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
哲学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爱慕智慧”，中国人则说“知人则哲”（《书·皋陶谟》）。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母亲和源头，因为它是关于世界观，关于万事万物本质的学说。哲学的聪明是大聪明，即老子所说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我们平时所说的聪明，它是存在于世俗生活、商业手段、人际场合、争名夺利之中，其实都只是小聪明而已，一时的热闹。古今中外的哲学体系，被大体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块。我们早在中学课本中就已知道，简单地说，前者认为精神（既意识）是万物本原，精神第一性，精神决定物质、产生物质，“形而上者谓之道”（《易·系辞上》，下同）；后者认为物质是万物本原，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精神、产生精神，“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教科书上的观点，听起来很枯燥、抽象，也很玄妙、高深。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前者相信鬼神的存在，凡人之外有神仙，凡间之上有天界，人之生前死后有鬼魂，有前生来世，有命运主宰；后者却不相信。
在中国，唯心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哲学流派，都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互相之间的论战与斗争，相克而相融，可谓刀光剑影、针锋相对，既尖锐又共进。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学者，有战国时的荀况、东汉的王充、南朝的范缜、明清之交的王夫之和清朝的戴震等。其中，王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发扬广大的里程碑式人物。
王充（公元27—约公元96），东汉哲学家，中国古代著名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诞生于刘秀建立东汉的第三年，出身“孤门细族”，因孝顺著称，幼年好读书，后游历洛阳。曾在太学就读，拜著名史学家班彪为师，但时间很短。因家贫，无钱买书，只好在洛阳书肆为人家卖书并抽空阅览，饱读诗书，又不死记章句，遂博通百家之言，基本上还是属于自学成才。记忆力好，且擅长辩论。后归南方乡里，任县椽功曹、州从事，转治中等小吏。多次和上级不合而争论。晚年离官家居，开过私塾，终生潦倒，但“居贫苦而志不倦”。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往来，著书立说，今存《论衡》85篇（另有《养性书》16篇，已佚），20余万字，以30余年之力写成。此著针砭时弊，许多观点鞭辟入理，石破天惊，在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不能公开阅读。直到东汉末年以后才广泛传播开来，产生巨大影响。
对西汉以来成为儒家正宗的谶纬神学，以及董仲舒的所谓“天人感应”说，王充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公开标榜“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论衡·自然篇》，下同），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这是很需要勇气的，简直有些大逆不道。我想，他也是因为有一肚子的气，觉得自己久居人下、怀才不遇，而整个上层社会又是小人得志、谬论流传，需要发泄，属于“不平则鸣”（韩愈之见）；又系民间自由人士，没有组织和领导，无人干涉，才敢“大放厥词”吧。
王充认为“元气”才是宇宙的根本，天地是元气的产物，人和禽兽也是由元气演化而来，“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谈天篇》）。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没有预定的目的，“天道无为，故春不为生，而夏不为长，秋不为成，冬不为藏”（《命禄篇》），“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自然篇》）。这些观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
对当时的符瑞、灾异、风水、卜筮、祭祀、祈禳、谴告、求雨、拜龙等迷信行为，王充进行了辛辣的抨击，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明雩篇》）；强调有生必有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道虚篇》）；人死后也不能成为鬼，“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死篇》）指出鬼是人的一种幻觉，“人病则忧惧”，“忧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订鬼篇》）。
王充反对“圣人生而知之”的说法，认为知识得自眼见、耳闻、口问，还要“必开心意”。也就是，既要通过感官，又要通过思维。所谓“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并提出“引事物以验其言行”（《实知篇》），以实际存在的事物验证言行。他可能是世上最早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了！他还批判了当时“好珍古而不贵今”的学风和“知五经而不知当世”的腐儒。另著《问孔》、《刺孟》两篇，指出孔孟言论“上下多相违”、“前后多相伐”，后世不应盲从，“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但是，王充也有自相矛盾、认识不够的地方，一些论断陷入宿命论，如认为人的富贵贫贱由“命”决定，非人力所能变动；命表现于人的“骨相”，“富贵之人生而有表见于面”；王朝兴亡由“期”、“数”、“时”、“历数”等超世间的力量来决定，和政教的得失无关。刚刚还在大谈“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此时却有这么一番论调，让人实在诧异，就像前后不是一个人说的一样。
(第二节）佛道并举，宗教鼎盛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两汉（尤其东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宗教全面鼎盛时期。除了源自西方，产生年代较晚，传入中国更晚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外，其他的一些重大宗教项目，佛教已传入中国并开始兴盛；土生土长的道教刚刚诞生便来势汹涌；儒教本来是一门学术，反映的是孔孟的伦理思想，却因为汉代皇帝们的推崇，将其上升为国家的统一思想，也几乎与宗教无异。佛（又称释。释者，僧也）、道、儒并举，各领风骚，相生相克，大放异彩，呈现出一种热闹景象。而这三者在中国旧称“三教”，它们深入到了广大人民的思想生活各个领域，对中国后世的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礼仪制度、日常生活等都有极大影响。
佛教。无论是从信教的人数之众多而言，还是从历史的渊源之悠久来说，佛教都无疑是世界的第一大宗教。而且，佛教也是最有东方特色、最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它产生于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的古印度迦毗罗卫国释迦部落（今属尼泊尔），由该国净饭王太子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3—公元前483，即释迦牟尼，也就是佛教神话中的西天佛祖如来）所创立。它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有生皆苦”、“因果轮回”，以涅槃（超脱生死）为理想境界。西汉时，西域的某些城邦小国已信奉佛教。根据《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佛教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传入中国内地的，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当时，西域大月氏派遣使臣伊存到达长安，博士弟子秦景宪从伊存学浮屠（佛的音译）经。（柏杨甚至认为，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出使西域返国时，佛教就已被带了过来。）但最流行的说法，还是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有佛经介绍到中国来，作为中国正式有佛教的开始。传入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是大乘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主要是小乘佛教；而传到西藏的，主要是喇嘛教。此后，佛教教义逐渐同中国传统的伦理、宗教观念甚至一些民间迷信相结合，也就带有了浓郁的中国特色。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同玄学关系密切，广泛流传全国。隋唐时期，产生天台、唯识、华言、禅宗、迷宗等新的宗派，自成体系。但主要内容不变。这真是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
据东汉末年牟融所作《理惑论》，公元一世纪60年代的一天，东汉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刘庄（也就是汉明帝）梦见了一个金人，全身黄光闪闪。一些有学问的大臣就告诉他，金人是西域（今新疆、中亚细亚一带）的一个被称为“佛”的神祇，他们都是金身。刘庄随即派遣官员蔡愔去西域大月氏求佛。那时还没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今印度）传入的。蔡愔于是在公元65年出发，两年后由西域返回时，随同他一起来到中国还有两位外国籍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以及白马驮着的许多佛教经典。刘庄非常高兴，便特地在洛阳西郊建造了一座白马寺，招待这两位高僧并安置经卷。而白马寺就成了中国土地上第一座佛教寺庙，至今仍佛学鼎盛，香火缭绕，游客络绎，天下闻名。不过另有一个事实是，白马到中国的公元67年之前，佛教已经在中国一些地方流传，刘庄的弟弟——亲王刘英，就以笃信佛教，供养着一批沙门僧，“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举国皆知，汉明帝还表彰了他。汉桓帝在位时，他在宫中建立了黄老浮屠祠（当时黄老道与佛教不分，作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生活的一种精神补充）。桓、灵时代，西域安息名僧安世高、月氏僧人支娄迦谶等都先后到了洛阳，翻译佛经多种，汉人严浮调从安世高学经并参与翻译，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佛教成为一种精神慰籍，在劳动人民中逐渐传开。
道教。它跟道家其实并不相同，就像“狗”和“热狗”的不同一样（柏杨语）。道教是历史上最早盛行的纯中国的宗教，没有人知道它确切的诞生之日。它渊源于古代的神仙之说、巫术和战国秦汉之际的方术，本是战国时代一般没落旧贵族企图逃避现实的幻想而创造，其名最早见于《老子想尔注》。但道教跟道家学派还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它以神化了的老子所提出的“道”为基本信仰和教义，其崇拜的最高天神是元始天尊（即太上老君）。老庄哲学的玄虚无为，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种飘渺幻境。道家学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转变为“阴阳家”，介乎学派与宗教之间。这种以炼丹炼金，求长生不死药的高级巫师，被称为“方士”，深受历代帝王的欢迎。以后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转变为念咒画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觉中形成。
一般认为，道教定型于东汉顺帝（公元125—公元144年在位）年间，以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为标志。公元二世纪30年代，张道陵作为方士中的大亨人物，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鹤鸣山（一作秸鸣山）修炼。他用符咒为人治病祈祷，称“太平道”。追随他的门徒，都要献纳五斗米，所以也称“五斗米道”。同样也是在顺帝时，琅琊人宫崇向朝廷献《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170卷，这是我国最早的道教经典。张道陵死后，他的儿子张衡（不是发明地动仪、写《二京赋》的那个张衡）继承。张衡死后，他的儿子张鲁继承。张鲁时已到公元二世纪末叶，各地混战，东汉政府因他拥有强大的群众力量，还委派他当汉中（今陕西南郑）郡长（太守）。但要到300年以后的五世纪时，名道士寇谦之出世，才最终确定“道教”的名称，并确定尊奉李耳（即老子）为教主、《道德经》为经典、张道陵为先知。东晋末，五斗米道改称“天师道”。南北朝时，道教分成“南天师道”和“北天师道”两支。金元以后，分正一、全真二派。
汉顺帝时，道人于吉（宫崇之师）以《太平清领书》在今江苏、山东一带传教，信徒众多，其中不少是贫苦农民。他们也称“太平道”。汉灵帝熹平年间（公元172—公元178），巨鹿（今河北境内）人张角做了太平道的首领，他自称大贤良师，手执带杖，巡回各地传教，装神弄鬼，让病人叩头思过，饮水以治病。他和他的弟弟张宝、张梁在群众中宣传黄老道（太平道），医治疾病，招收门徒，四方民众扶老携幼前来投奔，信从的人非常多。张角于是还派遣他的8名弟子四出传道，辗转发展信徒，十多年里竟达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诸州，声势浩荡，乃至惊动了官府。这时，作为一种宗教形式的道教，便成了农民起义的旗帜，而且也足见其作用力之大。不久后，张角兄弟发动了著名的黄巾大起义。详细情形请参阅上章《黄巾军》一节。
儒教。即以儒家学说教人，亦称“孔教”。儒家尊孔子为“圣人”，尊孟子为“亚圣”，其学说其实非常庞杂而博大，良莠不齐。笼统地说，如果说老庄道家（不是道教）宣扬“出世”，强调“无为”；孔孟儒家则宣扬“入世”，强调“自强”。但是，儒家的保守、复古，以及后世越来越禁锢的礼教约束、理学清规，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与秦始皇“焚书坑儒”完全不同的是，两汉时期，历代刘姓皇帝都崇尚儒家学说，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东汉光武帝“爱好经术，提倡儒学，奖励名节”（当然，日理万机的天子们，这样做其实并不是真的要学习知识、探究学问，只是将其改造成为适合且襄助自己执政的工具和手段，还要摆出一个好的姿态来），所以，儒教在大汉王朝简直成了国教，居于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而且自此以后，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除极短时期外，在诸学派中，儒家一直占统治地位，成为封建文化的正宗，直到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详细情形请参阅第六章《汉武大帝》、第九章《光武中兴》中的相关部分。
(第三节）《汉书》是一大家子的伟业
《汉书》
说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科学家族，东汉的班氏、三国的曹氏、北宋的苏氏，无疑是最杰出的。东汉班氏，父子、兄妹4人，竟出了3个大史学家（其中一个同时还是大文学家）、1个大军事外交家，实在是了不起，比后世盛行科举制度、高考制度后，一些家族纯粹通过读死书出了多少多少状元榜眼探花、总督尚书翰林、进士举人秀才、博士硕士留洋生……要更有意义多了！
班家的老大，自然是父亲班彪，史学家；长子班固，史学家、文学家，班氏里才学和成就的第一人；次子班超，军事外交家，一代名将，“投笔从戎”的楷模，同样功勋赫赫（第十章中有关于他的介绍，此处从略）；女儿班昭，史学家，中国古代少有的大才女之一。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司马迁《史记》的另一部史学巨著《汉书》，就是班氏一大家子共同奠定的伟业。（此外，班彪的姑母，也就是班昭的姑奶奶，西汉成帝时的班婕妤，她也是个才女，善作赋，还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妃。）
班氏家族，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彪（公元3—公元54），字叔皮。20余岁时，避难于天水，依附隗嚣。后至河西为宝融从事，为其策划归汉。光武初，举茂才，拜徐州令。后因病免官。擅长著述，博采遗事异闻，作西汉史后传65篇，以补《史记》太初以后之阙。不久逝世，书未就，语焉不详，其子班固、女班昭先后续成，即今《汉书》。《后汉书》中有其传。
班固（公元32—公元92），字孟坚。16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班彪死后，他归回故里，拟继承父业，搜集史料，整理补充，从东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起，续写父书。永平五年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京兆狱。其弟班超诣阙上书，力为辩白，方得释出。后召为兰台令史，与陈忠等写成《世祖本纪》。再迁为郎官，典校秘书。受命编撰《汉书》，前后达20余年，可谓呕心沥血，穷尽半生，后世将他与司马迁并称为“班马”。汉章帝时任玄武司马。建初四年（公元79），曾根据儒生博士在白虎观辩论五经异同的结论，受诏整理成《白虎通议》。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随大将军窦宪出击匈奴，为中护军。大破匈奴后，作《燕然山铭》以纪功。后因窦宪擅权，为和帝联合宦官所杀，他亦受牵连，被洛阳令捕，下狱并死于狱中。时《汉书》尚有8篇“表”及《天文志》未完成。班固还善于作赋，是汉赋代表作家之一。其《两都赋》、《终南山赋》等，“造构文辞，终以讽劝”，铺张扬厉，描摹夸饰，文采丰瞻，架构宏大，在文学史上影响甚大。其著作后人辑有《班兰台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