宓子贱出任单父一地的邑宰时，先去拜访阳昼：“您对我有什么赠言吗？”阳昼说：“我出身贫贱，哪懂什么治民之道？只有一些钓鱼的心得说给你随便听听：
“你一投下钓丝，马上就冲过来吃饵的，这种鱼叫‘阳桥’，肉很少，味道又差；另外有一种鱼，你不太感觉得到它的存在，也不太肯吃饵，这是‘鲂鱼’，肉质肥厚，滋味非常鲜美。”
于是子贱上道赴任，还没到单父，就有很多人争先恐后地出城迎接。
子贱一看，赶快吩咐车夫：“陕一点，阳昼说的那些阳桥都来吃饵了。”车子直入单父，子贱立刻亲身拜见没出迎的当地贤达父老，请他们一起来治理单父。
这是一则很耐玩味的掌故，是不是会毛遂自荐的都是阳桥？
似乎这么问就已决定答案了。“毛遂自荐”这个成语让我们想到，起码当年向平原君自我推销的毛遂就应该是属于鲂鱼一族的，平原君从日出谈到中午没办法说服楚王合纵抗秦，毛遂跳出来几句话就当场议决，这样的本事能算阳桥么？
仔细再来想阳昼的话，里头似乎隐藏着两组不同的概念：其一是吞饵的速度，意指趋炎附势的小人和富贵不淫的君子之别；其一是肉质的好坏，意指实际能力高低的差别。前者较倾向道德，后者则是现实作为的能力。
不奇怪的怪事
赵简子问翟封荼说：“我听说翟国曾经下了三天的谷雨，这是真的吗？”
翟封荼点头说确有其事。赵简子又问：“我又听说也下过三天的血雨，这是真的吗？”
翟封荼又点头说确有其事。
赵简子又问：“我还听说曾经有马生牛、牛生马这样的怪事，也是真的吗？”
翟封荼依然点头称是。
赵简子叹了口气说：“人家说妖孽可以亡国，果然一点没错。”
翟封荼说；“不，您问的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下三天的谷雨，其实是谷子被龙卷风卷上天造成的；下三天的血雨，这是因为鸷鸟在空中打架流的血；马生牛、牛又生马，这是因为牛羊杂在一起放牧造成的，这些都不是真正让翟国灭亡的妖孽。”
赵简子问：“那翟国的妖孽是什么？”
翟封荼说：“翟国人民离散不安居，君王年幼无能，卿大夫贪财、结党营私只知道争取个人的权势财富，官吏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政令成天改来改去没一样能贯彻执行，士人普遍贪婪而怨恨上头的人，这才是翟国的妖孽。
把发生的怪事用很平实、不大惊小怪的理由来解释，这样的历史掌故在早期的中国历史还算很普遍。
但有些时候这些看起来很“平实合理”的理由，用今天我们的理解来看，其实并不“科学”，比方说赵简子所提的这三桩怪事，翟封荼的解释显然就很难站得住脚，尤其第三样的马牛杂生，根本不合生物学的基本常识。
这么说来，这些“平实而不科学”的理由透露出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分析是，翟封蔡荼能并没有真正为这些怪事去认真找出原因，他所以不相信神秘性、带宗教警世意味的直接解释，而宁可相信一个未经自己查证的平实理由，其实只说明了他不相信这些是怪事，一定有一个可以解释得通的寻常理由，这种迷信寻常道理却不肯迷信神秘性解释的意识形态，实在是很有趣、很耐人寻味。
周成王君无戏言
周成王和弟弟唐叔虞游戏，顺手摘了一片梧桐叶子给唐叔虞，说：“这是玉琏，我封你为诸侯。”
唐叔虞很高兴地跟周公说了，周公立刻去见成王：“听说您封了叔虞是吗？”
成王说：“没有啦，我只是陪他玩玩而已。”
周公说：“我听说天子是不能有戏言的，话一出口，就有史官在一旁记下，满朝官员谈论，全国人都会流传，这怎么能当玩笑呢？”
于是成王就封唐叔虞于晋，也就是春秋时的晋国。
“君无戏言”，这句熟得发烂的话，正是出自这则掌故，也是这则掌故直接简单的教训。
说是教训其实并不妥当，因为掌故本身并没有给我们“教训”，只说到成王听从周公的谏言，真的就封唐叔虞于晋就完结了，并没能就“戏言的恶”和“无戏言的善”提供任何现成的答案或说明。
这里我们可否问个笨问题：如果唐叔虞是个不堪造就的王八蛋，周公会不会或说应不应该要成王兑现戏言？在天子一言既出的威信和当时晋地一干人民的生死祸福之间，要怎么去计算和抉择？
很遗憾的，想从史书的记载来追踪结果是徒劳的，封于晋的唐叔虞表现好坏并没看留下什么记录，事实上一直到晋文公成为春秋的霸王之业，晋国并不是个有特殊表现的诸侯。
但是，若我们把问题改成“信”（天子威信）和“义”（分封是否宜当）的冲突来看，则做为中国思想王脉的孔门便有现成的答案：“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信诺如果是合宜的，就可以去履行的意思。这一句话是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的。
齐景公见虎又见蛇
齐景公有一回外出狩猎，在山上遇到老虎，跑到水泽处又碰到大蛇（都是凶猛而无法狩猎的），十分扫兴地回来问晏子，这样又见虎又见蛇的，算不算不吉祥。
晏子说：“国家真正的不祥有三种：有贤人而不知道是第一种；知道了而不能用是第二种；用了而不信任是第三种。这些才是真正的不祥。至于上山见虎、下泽遇蛇，山上水泽本来就是老虎大蛇出没的地点，您跑到虎蛇的家里碰到它们，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什么不吉祥可言呢？”
我们知道，晏子并不是思考性强、有一套学问体系的人；虽然节俭成性，却也不算是以道德扬名的人，他比较接近拾遗补缺，对现实问题“见招拆招”的现实性政治人物，甚至说起来还和儒家有点过节；原来孔子很敬重晏子，以兄长之礼对待他，没想到孔子周游到齐国，齐景公本来有意要重用孔子，晏子不仅没玉成其事，反而参了一笔，坏了孔子的好事。
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层面里，最具宗教气息的，大概是祥瑞和灾异这桩事了，在每一代的史书里，几乎都有独立的篇章记载。
尽管如此，祥瑞和灾异却很早就没有太多的神秘色彩，要不就像晏子这样，直接把吉不吉利拉回到平实的政治事务里，这种说法在数量比例上较低；要不就依然存留那仅有一点的神秘威吓力量来吓吓君王，以增加说服的分量，这样的说法则是主流。
只听说过与没听说过
西汉时有个皇帝和大臣们闲聊，谈到传说中鸷鸟的幼鸟要长大学飞，必须吃掉自己的母亲，才能飞得起来，皇帝顺口问宰相是不是真的，宰相立刻正色地回答：“我只听说过慈乌会反哺，没听说过鸷鸟食母这件事。
太阳神阿波罗的神庙，由于阿波罗是智慧之神，因此成为雅典人心目中治国智慧的泉源，国有大事就要到此求神谕。神谕说：“认识我自己”。
因此，在自己还没真正认识自己之前，花时间去研究不相干的事物，对自己来说是很荒谬的。智慧人物是宰相，这宰相宁可更简单用传统信神的理由来打发他，这是相对智慧的传说解谜。因而令皇帝信服。
管仲说自己比愚公还笨
齐桓公外出打猎，追一只鹿而进入个不知名的山谷，遇见一位老翁，便问他：“这山谷叫什么名字？”
老翁说：“叫愚公。”
桓公又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老翁说：“是因为我而得名的。”
桓公觉得纳闷：“看你的样子并不笨，为汁么会被人称为愚公呢？”老翁说：“是这样子的，我养了头母牛，生了小牛，小牛大了就把它卖掉，用这个钱买了一匹马回来，有个不良少年说：‘牛怎么可能会生马，这马显然不是你的。’就将我的马牵走了，邻居笑我愚笨，所以就称我住的这个山谷为愚公。”
桓公说：“这么说你真的很笨，明明是你的马，为什么这样就让人抢走呢！”
第二天，桓公当个笑话讲给管仲听，管仲立刻整衣正容向桓公请罪：“真正愚笨的人是我管夷吾，如果是尧为天子，皋陶掌理刑法，怎么会发生强夺别人马匹的事呢！就算发生了，有公允的刑法在，老翁也一定不会给的，那老翁是知道如今齐国的刑讼不公正，不得已才让别人抢走的，请让我再努力修政吧！”
选这则掌故主要是因为有趣，像演义小说、甚至是武侠小说里常读到的，市井之中、水泽之畔、或是深山荒岛里常隐居着一些世外高人，闲谈笑语之间随兴出手，天大的困难也无不迎刃而解。
其实这则掌故的意思很清晰，并不需要多谈什么。
秦始皇想让位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有一次召集群臣商议：“古时候五帝将位禅让贤人，夏商周三代却传位子孙，到底谁对，我好跟着实施。”
鲍白令之说：“如果将天下看成公有，则禅让是对的；如果将之当成私产，则传位子孙是对的。”
秦始皇听完，仰天长叹：“我的道德当然是越过三代，承自五帝，我要让天下成为公有，你们看我该禅让给谁呢？”
鲍白令之说：“陛下您走的是纣的路子，想学五帝禅让，我看是不可能的。”
秦始皇大怒，命令鲍白令之解释清楚，否则要以死刑论处。鲍白令之说：“您的楼台高人云霄，宫殿足有五里之大，又建造千石重的大钟、万石重的钟架。后宫美女数百人，戏子上千人，又广建骊山的宫室，一直到雍州连绵不绝，消耗天下的财富和民力来做为自己的享受，这哪里有一点五帝将天下视为公有的样子？”
秦始皇没有话讲，于是打消禅让的计划。
这则掌是出秦始皇丑的，我们知道，中国的史籍主要是由传统儒生身份的读书人写的，秦始皇一把火烧了经书，又活埋了几百个儒生，光凭这个，秦始皇就足以和桀纣并列，成了众恶所归的皇帝。
但地球是圆的，清末民初以来儒家的行情走低，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同志”的负负得正，秦始皇也开始被翻案，甚至成了雄才伟略的伟大君王。
读史的人其实没必要如此情绪化的“各为其主”。“读书学剑意不平”。
这“意不平”原是基于我们的正义感和价值观，但并不等于仇恨。
田子方穷而骄傲
魏文侯攻打中山不利，逃奔回安邑，田子方落在后头，路上遇到魏太子击，太子很恭敬地下车快步向前招呼，田子方却大剌剌坐在车子上说：“你替我告诉君王，让他在朝歌等我。”太子有些不高兴：“没想到贫穷的人对人可以这么无礼。”
田子方说：“当然只有穷人才能这么无礼对人，富贵的人怎么敢呢？你想想看，当君王的这么对人就注定要亡国了，我还没看过有这么笨希望亡国的君王；大夫这么对人则注定要亡家，我也没看过笨得准备亡家的大夫；至于穷人，了不起穿上鞋子到别处去，还怕到哪里会让你穷不了吗？”
这则掌故的俗名是“我赤脚还怕你穿鞋的”，学名则是“除了脚镣手铐，没什么可以损失的了”。田子方和魏文侯的关系很有趣，文侯以对老师的礼法待田子方，田子方也积极的推荐很多人才给文侯，但说是国策顾问，偏偏又没有头衔和薪水，说是在野的社会贤达，却参予最高的决策，而且更不是反对力量的立场。这样的关系，很难用我们近代的政治经验来理解。
当然，田子方的方式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比较特殊的，“王者之师”这个行业，一般说来是支薪的，而且显然常是全国最高薪的公务员那一层级的，如管仲、百里奚、张良、王猛、崔浩等，没人如田子方自始至终坚持他的江湖身份。
不拿薪水是不是比较高贵也比较自由呢？自由，大概是吧；高贵，那就不一定了。
孝子与忠臣
西汉时王阳为益州刺史，一次外出办事，当车行至邛崃九折坂时，道路崎岖险峻，时有野兽出没。王阳说：“肌体发肤是父母留下的，不加爱惜，即为不孝。怎么能走这样危险的道路呢？”于是驱车而返。后来，王尊接任益州刺史，也是外出办事，行至邛崃九折坂时，问驾车人说：“这不是王阳所畏惧的那段险路吗？”驾车人告诉他说：“对，这里便是有名的九折坂。”王尊说：“为朝廷办事，怎能怕路途艰险呢！”于是，命驾车人驱车快走。因此，世人嘲讽王阳为“孝子”，赞颂王尊为忠臣。
孝子有道，忠臣也有道，无道，不足为孝，无道也不足为忠。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唐朝大臣韩休，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玄宗时历官虢州刺史、工部侍郎知制诰、尚书右丞、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相位期间，以敢言直谏著称。玄宗喜声色游乐，每有宴会、娱乐、游玩、打猎等事，一想到韩休就有所顾忌。一次，正欲去游玩，玄宗问身边的人说：“韩休知道否？”话音未落，韩休劝谏的奏折就呈上来了。一日玄宗临镜自照，默默不悦。身边的人说：“韩休为相，陛下比从前瘦多了，为什么不将他罢免了？”玄宗回答说：“吾貌虽瘦，天下必肥。韩休力争，吾寝乃安。”
玄宗尚不愧为一代明主，但终因沉溺于声色享乐，而导致“安史之乱”，使大唐帝国走向下坡路。
齐桓公的天
齐桓公问管仲：“君王必须敬重的是什么？”
管仲说：“天”。
桓公抬头向天空看，管仲说：“这个‘天’并不是指头顶上的天空，君王必须敬重的‘天’指的是老百姓，百姓肯同意他，国家自然安定，百姓肯帮助他，国家自然强盛；如果百姓认为他不好，国家就很危险，如果百姓背弃他，国家就会灭亡。”
乍看这则掌故，会觉得管仲很无聊，直接回答要敬重百姓不就结了，干嘛先打个哑谜再绕回来。
然而以“天”来替代“百姓”，倒不是管仲的个人行为，比方说，《尚书》里有：“天听到的就是百姓所听到的，天看到的就是百姓所看到的。”管仲把“王者贵天”和“天下百姓”这两者串联起来，可能是希望能增加一些宗教性的、超自然的力量来劝桓公得敬重老百姓。
想当然耳
有一年，曹操以天子之名讨袁绍。经过几番血战，魏军终于攻下邺城。
兵将们冲进城里，杀戮袁军，袁府中的妇女小孩也多被劫掠。袁绍的妻子甄氏是一个绝色的美人儿，曹操儿子曹丕早就垂涎了，这次就趁乱抢到手，偷偷地纳为自己的妾房。
孔融听说了这件事，就上书给曹操，讲了一个故事，说当年周武王讨伐商纣，曾经把商纣王的爱妃妲己送给周公旦做妾。他想以此来挖苦曹操。
曹操听了不解其意。过了一会儿，曹操问孔融刚才那个典故出于什么经典，孔融回答说：“用现在的事情来推测，想当然是有的吧。”
“想当然耳”这句成语就源于这则掌故，它意味着毫无事实根据，仅凭个人想像、臆测，轻率下判断。这显然是一种主观的想法。用这种方法来捧人，一定是瞎吹；用来整人，就叫做“莫须有”；用来治事，必然是瞎指挥。总之，“想当然耳”与注重方法、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绝不相容的，至于故事中的孔融，他虚构武王以妲己赠周公的典故，是用来挖苦曹操容许儿子私纳甄氏一事，这倒不属于主观，而是一种幽默讽刺，跟后人对这句话意义的引申，应当区别开来。
过去的封建社会是很讲究避讳的，为王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忌讳的东西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就连阿Q也忌讳别人说到他头上的癞疤。
为了满足忌讳者的喜好，就必然会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或是栽花不栽刺，或是报喜不报忧，于是吹牛拍马，欺上压下歪风便在这下面滋生起来。我们所熟知的清代文字狱的惨酷，其冤案之多，就往往因犯讳引起。
我们如要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现实，就必须同这种恶劣作风作坚决地抗争。
以手书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