄与实际国民收入既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间接联系，因而，发展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不平等与储蓄及发展之间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取决于储蓄（即形成资本的资源），储蓄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实际国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广泛的收入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通向高储蓄的途径，进而也是转向平等和低储蓄的途径。弗里德曼指出，按照永久性收入假说，储蓄独立于国民收入，不平等收入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不平等的来源，就不平等来源于永久性收入状态的差异而言，不平等对储蓄率没有影响；就不平等来源于暂时性要素方面的差异而言，不平等对储蓄有一定的影响，此时，不平等意味着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储蓄以防万一的需要。而发展中国家通常存在着永久性收入状态的广泛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能以筹集经济发展的资源为借口加以保护，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应归于投资而不是储蓄过程。
弗里德曼不同意凯恩斯的经济波动的观点。凯恩斯认为，主要是不稳定的投资与相对稳定的消费和当期收入关系相互作用导致经济波动。弗里德曼则认为，当前的消费将按照长期收入状况的某些指标进行调整，在当前收入与长期收入相一致的情况下，当前消费中的较大部分与当前的收入无关，只有较小的部分与当前收入有关，较小的部分可以影响投资的乘数效应，因此，投资乘数实际比较低，投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很大，经济有一个更为稳定的内在的波动体系。
（第四节）通货膨胀理论
如何解释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弗里德曼在1976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了题为“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演讲，阐述了货币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弗里德曼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多年中，经济学界对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关系的分析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从70年代中后期起正在进入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受“菲利蒲斯曲线”。这一曲线表明失业水平与工资变化率存在着稳定的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即高的失业水平伴随着下降的工资，低的失业水平伴随着上升的工资。这种关系被许多经济学家理解为因果关系，它为决策者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交替选样。然而，对“菲利蒲斯曲线”的经验估算却不是令人满意的，更重要的是，与规定的失业水平相一致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各国政府到处寻找提高就业水平的途径时，通货膨胀在任何一国都在随时增长，早期与低失业率并存的通货膨胀，后来开始与高失业率同时并存了。
而货币主义者在此期间一直在怀疑是否存在着一条稳定的“菲利蒲斯曲线”。
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开始引进了通货膨胀预期这个概念，作为推移短期“菲利蒲斯曲线”位置的变量，并引进了自然失业这一概念，用来决定垂直的长期“菲利蒲斯曲线”的位置。“自然失业率”这一概念是弗里德曼在1967年美国经济学协会年会的会长演说（题为“货币政策的作用”）中提出来的。“所谓自然率是这样一种失业率，它可以根据瓦尔拉的全面均衡方程体系计算出来，只要给与这些方程式以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现实的结构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市场不完全性，需求和供给的随机变化，获得有关工作空位和可利用的劳动力的情报的费用，劳动力的流动的费用，等等。可以看出，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实际上就是传统庸俗经济学所说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