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常培（1899~1958），字莘田，号恬庵，笔名贾尹耕，斋名未济斋。北京人。满族。北京大学毕业。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新中国建立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罗常培毕生从事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
1899年8月9日罗常培先生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满族家庭，家境的贫寒促使他从小发奋图强，刻苦学习。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
1919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又到哲学系学习了两年，接受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曾历任北京第一中学校长、西安西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等。
1929年，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罗常培与赵元任、李方桂为该所语言组第一批聘用的研究员。
1934年，罗常培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出任教授。1944年，到美国讲学，不久回国。
罗常培毕生从事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1950年，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还曾任《中国语文》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1954年和1958年两届全国人大代表、《语言研究》常务编委等。他曾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讨论，创办了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贡献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对音韵学的研究、方言调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等方面。
汉语音韵学
在汉语音韵学方面，他着有《汉语音韵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49年初版，1956年再版）、《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合作，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专着及一些论文。《汉语音韵学导论》是普及汉语音韵学的入门书。重点在音理方面，将汉语音韵学里的声、韵、调、切4个概念讲清楚，并据语音学原理，对传统的音韵学术语进行爬梳、整理，有助于初学者消除心目中对汉语音韵学的那种“玄虚、含混、附会、武断，甚至还有些神秘难学”等的偏见。《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是一部学术着作。作者试图全面考察汉魏到陈隋820多年间韵部的演变情况。这对于弥补先秦到唐宋之间汉语语音演变史研究上的欠缺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他的《十韵汇编》（合作）是《切韵》系韵书材料的总结集。他还与人一起合译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37年）。这些都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汉语方言研究
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他着有《厦门音系》（1930年初版，1956年新版）、《临川音系》（1940年）、《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和《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合作，科学出版社，1959年）等。其中，《厦门音系》中运用现代语音学的方法，详细分析了厦门音这个重点方音。该书是第一部从学术高度研究厦门方言的着作。《临川音系》则首先用史传、族谱和地方志的记载寻求客家几次迁徙的路线跟江西的关系，并从语音特点上比较了临川话与客家话的共同性与个别性。该书虽是一部研究方言音系的书，但其中已开始注意收集、研究方言的特殊词汇，并附加了许多语源学的解释。这些对于今后的方言研究及相关的许多研究都具有示范作用。他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是中国语言学家写的第一部探讨古代方言音系的着作。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他于民族语言学方面亦有建树，例如他于西南联大时考察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即与李方桂同开风气之先，使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正式进入中国语言学的视野。
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1956年，他资助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在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语全面的调查和研究中，他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这方面他着有《莲山摆彝语文初探》（合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年）、《贡山俅语初探》（《国学季刊》1952年，第7卷第3期）、《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合作，《中国语文》1954年第3期）等论着。
罗常培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各方面都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并有突出贡献。在汉语音韵学方面，他用现代语音学理论，对音韵学的一些术语作出科学的阐释，使音韵学从某些玄虚笼统的概念中解脱出来。他的一系列音韵学方面的论着，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把这门学问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
语言学研究
在语言学方面，他着有《普通语音学纲要》（合作，科学出版社，1957年）、《国音字母演进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1950年，语文出版社，1989年再版）、《北京俗曲百种摘韵》（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等专着和许多论文。其中《普通语音学纲要》是一本结合本国语言实际的语音学教科书。它的出版在推广普通话、调查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学习外国语或进一步研究语言学、普及现代语音学或丰富现代语言学的内容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巨大的作用。
罗常培还十分重视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的工作。在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他与吕叔湘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精辟地分析和回答了与现代汉语规范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成为指导和促进汉语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文献。他治学态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不断进取。他的学术研究是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与我国音韵学的传统相结合；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相结合；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相结合。这对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59年2月号的《中国语文》上发表了由周因梦、廖珣英辑录的《罗常培先生着作目录（初稿）》。他的以音韵学论文为主的重要论文由中华书局于1963年以《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为名结集出版。
老舍与罗常培
老舍与罗常培是小学同学。老舍原来读私塾，十岁时转入北京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口上的两等小学堂三年级，罗常培也是这个班上的学生。两人遂开始交往。当时的同学，罗常培给老舍的印象最深。因为罗的学习很好。下午放学，两人常常到小茶馆去听《小五义》、《施公案》等旧小说，因老舍家境贫寒，听书的钱总是由家境略好一些的罗常培来付。
罗常培眼中的老舍，是一个有特色的人：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集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这相互的认同便结成了他们之间终生的友谊。
三年小学后，因学校改办女校，两人又各自入了不同学校。可上中学又同入祖家街的第三中学。罗常培虽比老舍几乎小一岁，因为跃级，班次却高一级。后来因家贫，老舍不久便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因为师范可免收学膳费，还提供制服和书籍等。
1931年初，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的老舍寒假回北京，罗常培将北师大国文系毕业的胡絜青介绍给老舍，两人终于并结连理。
1926年底到第二年初，罗常培在厦门大学开经学通论及中国音韵学史，鲁迅先生也恰在这里任教。其时老舍在英国教书，业余时间写出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脱稿后曾寄罗常培看。罗自认为不是作家，便转给文学大家鲁迅。鲁迅当时的评论是：地方色彩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
抗日战争开始，罗常培与北京大学一起到了昆明，老舍去了重庆。两位老朋友虽相距甚远，却两心牵系。1941年春，杨振声先生转托罗常培，想请老舍到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任教。老舍回罗常培的信很干脆：“不去教书！三年没念书拿什么教人家？”
1941年6月，罗常培到重庆，会到了老舍。老舍当时一人在外，生活亦颇窘迫。罗常培就去卖了一身旧衣裳，请老友在小饭馆好好吃一顿。
老友之间，熟悉异常，所以老舍笔下，不由得把罗常培“带”了进去。老舍的短篇小说《歪毛儿》，前半就是以罗常培的情形写出的，只是在后半部，那“歪毛儿”落得摆地摊卖旧书的境地，罗常培在回忆文章中说：“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没穷得摆地摊卖破书，所以那篇后半所写的另外是一个人物型。”
此外，老舍的长篇小说《离婚》也有几处是影射罗常培的。也被罗“发现”了，可不以为忤，还自己指认出来：“并且我的朋友胡佐勋赵水澄也都改头换面地做了登场人物。”
老舍与罗常培，专业上有很大距离。罗常培虽然长期在中文系任教，但他的专长是研究音韵、语言，所以他自认“我本不是作家，老舍叫我审他的稿子未免问道于盲。”老舍虽是使用语言写小说散文诗作，但却说：“莘田（罗常培字）是学者，我不是。他的着作，我看不懂。”可是，为何他们却能保持十分长久的友谊呢？老舍这样解说：“我们俩为什么老说得来，不管相隔多远，老彼此惦念呢？我想首先是我们俩在作人上有相同之点，我们都耻于巴结人，又不怕自己吃点亏……是的，遇到一处，我们总是以独立不倚，做事负责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们老说得来。”看来，两位各自在不同领域有成就的人，是为人的方式和做事的态度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而这，又是葆有真诚友谊的坚实基础。
1958年12月13日，罗常培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59岁。17日在八宝山公墓举行公祭，老舍为治丧委员。在此期间，老舍写出一篇声情并茂的纪念文章《悼念罗常培先生》。
罗常培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这门科学不懈的开拓者。中国语言学界将罗先生称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的准确定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