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周密谈过话的第二天，冯祥龙把廖红宇找到集团公司总部，对她说：“我们几个当家的碰了一下头，决定给你变动一下工作。你到公司总部来，协助我工作。具体的职务嘛，总经理助理，正科级……”廖红宇笑道：“真高抬我了。那橡树湾那边……”冯祥龙说：“从现在起，橡树湾跟你没关系了。”廖红宇说：“听说马上要进工作组了？”冯祥龙说了句：“进防暴队你也甭管。”既然是组织调动，廖红宇还能说什么呢？况且还提了半格哩！
打发走廖红宇，冯祥龙又把人事部长找到自己的办公室，跟他布置：“你去跟大伙儿交代一下，廖红宇这个总经理助理，只承办我交办的事，跟别人不发生任何横向工作关系。他们也不从她那儿接受任何工作指令，也没有那个义务向她报告任何情况。”小汪在一旁笑道：“那您要不给她安排个活儿，她在这儿不就等于是聋子的耳朵瞎子的眼睛了？”冯祥龙瞪了他一眼：“什么聋子瞎子的，我让你们这么说了吗？”
冯祥龙使的这一招，是官场上常用的“拙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升暗降”，打入“冷宫”。让你陷入这么一个境地：老牛落井，有劲儿没法使。别看它拙，有时还挺管用的。这几天，廖红宇便觉察出这里面的名堂来了：在集团公司总部，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忙得脚后跟不沾地，只有她却闲得发慌。没有一个电话是打给她的，没有一次会议是请她去参加的，没有一个材料是交她看的，没有一个人告诉她办公室那么多台电脑该怎么使……常常是，办公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还有一只冬天里极罕见的大头苍蝇在屋里“嗡嗡”地叫，得意洋洋地飞来又飞去。她收拾办公室，整理报纸架，清洗烟缸，擦抹桌椅板凳。她自嘲道，这下可好了，我成了正科级清洁卫生员了。倒是有无穷多的时间来熟读《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了。有一天，楼下传达室的收发员上楼来给冯祥龙送当天的报纸邮件，恰好冯祥龙不在（他经常不在办公室待着）。廖红宇对那收发员说：“我是刚来的总经理助理。把冯总的报纸邮件搁我这儿，我替你转交。”廖红宇想，我是总经理助理，别说这些普通报纸邮件，就是机要专递，我也有这个资格为之保管转交。但却没料想那收发员犹豫了好大一会儿，问了句：“您……您……就是那个廖……廖红宇？”“是啊，怎么了？”廖红宇答道。“没……没啥……没啥……”那收发员又深深地打量了她一眼，竟飞快地转身走了，连个纸片都没给她留下。
廖红宇这时才充分意识到这回调动工作的真正“意义”了，才越发体会到那只大头苍蝇的“嗡嗡”叫声居然是那么烦人和不可容忍。她拿起一本旧杂志，就像当年西班牙的那位英勇的骑士堂·吉诃德跃马持枪向风车冲去似的，狠劲儿地冲上去向它拍击。一下……两下……三下……苍蝇笨拙地逃避着（冬天的苍蝇行动起来是比较艰难的）。廖红宇气愤地追打，终于打着了这只该死的苍蝇。于是，她把一上午憋在肚子里的委屈一下子都发泄了出来。她照准苍蝇，咬着牙接连打了一二十下。这时，一个十分年轻的女秘书走了进来。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愣住了。廖红宇不等她发问，便涨红了脸，扔下那本早已打皱了打折了打散了页的旧杂志，大步走了出去。她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让冰冷刺骨的水来冲刷自己心里的全部委屈和沮丧，流淌去那无意间高涨起来的失望、愤懑和不平……
第二天早晨，廖莉莉发现从来起床都比她早的妈妈，今天却“赖”床了，她都忙完早饭了，妈妈居然还在床上赖着。“妈，妈！您还不起来？我可要来不及了。”她大叫。那边却还没有动静。她怕出什么事了，忙冲过去，伸手去摸妈妈的额头：“怎么了？别吓唬人！”
廖红宇猛地翻了个身，把脸转过去，闷闷地说了声：“别烦我，你晚你走。”“我这是烦您了？我这是关心您！好坏不分！”女儿嗔怪道。廖红宇索性撩起被子把头蒙上，说了声：“谢了！”
女儿却说：“我看您呀，真得找个男人了。要不，脾气越来越古怪，谁也受不了您了！”廖红宇一下坐起来，抓起一个枕头，做出一副要向廖莉莉砸去的样子，训斥道：“死丫头，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给我站住！”女儿疯笑着逃到外间屋，再不说别的，只是从桌上抓起一块炸糕，拿起书包便开门跑出去了。
廖红宇扔掉枕头，无奈地叹了口气，忽然感觉今天在床上待的时间真的有点太多了，再去看着床头上那个做成尖顶小木屋状的异形闹钟，果不其然，真的要来不及了。虽然冯祥龙明摆着在跟她过不去，让四十来岁的她就此“赋闲”，她却不能有半点懈怠，让他进一步抓着什么把柄，做进一步收拾她的借口。她绝不能就这样轻易地让这家伙给整倒了。十八亩地开第一道垄，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哩！想到这里，她忙从床上跳起，飞快地穿衣，飞快地刷牙，飞快地洗了一把脸，也从桌上抓了一块炸糕，拿起大衣和皮包，便冲下楼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