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琼·罗宾逊在分析停滞膨胀问题时，还以卡莱茨基的理论为基础，讨论了“政治方面的商业循环”问题。琼·罗宾逊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时，她认为当下届政府的选举问题隐约出现时，政府可能在要求减轻失业灾难的压力增加的背景下，实行减少失业的经济政策。过后，政府又可能屈服于大企业和食利者阶层的压力，从而使得政府的经济政策非但没有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却让经济处于停停走走的“政治方面商业循环”的状态中。琼·罗宾逊指出：“卡莱茨基在1943年曾经预言，战后，我们将战胜了经济方面商业循环，我们就将生活在政治方面商业循环的制度下。现在，政治方面商业循环似乎正在采取一个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激烈的方式。”根据新剑桥学派的看法，正是新古典综合派这一冒牌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经济停滞膨胀的局面，因而他们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用调节总需求和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的方法来解决滞胀问题，而积极主张把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和解决停滞膨胀的措施的重点放在收入分配方面。
三、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
新剑桥学派根据其对凯恩斯理论核心的理解以及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病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的论断，提出了以改变收入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主张。其特点是：把改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放在“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的首要地位。
（一）关于收入分配政策及收入均等化措施
新剑桥学派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根源，收入分配是指收入在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之间的分配，这两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由各种制度力量的压力决定的。收入分配的格局不仅与历史的、制度的因素有关，而且与经济活动水平以及影响经济活动的各种因素有关；同时，国民收入的分配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动态因素。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两个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相对份额的变化是不利于工人阶级而有利于资本家阶级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两极分化在加剧，而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并带来一系列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问题。因此单纯依靠经济干预是行不通的，更不能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来解决，必须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并且必须把它当成最重要的宏观干预目标。
新剑桥学派主张通过加强福利措施和合理的税收制度（如累进的所得税）来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情况。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通过累进所得税、高额财产税等措施对财产多和收入多的阶层征收更多的税，然后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第二，给低收入家庭以适当补助，把花在军备上的钱拨给民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人民福利。
第三，实行没收性的遗产税（给孤儿寡母留下适当的终身财产所有权），以便消灭私人财产的集中，抑制靠不劳而获的食利者阶层的增长，但政府应把由此而获得的税收用于改进卫生、教育服务。
第四，政府预算中的盈余应被用去购买公司股票。
（二）关于就业政策及对投资实行全面社会管制
新剑桥学派对于就业的态度，总的说来是主张既不要存在过高的失业但也不要使失业率过低。它认为，“增加失业的衰退被认为是一种祸害，然而很低水平的失业也不是单纯的幸福。对企业来说，有一个可利用的劳动力蓄水池是方便的，当失掉工作构成每一个工人的严重威胁时，工业纪律比较容易维持”。
因此，新剑桥学派认为，“冒牌凯恩斯主义”错误理解了凯恩斯关于扩大政府开支可以增加就业的理论，盲目扩大政府开支以增加就业总量，以致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目高速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污染。新剑桥学派提出不仅要重视就业的数量，而且要注意就业的内容，主张对投资实行全面的社会管制，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短期不稳定性，克服无计划的盲目增长，避免资本主义在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他们提出了解决就业的政策主张，其重点是：
第一，政府应保证经济不发生衰退，以鼓励工业领导人的信心，提高盈利的预期，从而刺激投资。
第二，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和减税来解决失业问题。但新剑桥学派认为，减税特别是削减低收入阶层的赋税更有利于增加就业，因为按比例减税主要是使高收入阶层得利，其作用主要是增加储蓄，而不是增加当前消费和鼓励投资，因而，它认为“旨在扩大就业的预算政策，要是同减少贫富不均现象相结合，会是最有效的政策”。
第三，提高失业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第四，实行进口管制，发展出口商品生产。
（三）关于对付“滞胀”的政策
新剑桥学派根据它对“滞胀”原因的分析，主张首先需要加强初级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增长之间的调节机制。这就要求各国政府（或各国际团体），单独地或协同一致地持有比私商凭其自己力量愿意持有的更多的初级产品储备，并随时以稳定价格为目的干涉市场。即当农矿产品过剩时通过积累储备阻止农矿产品价格跌落，当农矿产品供给不足时，则通过出售农矿产品，减少储备来抑制价格上涨。卡尔多把这种办法叫做“建立所有主要农矿产品的国际缓冲”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使世界经济更加稳定的最有希望的办法”，“可以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提供有力的自动调节机制”。
（四）“两个剑桥之争”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抨击引起了后凯恩斯主义内部的两个支派发生了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一场关于凯恩斯主义的大论战，这就是被经济学界所称的“两个剑桥之争”。争论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是从资本理论开始，进而扩展到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增长理论、预期理论等等。
“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是如何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或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的问题，但是在形式上却表现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两个支派怎样做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问题。
1．两个剑桥学派在经济背景、理论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首先，从经济背景来看，英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最为典型的特征是长期的慢性经济萧条，经济增长停滞不前。而当时的英国政府奉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采取持续性财政和货币双紧政策，在失业和外贸恶化问题上无所作为，英国新剑桥学派由此痛感到了不注重实际经济生活的正统理论的危害性。因此与美国剑桥学派不同，英国剑桥学派更注重现实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和经济理论的局限性，注重导致经济理论失效的经济内在原因，强调市场经济的缺陷和政府调控政策的重要制衡作用，强调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和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负面效应。而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则大不相同，不但利用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获得的大量军火利润和低成本赚取的资本来加速经济发展，而且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率先实行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使美国经济迅速增长而雄踞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这种情况使得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相信美国实行的在自由市场基础上辅以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制度”是正确和可靠的。
其次，从理论分析方法来看，新古典综合派以均衡分析为理论基础。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变量能够通过市场供求力量的自动调节而达到均衡、稳定的状态。如商品价格、就业量等，无一不是通过市场供求力量来决定的。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一书中的微观分析部分基本上承袭了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的供求均衡价格理论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分配理论；宏观分析部分也始终强调均衡的重要性，并且特别强调储蓄曲线和投资曲线相交的均衡点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一般均衡的制度。换句话说，我们具有一个逐步改正误差的范围广泛的制度。它是一种逐步接近均衡的价格和生产的制度”。因此，他确认通过市场竞争的价格制度而达到的均衡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条不紊的一种经济秩序。
而新剑桥学派却完全否定了方法论上的“均衡观”，主张坚持彻底的“历史观”。琼·罗宾逊曾明确指出：凯恩斯革命从理论方法方面来说，就“在于从均衡观向历史观的转变；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到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的转变”。她还说：“在理论方面，《通论》的主要论点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并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昨天和明天的区别。就这个世界现在来说，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这里所说的“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是指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都有其历史的、制度的渊源；“未来是不能确知的”，是指对未来的事情要考虑它的不确定性，人们的行为不可能完全符合理性，经济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据公认的惯例来处理的。这两句话突出反映了新剑桥学派对经济问题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论的特点。
2．两个剑桥的理论分歧
（1）研究对象不同
两个剑桥的理论分歧首先表现在把什么问题作为理论研究对象这个问题上。
新剑桥学派主张从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这三大派别来把握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这三大派别的划分主要是依据他们各自关心的问题，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出发点以及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来划分的。琼·罗宾逊把200多年来经济理论研究的内容分为两套问题：①一个经济组织在一定时期的人口变化、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的全面经济动态。②特殊商品的产量和价格的详细关系。
她认为，大体说来从重农学派到李嘉图的古典学派主要关心第一套问题；
而新古典学派的主要兴趣在第二套问题上。凯恩斯表明了用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完全无法说明的实际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学家的兴趣又回到了分析现实经济过程的全面动态方面来。琼·罗宾逊反对“微观”和“宏观”的两分法。她认为，从微观水平上研究价值问题和分配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价值问题尤其是分配问题同整个经济活动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应当作为分析全面经济动态的基本问题从宏观水平上加以把握。继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把注意力放在第二套问题上，这是一种不幸。因此，新剑桥学派以当今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的分析为对象，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无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弊端。
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把任何经济社会的问题归结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三个基本问题。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每个经济社会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在可能生产的物品和劳务中，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利用经济资源来生产这些东西；为谁生产这些东西以及收入如何在个人和各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并认为，竞争条件下的均衡，如供给和需求相称，价格和成本相称，“有助于同时解决我们的三个问题”。这个观点反映了新古典综合派仍以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为分析背景和分析基点，把垄断仅看做是例外的情况。因此，他们主张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和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理论相调和，建立一个折衷的理论体系。
（2）对凯恩斯学说要点的认识不同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凯恩斯学说的要点就是所谓“现代收入决定论”，他对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论述都是这一理论的引申；而收入决定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宏观经济总量问题，即总就业量问题、国民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问题，以及因总需求过度而引起的通货膨胀问题。他们指出，自“凯恩斯革命”问世以来，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实施已经使充分就业成为可能。他们甚至认为，战后西方各国生产量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已使充分就业成为当今西方各国的经济现实，“混合经济”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这使凯恩斯当年全力对付的严重失业问题已经让位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收入决定理论及由此引申出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使混合经济不会过分地繁荣和萧条，能够保持充分就业的产量，达到健全而稳定的经济增长。
新剑桥学派则坚持认为，凯恩斯学说的要点在于《通论》第二十四章中关于社会哲学的论述，即论证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推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文明生活新阶段。尽管他们承认凯恩斯不曾对分配理论进行探讨，但他们认为这是由于30年代失业问题的严重性牵制了凯恩斯的全部注意力，使他还顾不上考虑收入分配趋势这样的长期问题。正因为凯恩斯如此看重收入分配问题而又未来得及解决，新剑桥学派才把制定新的收入分配理论作为自己发展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3）从“资本争论”引起的分歧
两个剑桥之争最初是由“资本争论”开始的。
首先，琼·罗宾逊对新古典综合派的生产函数理论的资本量概念提出质疑。
她在论战中阐明了她的两个重要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