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母
知母，味苦、辛，气大寒，沉而降，阴也，无毒。入足少阴、阳明，又入手太阴。最善泻胃、肾二经之火，解渴止热，亦治久疟。此物只可暂用，而不可久服。丹溪加入六味丸中，亦教人暂服，以泻肾中浮游之火，非教人长服也。近世竟加知母、黄柏，谓是退阴虚火热之圣方，令人经年长用，以致脾胃虚寒，不能饮食，成痨成瘵者，不知几千万人矣。幸薛立斋、赵养葵论知母过寒，切戒久食，实见到之语，有功于世。总之，此物暂用，以泻胃中之火，实可夺命；久用，以补肾中之水，亦能促命。谓知母竟可杀人，固非立论之纯，谓知母全可活人，亦非持说之正也。
或问知母泻肾，肾有补而无泻，不可用知母，宜也。若用之以泻胃，似可常用，何吾子亦谓只可暂用乎？曰∶胃火又何可常泻也，五脏六腑皆仰藉于胃，胃气存则生，胃气亡则死。胃中火盛，恐其消烁津液，用石膏、知母以救胃，非泻胃也。然而石膏过于峻削，知母过于寒凉，胃火虽救，而胃土必伤，故亦宜暂用以解氛，断不宜常用以损气也。（〔批〕胃为肾之关门，胃与肾，俱不可用石膏久泻其火，胃寒则肾亦寒也。）或问知母古人皆言是补肾滋阴妙药，吾子乃言是泻火之味，此余所以疑也。不知母疑也。
天下味温者能益人，未闻苦寒者而亦益也。知母苦而大寒，其无益于脾胃，又何必辨。惟是既无益于脾胃，何以泻胃中之火，能夺命于须臾乎。似乎泻即补之之义也。然而暂用何以相宜，久用何以甚恶？是泻火只可言救肾。而终不可言补肾也。（〔批〕用知母以救肾，非用知母以补肾，分别独妙。）或问知母性过寒凉，久服损胃，何不改用他药以救胃，而白虎汤中必用知母，以佐石膏之横，不以寒济寒乎？嗟乎。何问之善也。夫白虎汤，乃治胃火之初起，单用石膏以救胃，犹恐不胜，故又加知母，以止其肾中之火，使胃火之不增焰也。若胃火已炽之后与将衰之时，知母原不必加入之也。或去知母，而易之天冬、元参之味，亦未为不可也。
或问知母、黄柏用之于六味丸中，朱丹溪之意以治阴虚火动也，是岂无见者乎？嗟乎。
阴虚火动，六味汤治之足矣，何必又用知母、黄柏以泻火乎。夫火之有余，因水之不足也，补其水，则火自息矣。丹溪徒知阴虚火动之义，而加入二味，使后人胶执而专用之，或致丧亡，非所以救天下也。
或问知母既不宜轻用，何不竟删去之，乃既称其功，又辟其过耶？嗟乎。吾言因丹溪而发，岂谓知母之等于鸠毒哉。盖知母止可用之以泻胃火之有余，而不可用之以泻肾火之不足，故泻胃火则救人，而泻肾火则杀人也。丹溪止主泻肾，而不主泻胃，此生死之大关，不可不辨也。
或问李时珍发明知母是气分之药，黄柏是血分之药。黄柏入肾，而不入肺；知母下润肾，而上清肺金，二药必相须而行，譬之虾之不能离水母也。是黄柏、知母，必须同用为佳，而吾子谓二药不可共用，得毋时珍非欤？曰∶时珍殆读书而执者也。不知黄柏未尝不入气分，而知母未尝不入血分也。黄柏清肾中之火，亦能清肺中之火；知母泻肾中之热，而亦泻胃中之热。胃为多气多血之腑，岂止入于气分，而不入于血分耶？是二药不必兼用，不可即此而悟哉
金钗石斛
金钗石斛，味甘、微苦，性微寒，无毒。不可用竹斛、木斛，用之无功，石斛却惊定志，益精强阴，尤能健脚膝之力，善起痹病，降阴虚之火，大有殊功。今世吴下之医，颇喜用之，而天下人尚不悉知其功用也。盖金钗石斛，生于粤闽岩洞之中，岩洞乃至阴之地，而粤闽又至阳之方也，秉阴阳之气以生，故寒不为寒，而又能降虚浮之热。夫虚火，相火也，相火宜补，而不宜泻。金钗石斛妙是寒药，而又有补性，且其性又下行，而不上行。若相火则易升，而不易降者也，得石斛则降而不升矣。夏月之间，两足无力者，服石斛则有力，岂非下降而兼补至阴之明验乎。故用黄柏、知母泻相火者，何如用金钗石斛之为当乎。盖黄柏、知母泻中无补，而金钗石斛补中有泻也。
或问金钗石斛降阴虚之火，乃泻阴之物也，何以能健脚膝之力，其中妙义，尚未畅发。
曰∶肾有补而无泻，何以金钗石斛泻肾，而反补肾，宜子之疑也。余上文虽已略言之，而今犹当罄言之。夫肾中有水、火之分，水之不足，火之有余也；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是水火不能两平者，久矣。脚膝之无力者，肾水之不足也。水不足则火觉有余，火有余则水又不足，不能制火矣。不能制火，则火旺而熬干骨中之髓，欲其脚膝之有力也。必不得之数矣。金钗石斛，本非益精强阴之药，乃降肾中命门虚火之药也，去火之有余，自然益水之不足，泻肾中之虚火，自然添骨中之真水矣，故曰∶强阴而益精。此脚膝之所以健也。然则黄柏、知母亦泻肾火之药，何以不能健脚膝？不知肾中之火，大寒则泻而不补，微寒则补而能泻。此金钗石斛妙在微寒，以泻为补也。（〔批〕相火者，虚火也，虚火必补而后息。石斛之补肾，岂及熟地，然以轻虚之体，潜入于命门阴火之中，能引入命门之火，仍归于肾，舍石斛更无他药可代。大寒之药，有泻而无补；微寒之药，有补而无泻，发前人所未发。）或问子恶用黄柏、知母之泻火，何又称金钗石斛？不知金钗石斛，非知母、黄柏可比。
知母、黄柏大寒，直入于至阴，使寒入于骨髓之中。金钗石斛不过微寒，虽入于至阴，使寒出于骨髓之外，各有分别也。
或疑金钗石斛使寒出于骨髓，实发前人之未发，但无征难信耳。曰∶石斛微寒，自不伤骨，骨既不伤，则骨中之热自解，骨中热解，必散于外，此理之所必然，不必有征而后信也。
肉苁蓉
肉苁蓉，味甘温而咸、酸，无毒。入肾。最善兴阳，止崩漏。久用令男女有子，暖腰膝。
但专补肾中之水火，余无他用。若多用之，能滑大肠。古人所以治虚人大便结者，用苁蓉一两，水洗出盐味，另用净水煮服，即下大便，正取其补虚而滑肠也。然虽补肾，而不可专用，佐人参、白术、熟地、山茱萸诸补阴阳之药，实有利益。使人阳道修伟，与驴鞭同用更奇，但不可用琐阳。盖琐阳非苁蓉可比，苁蓉，乃马精所化，故功性能神；琐阳，非马精所化之物，虽能补阴兴阳，而功效甚薄，故神农薄而不取。近人舍苁蓉，而用琐阳，余所以分辨之也。至于草苁蓉，尤不可用。凡用肉苁蓉，必须拣其肥大而有鳞甲者，始可用。否则，皆草苁蓉而假充之者，买时必宜详察。
或问肉苁蓉既大补，又性温无毒，多用之正足补肾，何以反动大便？不知肉苁蓉肉，乃马精所化之物，马性最淫，故能兴阳。马精原系肾中所出，故又益阴。然而马性又最动，故骤用之多，易动大便，非其味滑也。（〔批〕近情切理之言。）或问肉苁蓉之动大便，恐是攻剂，而非补药也？夫苁蓉，乃有形之精所生，实补而非泻。
试观老人不能大便者，用之以通大便。夫老人之闭结，乃精血之不足，非邪火之有余也，不可以悟其是补而非攻乎。
或疑肉苁蓉性滑而动大便，凡大肠滑者，可用乎，抑不可用乎？夫大肠滑者，多由于肾中之无火，肉苁蓉兴阳，是补火之物也，补火而独不能坚大肠乎。故骤用之而滑者，久用之而自涩矣。
或疑肉苁蓉，未必是马精所生，此物出之边塞沙土中，岁岁如草之生，安得如许之马精耶？曰∶肉苁蓉，是马精所生，非马精所生，吾何由定。但此说，实出于神农之《本草》，非后人之私臆也，肉苁蓉不得马精之气，而生于苦寒边塞之外，又何能兴阳而补水火哉。
或问王好古曾云∶“服苁蓉以治肾，必妨于心”，何子未识也？曰∶此好古不知苁蓉，而妄诫之也。凡补肾之药，必上通于心，心得肾之精，而后无焦枯之患。苁蓉大补肾之精，即补心之气也，又何妨之有。（〔批〕实是。）
补骨脂
补骨脂，即破故纸也。味苦、辛，气温，无毒。入脾、肾二经。治男子劳伤，疗妇人血气，止腰膝酸疼，补髓添精，除囊涩而缩小便，固精滑而兴阳事，去手足冷疼，能定诸逆气。但必下焦寒虚者，始可久服。倘虚火太旺，只可暂用，以引火归原，否则，日日服之，反助其浮游之火上升矣。古人用破故纸，必用胡桃者，正因其性过于燥，恐动相火，所以制之使润，非故纸必须胡桃也。
或问补骨脂既不可轻用，而青娥等丸，何以教人终日吞服，又多取效之神耶？不知青娥丸，治下寒无火之人也。下寒无火者，正宜久服，如何可禁其少用乎。命门火衰，以致腰膝之酸疼，手足之逆冷。甚则阳痿而泄泻。苟不用补骨脂，急生其命门之火，又何以回阳而续命乎。
且补骨脂尤能定喘，肾中虚寒，而关元真气上冲于咽喉，用降气之药不效者，投之补骨脂，则气自归原，正藉其温补命门，以回阳而定喘也。是补骨脂，全在审其命门之寒与不寒而用之耳，余非不教人之久服也。
或问破故纸虽善降气，然亦能破气，何子未言也？曰∶破故纸，未尝破气，人误见耳。
破故纸，乃纳气归原之圣药，气之不归者，尚使之归，岂气之未破者而使之破乎？惟是性过温，恐动命门之火，火动而气动，气动而破气者有之。然而用故纸者，必非单用，得一、二味补阴之药以济之，则火且不动，又何能破气哉？（〔批〕破故纸纳气，而非破气，前人虽言之矣，但无此痛快耳。）或问补骨脂治泻有神，何以脾泻有宜有不宜乎？不知补骨脂，非治泻之药，不治泻而治泻者，非治脾泄，治肾泄也。肾中命门之火寒，是脾气不固，至五更痛泻者，必须用补骨脂，以温补其命门之火，而泻者不泻矣。若命门不寒而脾自泻者，是有火之泻，用补骨脂正其所恶，又安能相宜哉。
或问补骨脂无胡桃，犹水母之无虾，然否？嗟乎。破故纸何藉于胡桃哉。破故纸属火，收敛神明，能使心包之火与命门之火相通，不必相桃之油润之，始能入心入肾也。盖破故纸，自有水火相生之妙，得胡桃仁而更佳，但不可谓破故纸，必有藉于胡桃仁也。（〔批〕剖析甚当。）或疑破故纸阳药也，何以偏能补肾？夫肾中有阳气，而后阴阳有既济之美。破故纸，实阴阳两补之药也，但两补之中，补火之功多于补水，制之以胡桃仁，则水火两得其平矣。
或问破故纸补命门之火，然其气过燥，补火之有余，恐耗水之不足。古人用胡桃以制之者，未必非补水也。不知胡桃以制破故纸者，非制其耗水也，乃所以助肾中之火也。盖肾火非水不生，胡桃之油最善生水，肾中之水不涸，则肾中之火不寒，是破故纸得胡桃，水火有两济之欢也。（〔批〕生水生火，相得益彰，妙论。）
羌活（独活）
羌活，味苦、辛，气平而温，升也，阳也，无毒。入足太阳、足少阴二经，又入足厥阴。
善散风邪，利周身骨节之痛，除新旧风湿，亦止头痛齿疼。古人谓羌活系君药，以其拨乱反正，有旋转之力也。而余独以为只可充使，而并不可为臣佐。（〔批〕说羌活不可为君臣之药，见明论确，救世之深心也。）盖其味辛而气升，而性过于散，可用之为引经，通达上下，则风去而湿消。若恃之为君臣，欲其调和气血，燮理阴阳，必至变出非常，祸生反掌矣。故羌活止可加之于当、芎、术、苓之内，以逐邪返正，则有神功耳。羌活与独活，本是两种，而各部《本草》俱言为一种者，误。仲景夫子用独活，以治少阴之邪，东垣先生用羌活，以治太阳之邪，各有取义，非取紧实者谓独活，轻虚者谓羌活也。盖二物虽同是散邪，而升降之性各别，羌活性升，而独活性降。至于不可为君臣，而只可充使者，则彼此同之也。
或问九味羌活汤，古人专用之以散风寒之邪，今人无不宗之，而吾子贬羌活为充使之药，毋乃太轻乎？曰∶羌活虽散风邪，而实能损正，邪随散解，正亦随散而俱解矣。九味羌活汤，杂而不纯，余最不取。外感风邪治法，安能出仲景夫子之范围；内伤而兼外感治法，安能出东垣先生之范围。余治外感，遵仲景夫子；治内伤之外感，遵东垣先生，又何风邪之不去，而必尚九味羌活汤为哉。（〔批〕读书穷理，深知二公之妙。）或疑洁古老人创造九味羌活汤，以佐仲景公之不逮，是其半生学问，全在此方，而先生薄羌活，而并轻其方，窃谓先生过矣？嗟乎。洁古创造九味羌活汤者，因仲景公方法不明于天下，而东坦先生尚未创制补中益气之汤，不得已而立此方，以治外感，实所以治内伤也。今东垣先生既立有补中益气汤，实胜于九味羌活汤远甚，又何必再用洁古之方哉。至于治外感之法，莫过仲景公伤寒书之备。外感善变，岂羌活区区一方，即可以统治六经传经之外感耶。
况仲景公伤寒书，经铎与喻嘉言之阐发而益明，故外感直用其方，断乎无疑。若九味羌活汤，实可不用。洁古老人半生精力，徒耗于此方，杂而不纯，亦何足尚，余是以轻之，岂为过哉。
或谓羌活、独活同是散药，羌活性升，而独活性降，升则未免有浮动之虞，与其用羌活，不若用独活之为安。嗟乎。有邪宜散，升可也，降亦可也。无邪可散，散药均不可用，又何论于升降乎。况二味原自两种，散同而升降各别，又乌可乱用之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