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世界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也叫国学、国子学。相传虞（舜）设庠，夏设序，殷（商）设瞽宗，周设辟廱，即古太学。西周时已有此名称。《大戴记·保傅》中说：“帝入太学，承师问道。”但正式设立太学还是在汉武帝时期。据《汉书·武帝纪》载：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在都城长安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为博士致弟子员，有50人，是为西汉太学之始。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平帝时已达数千人，王莽一次就兴造校舍“万区”。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在洛阳兴建太学。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共建筑240房、1850室。质帝时，太学生达3万余人。三国魏时承袭两汉制度。从两晋到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寺（国子学、国子监），或两者并设，名称不一，制度有差异。如唐时有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七学；宋也兼置国子、太学；明以后不设太学，只有国子监，但在监读书的仍称太学生。历朝其性质基本不变，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高等学府。
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东汉光武帝时，朱浮上书请广选博士时也说：“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之所由兴也。”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大才女蔡文姬之父）更明确指出：“太学以为博士弟子授业之所。”这就说明，太学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国家教化的成败。“太学”的内含和外延，是古已有之的“大学”这一称谓所无法比拟的。“太学”称谓本身，就是对以往教育的革新。
西汉设置太学，主要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详见本书上文有关章节）的建议，并采用公孙弘的具体方案，为培养和选拔官员而产生的结果。它是儒家学派在太常（典礼教育部，九卿之一）统辖之下，创办的古代国立大学。它由博士（设于太常内的一种官职，相当于今天的教授、研究员）担任教师，传授儒家五经和孔丘的思想。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相当于新中国过去时代的免费上大学，但主要指官宦子弟，贫寒子弟就需要生活自理；只要被认可，研究毕业即被任命为地方政府的官员，相当于曾经的大学生合格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工作。这不但是平民进入政府的唯一途径——我们曾称为“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新中国后又曾称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跳农门”，“吃上国家粮，捧上铁饭碗”，因而增加了寒门知识分子对儒家学派的向心力；而且久而久之，儒学之人布满各级政府，成了一种排他性极强的儒家系统。
太学诞生于西汉，鼎盛于东汉。它是当时全国最高的教育与文化机构，也是屹立在东方的世界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堪称奇葩。无论是在对太学的管辖方面，还是在对学生、教学、卒业等管理方面，都有一套独特的管理方式。它对以往的教育有批判、有继承，在发展中亦多有创新。太学对当时的教育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太学入学不难优异不易，类似于现代西方大学的“宽进严出”。基本上是寄宿、封闭式学习，学制一般是8年，类似于今天大学里的“本（科）硕（士）博（士）连读”。太学里以《易》、《诗经》、《书》、《礼》、《春秋》（后来还有《左传》、《尔雅》等）诸儒家学派经典为读本。学校既有许多学识渊博的老师，又有较好的自学条件，学术研讨争鸣的空气也很活泼，且有意识增加学生的社会实践环节。东汉明帝刘庄还曾亲临太学讲学。有定期考试制度：西汉时一年一考，东汉时改为两年一考，形式包括口试、策试、对试等。最后采取单科结业方式，由博士主持论文答辩。
两汉时期，太学在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自东汉以降，儒学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经学大师辈出，如郑玄、马融、贾逵、郑众、郑兴、服虔等都是饮誉当代和后世。至宋代，著名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也出自洛阳。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太学生亦开始参与政治。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人，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东汉以贾彪、郭泰为首的太学生们，品劾公卿，裁量执政，形成强大舆论，被称为“清议”，朝臣莫不畏其贬议，“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显示出他们的舆论威力。东汉晚期陈蕃、李膺等人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得到太学生们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太学生也成了宦官打击的对象，不少有牵连的人遭到禁锢。熹平元年，太学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达一千余人。
太学是近现当代大学的原始雏形和基础，也是近现当代科研院所（主要是社会科学）的原始雏形和基础，同时还是当时思想和文化的渊薮，是学者与文人的聚集地，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许多太学生都被看作是未来的骄傲、国家的栋梁、社会改革的先锋、民族振兴的希望。他们似乎都会“位卑未敢忘忧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自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振臂高呼，应者云集”。东汉的士大夫陈蕃、宋代的太学生陈东、明代的东林党学士、清末的“公车上书”……都曾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上书写动人的篇章。
(第二节）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中国，既是伟大的哲学家，然后又是伟大的文学家的，有庄子等人；即是伟大的科学家，然后又是伟大的文学家的，有张衡等人；既是伟大的政治家，然后又是伟大的文学家的，有曹操等人；而既是伟大的史学家，然后又是伟大的文学家的，则无疑就是又被后人誉为“太史公”、“史迁”、“史圣”、“中国历史之父”的司马迁了。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公元前86？），西汉史学家、文学家，而且是中国数千年来史学家的“第一名”、文学家的“前十强”。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太史令（即国家文史馆馆长）司马谈之子。10岁随父到京城长安，曾从董仲舒学《公羊春秋》，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后漫游各地，东至江淮，南浮沅湘，北涉汶泗，考查遗闻轶事，搜集史料，即他自己所说的“破万卷书，行万里路”。约在元狩、元鼎（均为汉武帝年号）年间入仕任郎中，多次随天子出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奉命出使巴蜀以南邛、笮、昆明等地，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又扈从封禅。元封三年（公元前108）继父职，官太史令，在金匮石室（宫中藏书处）阅读、整理史料。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与唐都、落下闳、邓平等共同修订太初历（即夏历，又称三统历），同时着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得罪武帝下狱，被处腐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出狱，任中书令，继续发愤撰写《史记》，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基本完成，前后历经近20载。作者晚年临终前几年还对该书屡有修订。
《史记》是后人的说法，在当时被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古今之变”的纪传体通史，是中国“二十四史”的第一部，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传记文学总集。它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一部气魄宏伟、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鲁迅高度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柏杨称之为“中国最早的一部最有价值的史书”（《中国人史纲》），对后代的史学和文学都有深远影响。全书分“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69篇），还包括最后一篇长长的《太史公自序》，共130篇，塑造传主200余人，52万字。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迄于汉武帝，首尾三千年，尤详于战国、秦、汉。这种体裁为后世史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跳不出该书的范畴。作者司马迁以“考信”和“实录”的精神从事著述，不虚美，不隐恶，“不与圣人同是非”（《汉书·扬雄传》），“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书中肯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如将陈胜专辟为诸侯一级的“世家”篇；对统治者的残暴、奢侈与社会矛盾也有所揭露，如大胆指责秦始皇的过错，对正在位的汉武帝也客观记录。从文学上说，该书叙事简明生动、系统清楚，刻画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语言优美、文笔绚烂，堪称古代散文和记传文体的经典，也有很高的价值。
司马迁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崇奉“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强调他的书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藏之名山，束之高阁”，更有些私人写作和研究的意思。而不像紧随着他，诞生于东汉的另一部伟大史学著作——班固的《汉书》，后者因加上了皇帝的审阅，就很有些国史的色彩了。当代著名学者黄仁宇在其《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将此二人作了比较，于是明显地“抑班扬马”，认为后者受了儒家正统和皇权标准的束缚，所以文风体例与思想情感就要呆板迂腐许多；前者就不是这样，“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romanticism）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行迹，无腐儒气息”。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司马迁的名言，曾为毛泽东所引用，而太史公本人就是个“重于泰山”的历史人物。司马迁还在他的名篇《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段话既是他对历代圣贤不凡精神的歌颂，也是他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
司马迁在青少年时代“破万卷书，行万里路”，既扎实求学，又开阔视野，就是个发愤用功的典型。后来再立下以一生完成洋洋大著《史记》的宏愿，继续博览群书、广集资料，爬罗剔抉、钩辑沉轶，又该需要多大的意志！特别是因李陵事件，仗义直言，祸从口出，得罪天子，罹遭大难，先是陷落囹圄，继而被处腐刑，从此失去做男人的能力，生理与心理都遭到重创，疼痛、悲苦不已，且尤其羞辱和卑怯，差点失去再活下去的勇气，几次都想自杀；但这个伟大的男人（虽身体不再是男人，可人格比所有正常男人还男人），以其非凡的精神，为了完成他的巨著，竟终于在残忍的命运下重新站了起来，并最终将他的“大厦”竣工方甘心瞑目。更难得的是，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根本看不到作者受过腐刑这等极大的打击，其思想是那么健康，心绪是那么愉悦，正气是那么充足，境界是那么豁朗，气势是那么高昂，情感是那么淋漓，运笔是那么挥洒，文风是那么奔放……
(第三节）封建盛世最佳的宣传品
讲到中国古代文学史，简单概括之，不外是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其实，在两汉，其散文（主要是政论文、史学著作）、乐府（也是种诗歌）、诗歌的水平也是很高的，成就也是很大的。但要说汉朝最有代表性的文学题材，还是赋。尤其是西汉时期，更尤其是西汉中期政治最安定、经济最鼎盛之时，作为“盛世雄文”的赋，影响巨大。至于东汉依然汉赋甚盛，那也是西汉的延续。
赋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它兼有散文和韵文的两栖性，其主要性质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赋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它大约产生于战国后期，接受了纵横家游说之辞及楚辞的巨大影响，到了汉代瓜熟蒂落，达到鼎盛时期。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将其看成汉代文学的代表。汉以后虽然仍有所发展，出现了六朝的骈赋（即四六骈俪文）、唐代的律赋和宋代以来的文赋，亦不乏名篇，但就总体成就来说仍首推汉赋。
汉赋（主要指大赋）产生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汉，汉赋的恢宏气势正是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和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的艺术体现。汉赋对国土之广阔、水陆物产之丰盛、宫苑建筑之华美壮丽，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之隆盛，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歌颂，表现了炎黄子孙对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对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肯定，也表现了对客观世界的热爱。汉赋的表现形式虽然有呆滞堆砌的特点，但那种注重世界的整体性、审美对象的对称性的特征，事实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整体性把握的思维特征。
汉赋按体裁取向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抒情述志的短赋，如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东汉张衡的《归田赋》、汉末赵一的《刺世疾邪赋》等；另一类则是以铺陈排比为主要手法的“体物大赋”，它是汉赋的主流。汉代大赋滥觞于汉初枚乘的《七发》，此赋假设楚太子与吴客的问答，以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饮食、漫游、田猎等盛况，词采华丽，气势如虹。《七发》影响很大，以至形成了“七”一类的文体。
西汉中叶，经济文化发达，国事强盛，武帝等君主又好大喜功，雅好文艺，于是以歌功颂德为主要目的的大赋就应运而生了。汉代大赋的代表作家首推司马相如，其代表作是《子虚赋》和《上林赋》。这两篇赋是假托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对话，对田孜、诸侯的田猎盛况与宫苑之豪华作了极为夸张地描写，并归结到歌颂汉帝国的强盛与天子的威严。作者在赋的末尾，委婉地表示了惩奢倡俭的用意。但由于赋的主要篇幅与精彩部分便是铺陈描写，这种“曲中奏雅”的方式只得了“劝百讽一”的实际效果。所以，司马相如《大人赋》本欲讽谏武帝喜好神仙，但武帝读后反而有飘飘然有凌云之气。
大赋的另一重要作家是西汉末年的扬雄，其代表作《甘泉赋》、《羽猎赋》等。这些作品在题材、思想倾向、结构手法上与司马相如的大赋很相似，不同的是讽喻成分有所增加，铺陈描写也更加深沉。杨雄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扬马”，成为后人心目中大赋的典范作家。此外，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也是汉大赋的代表之作。这些作品在描写时，更注意地理形势及物产民俗等实际内容，与以虚拟想象为主要写法的早期大赋有所不同；但铺张扬厉、曲终走雅的基本体制，仍同于“扬马”。
汉赋四大家便是西汉的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公元前118）、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东汉的班固（公元32—公元92）、张衡（公元78—公元139）。班固不但是大文学家，更主要是大史学家；张衡不但是大文学家，更主要是大科学家，后文中还要详细介绍他们。
司马相如，小名犬子，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著名作家、音乐家，辞赋大师与代表人物。因仰慕以完璧归赵、将相和衷而大名鼎鼎的战国时赵人蔺相如而改此名。少时好读书击剑，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小官。景帝不好辞赋，他怀才不遇，无奈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之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艳美铺陈，极尽文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