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埋首学问。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期间，受到德国老师的“彻底性”的很大影响，他们的学风异常地认真、细致、谨严，写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尽量做到天衣无缝才去发表。这给季先生以很大的影响。在哥延根大学作毕业论文时，他曾花了很长时间准备写篇《导言》，想表现一下文采，炫耀一下。他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在这篇《导言》前画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了一个后括号，笑着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这件事给季先生的刺激和启发极大，使他毕生受用不尽。季先生的毕业论文完成以后，老师要求他从头至尾认真核对，不仅要核对从卡片上抄下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他的毕业论文花了三年时间查阅书籍报刊资料，再重新借阅一遍，心里要多腻昧就多腻味，但名师要求严格，他便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资料更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这篇毕业论文学术价值极高，引文准确无误，至今仍是印度学领域的权威著作。
1947年，季羡林朋中英文两种语言发表了力作《浮屠与佛》》，发千古未发之微，提出“佛陀”乃“佛”之加长，“佛”非“佛陀”之略称，使“佛”的出现早于“佛陀”这一史实得以澄清。1990年，43年人后，他又写成《再谈浮屠与佛》，靠多年积累的大量资料，解决了前文中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论证了浮屠、佛陀来于大夏语，而“佛”则译自其他伊朗语族文字，以此证明佛教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印度--大夏（大月氏）--中国，用“浮屠”、“佛陀”；另一条路线是印度一中亚新疆小国--中国，更正了前文中的“佛教直接入华说”。有了这样的彻底性，他写作的时候，掌握一条原则，绝不重复陈词滥调，没有新意不写。季先生常说：鹦鹉学舌。非我所能；陈陈相因，非我所愿，写一篇文章，总想在里面提出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新看法。
季羡林做学问的彻底性，不但表现在追求新论、新意，而且还表现在严谨而细致的治学态度上，就是遣词造句这样的小事，他也从来不敢稍有懈怠。年龄越大，地位越高，对读者的责任心越强。他自己说过，在年轻时写的文章中，很有一些不习见的词儿，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使然。而到老年，胆子越来越小，经常翻看字典，心中想出一个词儿，如果稍有怀疑，则以词典为据，词典中没有的，决不写进文章，简直有点战战兢兢的意味了。
由于这些原因，王国维治学二境界中的第三境，即辛弃疾所说：“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一境界，季羡林早就顺理成章地达到了，而且是有所超越。他达到的是一个新境界，那就是岑参所说的两句诗：“忽如一夜春风未，千树万树梨花开。”归结起来，他的成功，其原因就是“勤奋”，这是“不是秘诀的秘诀”。
西方文化——东方文化
季羡林晚年最令人感动的有两点：其一是爱国，他将爱国还延伸到爱人类；其一是不服老，他将人生比喻成一场搏斗。当然，他一生最重要的还是致力中西文化方面研究，许多宏论包含的真知灼见简直令人震耳发聩。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是互补的，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民族创造的，文化的产生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就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
他认为，“希腊文化延续发展为西方文化，欧美都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构成了东方文化。”他发现“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为此，他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来看，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处理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他主张应该注意大胆“拿来”，把一切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来，物质的好东西要拿来，精神的好东西也要拿来。应该特别强调，我们要拿来的是第三个层次里的东西，属于心的东西，即指的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民族性格，等等。
关于儒学，季羡林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有精华，也有糟粕。对于其中的糟粕，一定要批判，要抛弃；对于精华，要继承，要发展。”他先后发表了一些理论文章，阐述对中国和东方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些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以分析思维见长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现在需要改弦更张，吸收东方文化的优点；东方文化在近代以来落后了，但因为它采取的是以综合思维见长的思维方式，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可以挽救西方因对大自然穷追猛打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空洞等危机。此论一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反对者中有人把他归入新文化保守主义。反对者实际上是对此论误解所致。为了避免误解，他换个说法，叫做“东西文化互补论”。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一）立论的基础：“文化交流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和“东西文化互补论”，是季羡林对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论断，他立论的基础是文化交流论。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文化与文明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文明指的是从一个野蛮状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往前发展，人类的智慧增加了，这叫“文明”。文化就是人类力量的往前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中的艺术、科学等的智力的发展。文明是对野蛮而言，文化是对愚昧而言。这两个词，有时候能通用，如“东方文化史”也可以叫“东方文明史”；但有时候不能通用，如“文明礼貌”不能说“文化礼貌”；“学文化”不能说“学文明”。“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但“野蛮”和“愚昧”又有联系，“野蛮”中“愚昧”成分居多，也有不愚昧的“野蛮”。学文化是因为过去没有文化，学了文化把“愚昧”去掉了。讲文明礼貌是过去不文明，有一些野蛮。提倡文明礼貌，把“野蛮”的成分去掉了。
季羡林主张应该特别注意文化的起源和交流问题。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的产生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世界文化共分为四个大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希腊文化。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
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都挡不住。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交流也有坏的，但坏的对人类没有益处，不能叫文化。对人类有好处的、有用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东西交流，才叫“文化交流”。一种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时代性。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所以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这个问题是会贯彻始终的。
为了保持文化的时代性，自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提倡“全盘西化”的观点。“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全盘西化”在理论上讲不通，在事实上办不到。
对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我的基本观点是“拿来”与“送去”。就目前来说，要更重视“拿来”，就是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
（二）东方文化：将再现辉煌
季羡林认为“从宏观上来看，希腊文化延续发展为西方文化，欧美都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构成了东方文化。”他指出，“东方”在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谓第三世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也是互相学习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一方占主导地位。就目前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不过，季羡林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兴盛、衰微、消逝的过程，东方文化到了衰微和消逝的阶段，代之而起的必是西方文化；等西方文化濒临衰微和消逝的阶段时，代之而起的必是东方文化。”
季羡林指出西方文化“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具体表现是西方文化产生了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例如大方面就有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等，都威胁着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西方文化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是植根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他认为，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体”的思想，是典型的东方思想。而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它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可是往往忽视了整体联系。不能否认，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东西，东西方都是既有综合思维，也有分析思维。然而，从宏观上来看，这两种思维模式还是有地域区别的：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西方则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具体来说，东方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西方则是征服自然，对大自然穷追猛打。表面看来，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是成功的，但是久而久之，却产生了以上种种危及人类生存的种种弊端。这是因为，大自然虽既非人格，亦非神格，却是能惩罚、善报复的，诸弊端就是报复与惩罚的结果。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季羡林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而取代不是消灭。全面一点的观点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21世纪可见分晓。所以结论是：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用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就可以称之为“东西文化互补论”。
（三）“思想包袱”与文化“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