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这个定义作相对理解，主要应区别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两种状态：民族形成的早期状态和经分化以后的状态。所谓民族形成的早期状态即指民族尚未发生族体分化，未走出造就这个族体的地域环境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民族可以是原始民族，也可以是国家社会的民族。而经分化以后的状态则指民族走出自己原有的环境，族体分蘖、独立发展，或与其他民族发生部分同化和融合以后的状态。这种状态的民族可以是原始民族，但更多是近代以来的现代民族。两种状态的民族特征最大的差别在于共同语言和民族认同两个方面。共同的语言，已如前述，在发生分化以后的民族中可能已构不成自己的特征；而在早期民族那里既是民族形成的标志，又是族体存在的必然保证。民族认同是只有经过民族交往方可产生的一种社会认知和感情，这在早期状态的族体中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对此将在后面第五章作深入讨论），而在脱离了早期状态的民族中则是一种最为基本的族体维系力量。相对共同的语言和民族认同，传统文化、心理素质和稳定的共同体是两种状态的民族都须具有的特征，但有鲜明程度分化以后的民族无疑又要逊色于早期民族。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之间的共性总会越来越多，而差异即特征则会越来越少的。总之，处于不同状态和阶段的民族，尤其早期民族和经分化以后的民族在特征上是不同的，我们在确立上述基本民族定义的同时，在理解上应该时刻注意它们的区别。
（二）民族起源的要素
确定了民族的定义和它的特征，民族起源的讨论便自然转入这样两个问题：什么因素促成了人类民族特征的形成和这些特征是何时形成的？这也即是民族起源的要素和时间问题。
除了人们都已了解的物质生产力条件之外，民族起源的要素大凡有四个：
1．生理因素。也即民族特征得以产生的生理条件。这个条件只能是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认为，人类体质的演化经历了早期人类、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智人（也称晚期智人）等阶段。从身体结构、大脑发育的状况来看，人类只是在距今4万年前后的智人阶段才完成了向现代人类的转化。民族要素中语言和具有稳定性状的传统习俗等特征的形成都要以人类相应的身体构造（如语言发音器官的完备，脑部构造对学习、模仿能力的适应等）为基础的，而这个基础则是通过逐步演化形成的。
2．环境因素。民族的差别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差别，而培植这种差别的土壤正是不同的生存环境。关于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修昔底德到近代以来的孟德斯鸠、拉采尔和亨廷顿等都作过足够的论述。他们都认为环境决定一切，都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情况，对形成人们的外貌和生产方式起着决定作用，一切与此不适应的东西都会被淘汰。这种过于绝对的观点早已为人们所扬弃，但其中合理的成分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的民族学资料证明：“任何一种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总要迫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接受一种物质生活方式。澳洲中部的土著居民，不论气候如何变化，总是能不穿半点衣服，不需要坚固的住宅；但这种缺乏水源、土地荒瘠和动植物很少的环境迫使他们流浪无定，靠狩猎和劫掠为生。爱斯基摩人一定要穿衣服、住房屋，以抵御风雪严寒，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他们也无法从事农业”。人类的文化是作用于自然，又获自于自然的，因而它不能不带有自然的烙印。自然的千差万别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千差万别，这正是人类民族差别存在的决定因素之一。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自然环境确切是指人居于其中的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通衢大道只能造就共性文化，而只有隔绝的空间才能培植群体特色。民族是封闭环境造就的结果，许多原生的民族总是把自己的族称与“人”联系起来，甚至直接称“人”。如日本的阿伊努人、北极圈附近的爱斯基摩人以及当代的罗姆人（吉卜赛人）等，其族称之义均为“人”。它反映了这些民族在原生状态时因封闭对族外人类社会的盲知。民族文化的发生需要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当然，这里的封闭并不一定为山川大漠所隔，远不可及的距离和足不出户的生产生活都能使人群之间相互隔绝。
3．选择因素。自然环境对民族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但却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人在文化创造中具有的主动性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多样选择性。人们大概都不会对这样的事实陌生：处于相同社会发展水平和同一区域环境中的不同人群，可以从事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具有不同的传统习俗。雷蒙德·弗思举例说：“以畜牧为生的希马人和以农业为生的伊鲁人就同住在安科莱；在亚利桑那，以前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现在主要以畜牧为生的纳瓦霍人，和靠河水泛滥经营农业的霍皮人的住地接界；澳洲东南沿海地带以前住着以渔猎和劫掠粮食为生的土著居民，现在却住着从事农业、畜牧业及工业的欧洲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人有创造性，有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选择能力。露丝·本尼迪克特深刻地表述了这一点。她认为，人类的行为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可能，这种可能是无穷的。但一个民族在这样无穷的可能性当中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作为自己的文化模式。选择的内容可以包括对待生、死、青春期及婚姻的方式，也可以包括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交往各个领域的规矩和习俗。人的习俗和其它传统文化正是通过这种选择并固化以后才成为自己的民族特征的。在民族形成因素中，选择作用被普遍忽视，而忽视了这一点，实际又是对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这一本质属性的漠视。
4．维系稳定因素。民族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维系这种稳定的最根本因素是人的群居性，即人从产生之日起便是社会动物，过着群体生活，具有固定于某一群体的天性。但人的这一天性不排除他可以离开一个群体而加入另一个群体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在缺乏人为约束机制的社会是随时存在着的。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维系稳定因素除了人所具有的天然群聚性之外，还需包括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方可出现的群体约束机制，包括价值观念、习惯法和其它社会规范。在这种机制下成长起来的人只能附着于某一特定群体，而无法脱离这个群体，即便脱离了也难以为其它群体所接受。所谓氏族社会的个人无法脱离自己的氏族，就是这种情形。人们通常认为血缘关系是原始民族主要的联系纽带，其实血缘关系只有借助于上述约束机制才可起到联系作用。确切说，维系原始民族稳定的不是血缘关系本身，而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道德、价值观念和传统习惯等社会约束机制。
（三）关于民族起源的时间
在民族形成时间的讨论中，除了持狭义“民族”定义的学者把时间认定为国家形成前后，或与国家形成同时外，持广义定义的学者多认为在人类演化的智人时期，也即不超过距今4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观点可能在考古材料上找到足够的证据，但把眼光前移，我们似乎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就能找到民族产生的痕迹。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文化以尼安德特文化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的人类或称“早期智人”，或称“古人”，或径称“尼安德特人”，时段距今10万年（或说20万年）——3·5万年之间。尼安德特文化以最早发现于1853年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尼安德特山谷而得名。除德国外，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以及中东、中国、印尼和非洲等地也都有同类文化发现。与尼人文化同期的中国考古文化有许家窑人、丁村人、大荔人、马坝人和长阳人等。
尼安德特人的脑量已达到现代人的范围（东非早期猿人的脑量为650—775毫升，其后直立人约为775—1225毫升，而现代人类，即智人的脑量则为1400毫升左右），其体质结构除头骨稍显原始外已与现代人类相差无几。正因为此，尼安德特人最早发现时还被认为或是一个多病而变形的当代人。有人说：“假使有个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理刮一新，穿上现代衣服，坐在公共汽车上，也不会显得与其他乘客有多少不同，并且也不会引起人们多少注意。
早期智人所制作的石器有了很大改进。贾兰坡先生在谈到我国的许家窑人时说，“他们的手很灵巧，制作出的石器多种多样，有的连我们也仿制不出来。”许家窑人和丁村人等已经能够制作出飞石索之类的复合工具。他们用这些石器可以猎取巨大的野兽，用兽皮制作衣服，也已经从使用天然火发展到了人工取火。而欧洲的考古材料还反映出，早期智人已经会用兽骨和兽皮以及其它材料建造面积达数十平方米的住所，并设有炉灶。这些情况表明早期智人在物质生产能力方面已经具有了创造民族要素的条件。
语言无疑已被用于社会交往，至少每个群体都已有了成熟的群体语言了。因为考古材料早已证明，早在早期智人之前的直立人时代，从生理结构上看，人类已有了掌握语言的充分条件。
属于民族心理素质方面内容的原始宗教观念已在尼安德特人中出现，表现宗教礼仪和思想的文化痕迹在尼人遗址中多有发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维兰教授在他的《人类学》一书中引用了这方面的材料：“在莫斯特遗址中最普遍的是动物崇拜迹象，特别是对洞熊的崇拜。例如，在奥地利东部的一个洞穴中，发现在一个土坑中有七个熊颅骨排成一列。在法国南部，发现有大约21只洞熊遗骸为一块沉重的石板所覆盖。在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发现有个儿童埋葬处用一圈山羊颅骨围着。”这种动物崇拜现象使人想起了氏族社会的图腾。如果说图腾是氏族或者部落的象征，那么这里的景象是否说明氏族或者部落的存在呢？至少，作为民族心理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原始宗教已经萌芽了。这一点学者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如切博克萨罗夫说：“宗教萌发于穆斯特时期的古人——尼安德特人阶段。当时人类已有了抽象思维的能力。抽象思维孕育着脱离实际，进而转向非理性的反映客观现实，随之出现了对超自然事物的迷信，亦即宗教。”我国学者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也讲：古人时代，“人们对于死去的同伴有了怀念，出现了最初的墓葬。埋葬死者时，尸体似乎有一定的放法。有些地方还发现了殉葬品，可能已有宗教观念的萌芽。”原始宗教是原始人类最有效的社会凝聚因素和最鲜明的传统文化内容。它的萌芽和出现无疑也是民族心理素质形成的突出表现。
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和传统习惯是维系群体稳定必不可少的制约机制。这些机制的出现自然反映着民族稳定性的存在。这一点在尼安德特文化中也有着清楚的说明。哈维兰在其书中引用的材料说：“在伊拉克的山尼达洞穴发现一个墓葬伴有丧葬仪式的迹象。在该洞穴的后部有个老人埋在一个坑中。对他骨骼周围土壤进行的花粉分析说明，在他身体底下有鲜花，在他的头部周围有个花圈。许多人类学家把这种墓葬风俗理解为来世迷信的迹象。”实际上，这种情况不只是反映了一种迷信迹象，而且也反映了一种道德规范和传统习俗的存在。因为更多的考古材料说明，尼安德特社会的群体成员之间有着相互关照的义务。残疾的人往往得到同伴们的照顾，“发现于山尼达的一个被截断四肢的人的遗骸和出土于拉切比勒的一个患关节炎的人之遗骸，证明了这一事实。这意味着：当时的文化不仅仅足以保障生存，而且还超过了这个水平。”显然，这是尼安德特人社会道德普遍存在的反映。
此外，反映很高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的手工制品也在尼安德特文化中得到发现。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是拉斯娄·弗特斯在1964年匈牙利的一座莫斯特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段猛犸象牙。它是经精心雕刻而成的一件艺术品。弗斯特认为：“这件制品与通常木制的、在澳大利亚仪式上使用的那种‘丘加灵’一样，并且也可以与发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用骨头和象牙制成的一种非功利用的象征性饰板相比。从一方面看，在该饰板使用时——或许不止一次——被涂上红色。在澳大利亚的丘加灵和旧石器时代晚期也有这种饰板。”象征性制品的出现既是当时人类智力水平的显现，又是当时传统文化已经形成或即将形成的一种切实反映。
至于民族形成的环境因素，只要看一下当时的人口数量和分布状况就可了然了。据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估计：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世界人口数量约为125，000人，而到了距今1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的总量约为532万人。尼安德特文化时期的人口未计在内，可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532万人相比只能少，不会多。而这一时期的人口已分布到了亚、非、欧三洲各地。有代表性的尼安德特文化除了上述以外，还有非洲的沙尔坦喀人，法乌斯密司文化，亚洲的安栋人、台希克一台希人及其文化、卡麦尔人及其文化等。这些文化散布广泛、相距遥远，反映着当时人类的散居状态。这种状况足以使当时的各个人类群体有着充分的创造各自独特文化的地域条件。但实际上，即使在相距不太远的远古人类群体之间，因彼此的互相隔绝，其相互之间的自然形貌差异和文化差异有时也是很大的。如我国同属早期智人时代的丁村人和许家窑人都发现于今山西省，前者在襄汾县，后者在阳高县，相距并不十分遥远。其中丁村100地点发现的人类化石为三颗人类牙齿和一块幼儿顶骨，用铀子系测定的年代距今为21—16万年；许家窑人发现的人类化石为十余个个体的人骨，用铀子系测定为距今12·5—10万年。虽然前者离现今要远远早于后者，按理其进化程度应明显低于后者，但事实上后者，即许家窑人的牙齿却要比丁村人的牙齿原始得多，而丁村100地点的人的牙齿则已和现代人很接近，几乎没有大的差异。这种情况使得古人类学家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在我国的土地上也和欧洲一样，同时生存着两种尼安德特人类型，即‘普通’类型和‘标准’类型或‘粗壮’类型？”此外，我国发现的大荔人和金牛山人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些情况充分说明着早期智人时期的人类相互之间的隔绝是多么严重。人类的进步是共同的，但由于隔绝，相互之间的体质和文化差异却是很大的。这正是这一时期的人类能够形成民族这种共同体形式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