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初次见面就是在他留日同学孙伯刚的寓所。当时年仅19岁的王映霞已出落得婷婷玉立、风姿绰约。少女的质朴与纯净令这位多情才子心驰神迷，一见钟情。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郁达夫就在当天的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热辣辣的爱：“……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显然从这一天开始，郁达夫几乎天天跑去找王映霞，一时间陷入爱河而不能自拔。
和郁达夫不同，王映霞是这样描写他俩第一次见面的：“说实话，初次相见，说是我对他有好感，不如说是好奇，爱慕不如说是敬佩，就好比一个读者见到了自己爱读的那本书的作者一样。”可见王映霞还是一个未涉足过情场的纯情少女，对于男女情爱根本没有什么经验可言。但在郁达夫的“死缠硬磨”下，她也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中，一方面理智告诉她应和郁达夫断绝往来，至少是疏远关系，另一方面感情又往往占了上风。对郁达夫的来信，王映霞不仅没有断然回绝，反而拖泥带水、藕断丝连，甚至有时还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回过信。
这时，负有监护责任的孙伯刚曾劝王映霞说：“郁达夫30岁（那时已说成“中年人”了）还有妻子、儿女，就是说他是有家室的人了，而你才20岁，论家世、人品，自然可以找到好对象，你要郁达夫毁家再成家，于己于人都不是好事。”可惜的是王映霞并没有听进这样的良言。在郁达夫死去活来的爱情攻势下，王映霞只能随波逐流，听天由命，他俩的关系很快又前进了一层。
然而郁达夫、王映霞的爱情之途远非一帆风顺，前面仍有许多坎坷和障碍，郁达夫的结发妻子孙荃就是其中的一个，作为新式女子，王映霞不甘居于小妾的地位，向郁达夫提出了与孙荃离婚然后再结婚的要求。郁达夫矛盾极了，他不能置患难妻儿于不顾，抛妻别子，就意味着自己将会被整个社会所唾弃。这正如他自己所说：“这，这怎么行呢！难道我真的要做一个对母不孝、对妻不忠、对子不教的罪人么？…”郁达夫在两方面的压力下，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他有些泄气了，但并没有绝望，他在日记中疯狂地写道：“我只在设想将来我与她的恋爱成就后的事情。老天爷啊老天爷！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我这可爱的王女士！”他鼓励自己：“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呀！”
果不其然，事情的转机发生在这年4月，郁王二人相逢于杭州之时。
两人荡舟西湖，望着波光粼粼的湖水，郁达夫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
他激动地向王映霞表达了不能与之结合，勿宁死的意思，希望王能作为一个外来助力，帮助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去路……强作镇静的王映霞这时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她不愿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年轻人，尤其是一个自己所钦佩的作家为自己而死，于是原先关于他是有妇之夫的顾虑全都抛在了脑后。她向郁达夫毅然捧出了自己滚烫炽热的爱心。
1928年1月，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南京路东亚酒楼举行了婚礼，当年郁达夫33岁，王映霞22岁。婚后的生活过得和和美美，十分温馨。王映霞后来回忆起这段美好的时光时曾动情地说：“在精力充沛的我俩的心灵里，只有爱，只有欢乐，只有对未来的憧憬。”“饱尝了欢乐的两颗爱心，觉得已经再说不出什么别的愿望了。”的确，爱情的力量是神奇的，在王映霞爱的滋润和感召下，在她的精心呵护鼓励和鞭策下，郁达夫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他夜以继日地创作，佳作不断地从笔下涌现出来，从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整个婚姻过程来看，这一段应是他们生活最美好、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但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凄风苦雨、饿殍满地，绝不是筑垒爱巢的世外桃源。1933年，迫于生计，郁达夫和王映霞举家迁往杭州。由于构筑新巢不但花去了郁达夫的大半生积蓄，还债台高筑，郁达夫和王映霞度日艰难，生活中已少了往日的情趣，不得不整天为生计而东奔西走。1936年2月，郁达夫为争取一个薪水较高的职事，撇下了妻子和年幼的三个孩子独自前往福州。此后，王映霞和三个孩子的生活费用都由郁达夫每月按时寄来。后来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郁达夫寄来的钱已远远不敷家用，有时王映霞还不能按时收到，夫妻双方开始心存芥蒂，进而互相指责。再加上许绍棣的出现，夫妻俩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一坏再坏。王映霞感到这个家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愤而出走，致使矛盾进一步地恶化。
郁达夫这时也感情用事，竟然在《大公报》上公开登出“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把两人的矛盾公开化。还好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几天后，他又在同一家报纸上登出了第二则启事，对自己的举动表示后悔。系“神经失常语言”，并向王映霞道歉。后来在众多热心朋友的几经磨合下，郁达夫和王映霞在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又和好了。但破镜难重圆、覆水难收回，心存芥蒂的郁达夫夫妇再也难以和好如初了，他俩在一起又平平淡淡、磕磕绊绊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一年后，郁达夫和王映霞协议离婚，平平静静地分了手。
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是一个感情丰富、敢爱敢恨的人，这在他与王映霞女士从恋爱、到结合直至分手的戏剧般经历中，从这个掌故里可见一斑。
风流才子徐志摩
1915年10月的一天，浙江海宁县硖石镇商会会堂热闹非凡，笼罩着一片祥和气氛，原来是本镇商会会长徐申如之子徐章塘（即徐志摩）与宝山县的名门闺秀张幼仪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婚礼。此时，刚满20岁的徐志摩还稚气未脱，完全一副大孩子的模样，在即将迈过人生一道门槛之际，他显得有些激动，同时心里也感到很不踏实：新娘外表虽说得过去，但不知性情如何？能否与自己合得来？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徐志摩完成了人生的一大转折。
婚后的生活相当美满，新郎新娘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小夫妻日子过得其乐融融。但志存高远的青年徐志摩是绝对不愿意继承父亲衣钵，做一个在他看来可笑甚或可鄙的戴着瓜皮小帽的土商的。婚后不久，他就毅然决然地撇下娇妻，只身赴大上海求学，随后又远渡重洋，相继来到美国、英国深造，以实现自己的儿时梦想，圆诗人之梦。1920年，张幼仪在徐志摩来信的一再催促下，也动身来到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求学的丈夫的身边。奇怪的是，朝夕的相处，整日的相伴，夫妻的感情不仅没有加深，反而日渐淡漠了，不久他们就发生了婚变，原来一直对爱孜孜以求的徐志摩这时迷恋上了才貌双全的林徽因。
那还是在徐志摩初到康桥之时。一天，他在学校大礼堂聆听到了英国著名文学家狄更斯的精彩演讲，非常激动，就找到了自己早在北京时就已结识的林长民，希望他能把自己介绍给这位大文豪。林长民愉快地答应了，并邀请徐第二天到自己的寓所去喝茶。次日，徐志摩如约前往，碰巧林长民临时有事外出，来开门接待的是他的女儿林徽因。乍一见到林徽因，徐志摩心里就掀起了阵阵波涛，暗自寻思，这才是自己理想中的美的所在。进屋后，两人没有单独见面的拘谨，畅所欲言，进行了一次令徐志摩毕生难以忘怀的长谈。从此，林徽因那聪慧大方、美丽可人的娇小形象在徐志摩的心中扎下了根，再也抹不去了。
不出林徽因所料，第二天，徐志摩又兴冲冲地前来叩门了，这时徐志摩抛却了一切闲杂事务，甚至连课也懒得上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和徽因在一起，其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共同的文学爱好使这对青年男女一开始就情投意合，志趣相投，他俩都需要对方闯进自己孤寂的生活，去弥补生活的那一极。此后，两人的约会越来越多，他们同游康河，同上戏院，同逛书店，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两人的感情也日渐深浓，甚至有“论嫁娶之意”。这一切，林长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虽然对活泼聪明的徐志摩，林长民一开始就有好感，但不巧的是自己早在他俩认识之前，就把女儿许配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只是因双方年纪尚小，还未过门。徐志摩的出现扰乱了自家清静的生活，自己绝不能坐视不理。
1921年秋冬，林长民为了躲避徐志摩，携女不辞而别，悄悄地回国了。临走前，林徽因难舍难分，柔肠寸断，她给徐志摩留下了一封短笺：“志摩：我走了，带着记忆的锦盒，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话走了……”捧着它，徐志摩的心碎了，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他不甘就此罢休，他要继续奋斗，继续去追求自己魂牵梦萦的林徽因。
1922年3月，徐志摩在回国途中取道柏林，与已分居好长一段时间的张幼仪办妥了离婚手续，旋即赶回国内，来到林徽因家的所在地北京。和往常一样，徐志摩又叩响了林家的大门，林长民和在伦敦时一样，依然把他看作可与之深谈的忘年交，而林徽因虽然也对他表现出了热情，但热情分明有种限度界定着，双方在感情上拉开了距离。后来双方虽还保持着来往，但已只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了。不久林徽因和梁思成联袂出国深造，徐、林的关系彻底告吹。心里的幻想破灭了，徐志摩非常伤感，他日见消沉。整日沉溺于一些交际场合去寻找刺激。正是此时，他又结识了北京有名的交际花陆小曼。
在结识徐志摩前，陆小曼已有了一次不成功的婚姻，还是很小的时候她就在父母的安排下与西点军校的毕业生王赓结了婚，但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这使得她大失所望。梦想幻灭后的陆小曼为逃避现实，只得迷醉于交际场合去寻找失落的自我。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初次邂逅并没有什么掌故，只是有些特别。后来，两人都不自觉地把对方看作舞伴，相处的时间久了，两人都窥视到了对方的内心世界，同病相怜，徐志摩和陆小曼两颗失意的心逐渐靠近，感情也就日渐热烈起来。
自从认识了纯真的徐志摩，陆小曼感到自己的生活才有了生气，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若再不遇着摩，我自问也要变成那样的（指以假对人）。自从我遇见了你的真，摩，我自己羞愧死了，从此我也要走上‘真’的路了。
希望你能帮助我，志摩。”历经磨难的心最需要抚慰，也最容易抚慰，不久，徐志摩和陆小曼这对痴情男女就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但他俩的婚姻之途远非一帆风顺。社会上的风言风语，父母和家庭的愤怒指责，都压得他俩喘不过气来。在爱的追寻过程中，徐志摩已经一败再败，已没有退路，他需要战斗，大胆地挑战所有反对他俩结合的人们。一年的苦斗和拼搏总算没有白费，在朋友们的鼎力相助下，陆小曼终于和王赓离了婚，和徐志摩走到了一起。
1926年夏天，在北京北海董事会，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在梁启超的主持下举行了，当上新郎倌的徐志摩回想起这一年来的苦斗仍不禁虚汗涔涔：“……我经过一场苦斗，忍受了许多创痛，那时候除了一二知己（胡适在内）的同情之外，几乎一切事物都与我作梗。但我毕竟胜利了——我击败了一股强悍无比的恶势力，就是人类社会赖以为基的无知和偏见……”徐志摩终于得到了陆小曼的爱情。陆小曼在《爱眉小札》序中这样描写他们婚后在一起的日子：“以后日子我们的快乐就别提了，我们从此走入了天国，踏进了乐园。一年后在北京结婚，一同回到家乡，度过了几个月神仙般的生活。”
婚后半年，为躲避兵灾，徐志摩夫妇不得不南下迁居上海。可叹的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谋生已属不易，再加上陆小曼染上了鸦片，花钱大手大脚，徐志摩一介穷教书匠已不堪重负，不得不整日为生计而奔波，这就给第三者翁端午的插足提供了机会，夫妻间开始出现裂痕，进而不断扩大……据王映霞在《我与陆小曼》一文中回忆道：“十一月十二日（指1931年11月12日，距徐志摩遇难仅有七天时间），徐（志摩）从北京回到上海，苦口婆心地劝陆小曼戒鸦片，‘眉，我爱你，深深地爱着你，所以劝你把鸦片烟戒掉，这对你身体有害。现在，你瘦得成什么样子。我看了真伤心得很，我的眉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小曼听了，大发雷霆，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的脸上掷去，志摩赶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他一怒之下，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又搭机北上。”
志摩走了，永远地走了。1931年10月19日，徐志摩搭乘的济南号飞机在距济南五十里之遥的党家庄突遇漫天大雾，触山坠毁，包括徐志摩在内的三名乘客全部遇难。
作为作家和诗人的徐志摩早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了，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完成了许多精彩绝伦的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勿庸讳言，诗人那富有传奇和浪漫色彩的感情历程也曾令人津津乐道、耳熟能详。难怪梁实秋这样说：“徐志摩的文名几乎被他的风流韵事所掩。”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首美丽的传世之作《再别康桥》竞成为诗人的真实写照。
萧红与萧军的“偶然婚姻”
萧红的童年是不幸的。她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户张姓地主家庭，父亲在继母的挑唆下，为萧红订了一门亲事，然后他又不择手段，与校长串通一气，粗暴地中止了萧红的学业。在父亲和继母的淫威面前，萧红所作的反抗是无力的，父亲不仅不尊重女儿的意愿，反而责骂甚至痛打她，萧红感到再也难以忍受，在一位婶母的帮助下，她逃离了这个没有给她丝毫温情、毫不值得留恋的家。
在哈尔滨流浪的生活是艰苦的，同时逃离了家庭的束缚又使萧红在精神上无比轻松，然而家庭的阴影却紧跟着她，并未离她而去。“未婚夫”汪恩甲从呼兰一直追到了哈尔滨，萧红在家庭的步步紧逼面前继续逃跑，她又躲到了北京，可汪恩甲如影随形紧迫不合。在北京，他死乞白赖地追求和纠缠萧红，表示要提供她上学的经费，自己也要在北京读书。在汪恩甲花言巧语的诱惑下，已厌倦东躲西藏生活的萧红竟鬼使神差般地答应与他同居。他们居住在北京的一座公寓里，萧纽怀了孕。汪恩甲又把她带回哈尔滨，住在了东来顺旅馆，几个月下来，欠下了六百多元的食宿费，这时汪恩甲告诉萧红他回家取钱后再来接她，从此一去不复返。萧红陷入了困境之中，她债台高筑，无家可归，已成了旅馆的一个“人质”，更有甚者，旅馆老板为了弥补损失，正准备把她卖给毗邻的烟花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