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封建初期，士庶是严格封建制度下的两级，士属贵族，而庶为平民。及封建制度日渐崩溃，阶级的壁垒已不能维持，不少平民上升为士——事实上也不能说是上升，因为士已渐次沦为与农、工、商并称的四民之首了。只要读书明理，便可称士。苏秦是士，而他的昆弟亲戚却在洛阳从事工商业。孟尝君养的士中，甚至有鸡鸣狗盗之徒；他们被称为食客，在世人心目中，地位并不高。汉武帝以后，士的地位虽有改进，士族也渐次出现；但一个人只要读经书，或行为像一个士，也仍旧可以为士。江末黄宪（叔度），族出孤鄙，父为牛医，而周乘（子居）、袁阆（奉高）、陈蕃（仲举）、戴良等一代名士，莫不争相交结，赞誉备至。魏晋的清言场合，谈士云集，即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受到尊重。汉末动乱，晋初卫贯、汝南王亮上疏，但言人士流移；李重陈九品，亦只说人物播越；至唐杜佑《通典》，则说“士流播迁，四人错杂。”可见初时并没有士庶不同，甚且逾越的说法。虽然东汉察举，重阀阅世族，但阀阅世族必然是士族，而士族不一定是阀阅世族。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刘毅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只特别强调家族背景高的势族与背景低的寒门，而不及其他。然而到了永嘉以后，却有了很大的改变。
晋室渡江，寄寓江东，以中原士族为主，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只有他们才是士，而士庶悬隔，虽贵为天子，也只能承认他们的独特性；天子可以给一人以政治地位，却不能将庶人提升为士。士的地位，为整个社会所认可，而在出生的时候便已决定。作为一个士，他们拥有各方面的特权，诸如选举、仕宦、政治、经济等，当然也视家族地位的高下，而有差等。选举、仕宦、与婚姻、交往，尤为他们所注重。由于家族背景的不同，在九品中正制度中，评品就大不相同，起家官品也自然不同。不仅如此，在仕宦的道途中，可担任职位也有所不同。世家大族子弟，平流进取，可以坐致公卿，无须事功上的表现。从魏晋以来，一般人的心目中，已经认为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政，只算得上是俗吏；而王衍、王戎、庚觊辈，虽居官职，却委事僚寀，不以事务自婴，从容博畅，与时浮沉，才是清高，名重海内。所以做的官要加选择，与事务愈无关的官愈清，愈是事务性的这自然愈浊了。世家大族的子弟，做的官自然愈清愈好，否则，他的身份、家族地位，都会因之降低。所以在授官时，什么人能担任什么官，是需要考虑的，不能任意委派。士族自视既高，他们的交往、婚姻也都讲求门当户对，否则便有损清誉，影响前途。因此，如何提升自己的家族地位，保持家族特权，便是他们所最关心的。作为一个士族，既然可以享受如此多的特权，自然成为众人竞求的目标。一般人为了达到做士的目的，往往不择手段，其中最容易的，就是冒士族之籍、冒士族之姓，来混充士族。为了防伪冒、明身份，谱牒之学因此在南方特受重视。
东汉时，由于阀阅世族见重，因此竞修家牒宗谱，别录私传。经汉末丧乱，多所亡失，子孙往往不能言其先祖；挚虞有见于此，遂撰《族姓昭穆》十卷，上于朝廷。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郞平阳贾弼，笃好薄状，专心治业，广集众家，大搜君族，聚百氏谱记，朝廷给令史、书吏，撰定缮写，凡18州士族谱，计116郡，七百一十二卷，合为百帙，藏在密阁，副在左户。弼子太宰参军匪之、匪之子长水校导尉渊，世传其业。太保王弘、领军将军刘湛并好其书，湛始撰百家，以助铨叙，然过于简略；齐卫将军王俭，复加去取。王僧孺既转北中郎咨议参军，知撰谱事，当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二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并行于世。透过谱牒，可以了解当时世家大族中人的官宦簿伐、姻通内外，关系吏部的选用才地俱允，故不但民间留意，朝廷亦特为关注。像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置郎令史以掌之，竞行奸货，以新换故，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作为位宦高低依据的官方资料成了问题，武帝遂诏王僧孺改定百家谱。从这里也可以知道谱牒在当时关系的重大，需随时增补，而贾、王两家之外，谙练者少，冒姓籍者又众，随时等待机会，谱牒学者益顾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