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宁波港是腹地型港口，陆向腹地对宁波港的进一步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近代宁波港陆向腹地变动剧烈。本节主要论述近代宁波港陆向腹地的变迁过程，下一节将探讨宁波港陆向腹地变迁的机制。
从20世纪初至今，许多学者对宁波港的腹地变迁都有所论述。虽然各人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但对宁波港陆向腹地随着上海港的迅速崛起和温州、杭州的开埠而日渐缩小，则持一致的看法。尽管如此，这些论述仍多是泛泛之谈，有关宁波港腹地的问题，如宁波港在不同时期的腹地到底有多大，它的变迁和上海以及浙江省内其他港口的腹地变迁有何关系，什么是导致陆向腹地变化的原因等仍有待于探讨。
陆向腹地是港口发展的必要条件，港口的贸易规模和影响，往往与其腹地范围的广度和经济开发的深度成正比。对于宁波港陆向腹地的经济开发情况，郑绍昌、乐承耀等人都有详细的论述，本书不再展开。此外，相邻港口腹地范围的变化，必然也会对特定港口的兴衰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相生相克的现象，在浙江、苏南这种港口众多、而陆向腹地却又相对狭小的地区，表现尤其明显。从这一思路出发，探讨宁波港的兴衰，必须放在浙江各港口腹地变迁的总格局中进行讨论，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看法。
当前学术界对腹地范围的划分和界定主要是针对陆向腹地的，而不是海向腹地，本章第二、三节中所称的腹地主要也是指港口的陆向腹地，第四节将对上海港的海向腹地进行探讨。划分陆向腹地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数学模型法和实证法。前者是根据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运用数学方法对腹地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如经济地理学上有采用引力模型与模糊（Fuzzy）综合评判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区位商的方法、重力模型的方法来确定港口的腹地范围。后者即收集大量的实际资料，并选择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划分腹地范围。
由于资料的缺乏，本书很难采用数学模型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而只能根据港口腹地的定义，按照海关报告和经济调查提供的出口物资来源地和进口商品的销售地即货物流来界定腹地的范围。同时在空间上，不同港口的腹地没有明确的断裂点，具有交错性和过渡性的特点，本书基本以晚清的府为单位，个别地方精确到县；在时间上，港口腹地的变化也是一个渐进的动态的过程，但是相邻港口的开埠都会对其他港口的腹地产生影响，因此本书拟以港口开埠为分期，把近代浙江港口的腹地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在这个框架范围内讨论宁波港陆向腹地的变迁。
一、五口通商时期的宁波港陆向腹地（1844—1877）
如第一章所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很早就对宁波港产生了兴趣。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宁波作为五口之一，于1844年正式开埠。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绿茶和生丝。从宁波港运往上海出口的绿茶，都是从浙江的淳安、平水（在今绍兴）、天童（在今宁波）和安徽的徽州等四个地区运来的。1877年，宁波港出口绿茶14.5万担，其中1万担来自浙西的严州（以建德最闻名）、淳安、开化县；4万担是来自绍兴南部和西南部山区的平水茶。由于平水茶多在宁波港运出，相当一部分茶叶便在宁波就近烤制和包装，1877年前后在平水茶产地平水有烘烤房3处，绍兴有4处，而宁波就有18处。天童茶产自宁波东部，距宁波港很近，理所当然通过宁波港出口。1877年，宁波港出口的绿茶中，来自皖南的徽州绿茶达9.5万担，占了宁波港出口绿茶总量的2/3.然而，在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之前，徽州绿茶并非经宁波港出口，而是顺钱塘江运到杭州再由运河经嘉兴、松江运抵上海出口。同治五年（1866年）以后，凡经过杭州的各种茶叶都必须缴纳每担1海关两的海塘捐捐而且关税和仓租较低，各类运输费用较便宜，因此自1866年开始大批徽州绿茶改走宁波由汽轮运上海。这一局面大致持续到1896年杭州开埠并废除了海塘捐之前。
浙江是我国另一项大宗出口货物——生丝的主要产地。大部分生丝产自湖州、嘉兴、杭州和绍兴，而出口港为上海、宁波。《浙海关贸易报告》指出，“杭州湾北岸地区嘉兴、湖州所产大宗生丝，都是直接运去上海出口”；杭州每年向欧洲出口的约4000担生丝，“是从杭州由内河水道运往上海去出口的”；宁波港的出口生丝主要来自富阳、绍兴和杭州湾南岸各乡村，而毗邻宁波的那些地区生产的生丝，只能满足当地的消费需求。也就是说，湖州、嘉兴、杭州等钱塘江以北地区出口的生丝，基本上通过发达的运河网直接运往上海出口，只有钱塘江以南的绍兴等地就近通过宁波港出口，而后者的数量远不及前者。
输入内地的洋货，最主要的是鸦片、大米、布匹、五金、食糖、煤油等。在五口通商时期，经宁波港运入内地的洋货，几乎遍及除浙北以外浙江所有的府县，以及安徽的徽州府、江西的广信府（今江西上饶市）。1868年的《浙海关贸易报告》指出：“宁波所有贸易范围，自东至西约290英里，自南至北约350英里，除了浙江杭州以北靠近上海那部分外，因为那一带以地理和商业上就近江苏，因此浙江杭州以北就归上海去进行外贸业务，皖东南部就归宁波这一口岸，作为其外贸之供应和土货出口之口岸矣。”
在所有输入的洋货中除了鸦片之外，布匹的价值最大。洋标布最受浙江内地如衢州府、严州府和金华府等地欢迎，而大量毛棉匹头运入衢州府、处州府和江西广信府等地。1871年至1872年经浙海关运入衢州、广信、温州的匹头数最多，而嘉兴、湖州虽和上海接近，但仍从宁波港输入一部分布匹。
除了布匹之外，从宁波港进口的金属也大量运往内地。“说到五金中之铅，几乎是浙江之绍兴和安徽之徽州两地包了下来，专用于茶叶之盛器和包装，杭、绍两地是锡的最大主顾，而铁器则绝大部分是运往绍兴。”因此，绍兴、杭州和徽州等地是宁波港进口金属的主要销售地。
1876年即温州开埠前一年经浙海关运入内地的货物数量，从中可知经浙海关运入洋货的范围遍及浙江省除湖州府、嘉兴府以外的所有地区，以及安徽省的徽州府、江西省的广信府等地。
明清时期徽州、广信两地和浙江就有传统的经济联系，那时的多部商业书记载了两府和浙江之间有着重要的商路。宁波开埠后，经济交往进一步加强。为了方便厘金的征收，如上文所述，同治二年（1863年），浙省划定了从徽州府和广信府到浙江的征收厘捐路线，由此说明通过宁波港进出徽州、广信的货物数量已经很大，两地和宁波港的关系非常密切。浙海关税务司惠达认为“按理广信府在江西境内，应由九江供应其洋货，为的是宁波虽离广信府较远，但较方便和低廉”。
在五口通商时期，宁波港的陆向腹地为浙江的宁波府、绍兴府、杭州府、严州府、金华府、衢州府、台州府、温州府、处州府、安徽的徽州府和江西的广信府，而浙江的湖州府和嘉兴府是上海的直接腹地。
二、温州、芜湖开埠以后的宁波港陆向腹地（1877—1896）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根据《烟台条约》，温州、芜湖于1877年开埠，在温州设立的海关称瓯海关。
徽州到芜湖的距离比到宁波的距离近，但芜湖开埠之后，徽州并未脱离宁波港而改到芜湖进出口货物。这主要是因为徽州与芜湖之间都是崇山峻岭，货运极为艰难，“为此成为一道天堑而且是萑苻不靖之处，谁也不敢冒险带鸦片等贵重物品来此（徽州）”。徽州绿茶仍然通过宁波港运往上海，洋货也从宁波港进口。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上海港辐射力的增强，其在徽州的影响逐渐扩大。1881年经上海港运入徽州的货物价值为7.8万海关两，到1895年已增加到25.4万海关两，15年间增加了3倍多。州的货物数量也有所增加，但总量不是很大。因此，徽州已成为宁波港和上海港的混合腹地。
如上所述，五口通商时期温州是宁波港的腹地。温州开埠后，温州及其附近地区的进口货物就由温州港来供应了，1878年即温州开埠的第二年，“在（浙海关）发放入内地验单中不常见发往温州者也”。但就总体而言，温州港的腹地还是比较小的。在1879年至1896年，经瓯海关运入内地的货物，主要集中在温州附近的平阳、龙泉、处州、桐山、台州、乐清、松阳等地区，而且价值量不大，因此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宁波港的地位。
处州府所属的松阳、云和、丽水、景宁、缙云、遂昌、庆元、宣平等地都从温州港运入一些货物，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州府大部分地区仍不是温州港的腹地，而主要是宁波港的腹地。瓯海关不得不承认：“的确，处州是主要洋货消费之处，而温州供应仅只是该州之一小部分，而几乎所有它的洋货供应来自宁波。反映了这种事实。
在1877年至1896年，经浙海关运入处州府的货物，不仅种类大大多于瓯海关运入处州府的货物种类，而且同一种类的货物数量也远远超过了瓯海关的运入数。其中，平均每年经宁波港运入处州府的棉布最少也达到6万多件，而温州运入处州府的最多时每年也只有两千多件；处州府所用的绝大部分煤油、铅、藤器、窗玻璃、檀香木、苏木等也是从宁波港运入的。因此，在温州开埠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州府的大部分地区一直是宁波港的腹地。
究其原因，除了温州港和处州府的交通不便外，更重要的是招商局一家垄断了温州的对外航运，“如不去别处，就一个月来三个航次”。由于缺少竞争，运费就很高，如运一件匹头，从上海到宁波是7角银币，把这件匹头从宁波通过内地水道和陆路运到离温州只有160公里的处州只需500文，约5角银币，但要是通过轮船把这件货从上海运到温州就要1.50银元。
的运出，而土货运出较少又影响到轮船公司的收益，为了盈利，轮船公司只能维持较高的运价，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土货运出受阻，这样就削弱了当地人们的购买力，反过来影响了从温州进口洋货扩大市场，从而使温州港的腹地仅仅局限于温州附近。杨小凯认为当交易效率低时，人们选择自给经济，当交易效率上升时，分工水平达到最优的条件是分工的边际效益等于边际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达到一定水平时，贸易便演进到国际贸易。温州港航线和航班不密、港口的挂靠率低，导致交通费用过高，货物进出港的时间增多，这样就使交易效率降低，从而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开展，也就不利于腹地的拓展。
此外，许多位于宁波、温州之间的沿海县份，如象山、宁海、台州、温岭、玉环、海门，以往用民船运木柴等去上海并带回所需物品，到了19世纪后期，由于宁波和海门之间的航运业的发展，“如今则概由宁波供应矣”。
然而，在浙江的北部，随着上海经济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杭州成为上海港和宁波港的混合腹地。由于杭州、上海和宁波三地几乎处于同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不同顶点，杭州和宁波之间虽有浙东运河和甬江与之相连，但如第二章所述，为了保持运河的水位，修筑了很多水坝，货物经过时都要水陆联运，既费时费钱，还经常导致货物损坏。而且，上海的货物价格便宜，种类多，挑选的余地大，于是杭州和嘉兴、湖州一样，“从上海那里获得大部分之进口洋货也”。1881年至1895年经上海港运入杭州的货物价值，从中可以发现上海运入杭州的价值量已经很大，且比较稳定。
综上所述，在温州、芜湖开埠之后，宁波港的腹地缩至宁波府、绍兴府、严州府、金华府、衢州府、广信府、处州府的大部和台州府的北部，杭州府、徽州府成为上海和宁波的混合腹地，而温州府、处州府的东部一小部分、台州府的南部和福建紧邻温州的一小部分成为温州港的腹地。
三、杭州开埠初期的宁波港陆向腹地（19世纪末—
20世纪初）
1896年10月1日杭州正式开埠，所设的海关称杭州关。早在1877年，浙海关税务司杜德维（E。B。Drew）就曾担忧：“钱塘江流域乃是本省人口众多、物产富饶、掌握和支配皖、赣两省贸易之地也，若落入上海怀抱之中，则宁波惨矣。余下如象山、台州、舟山，给宁波者都是省内贫困地区也。”20年后，这个担忧变成了现实：“到了杭州开埠，沪杭之间交通便利，宁波的通商范围，日小一日了。”
如上所述，自同治五年（1866年）以后，徽州绿茶“向经宁波输出”，每年出口量维持在70000—90000担之间，价值都在150万海关两以上。1896年杭州开埠后，徽州绿茶经宁波港的出口量急剧下跌，1896年为78660担，1897年、1898年分别下降到12468担和3561担，1899年只有299担，到1900年已不再从宁波港出口了。
不仅出口如此，进口同样如此。杭州开埠之后，“自宁波港运入徽州府的洋货迅速减少，布匹由1896年的15296件下降到1898年的3599件，煤油从1896年的37050加仑减少到1898年的11950加仑，火柴已不再通过宁波港进口，其他商品如糖、铁、铅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人们对此评论道：“其（徽州府）所运入内地之货，大半由徽州钱塘之支江，运至屯溪，该地系徽州府商务总汇处。该府东北一带，所需之洋货，皆由杭州输入。”由于进出商品均要经过杭州关，徽州从此成为杭州的腹地，“凡安徽徽州一带，其货物出入向须经由此者（宁波港——引者注），至是皆改向杭州，而此港（宁波港）销售之区域，不得不缩小几分矣。”
开埠之后，杭州和浙西地区的经济往来进一步密切起来。“近来（1899年——引者注）安徽、江西与杭州及杭州通往沿江城镇的江干，与省内之金华、衢州、严州以及绍兴之间交通运输日益频繁。”据1913年出版的《中国商业地理》的论述，当时的杭州贸易区域已是很大：“自其境内，以至钱塘江南绍兴、严州、衢州、金华、徽州之货物，无论或出或入，莫不经此焉……（杭州）贸易区域为杭州府下海宁州、绍兴府、严州府、衢州府、金华府等地。”
1899年至1919年经浙海关进入内地的洋货显著减少，如1899年至1901年间每年运入浙江内地的洋货价值近255万海关两，而到1917年至1919年间每年仅为72万海关两，下降超过70%；进入安徽和江西的洋货也下降很多，1899年至1901年间每年分别为82567海关两和107257海关两，到1917年至1919年间减少为12423海关两和11430海关两。当然，后期洋货入内地的数量下降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但洋货入内地的下降趋势在20世纪初就已经显现。而就经杭州关进入内地的洋货来看，虽然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1915年开始有所下降，总体趋势却是在上升的，尤其考虑到随着铁路和水运的发达，很多货物是通过厘金局而不是通过杭州关进入内地的，实际贸易量要大于海关贸易统计的数值。
通过对浙海关和杭州关运入浙江的货值所作的相关分析），发现其相关系数为-0.690.统计学认为当相关系数R的绝对值大于0.7，即决定系数大于0.5时，就可以认为各变量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给定因素对结果变差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因为前者决定着后者变化的50%以上。因此当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0.7—1.0之间时，可称之为高度相关。考虑到有一部分货物通过厘金局而不是通过杭州关进入浙江的，那么两者应为高度负相关。说明杭州关运入浙江的货物对宁波港运入浙江的货物构成了竞争，这从数理统计的角度证明了宁波港的一部分腹地被杭州占领的历史事实。
单纯从价值看，每年平均经杭州关进入安徽的洋货价值为20多万海关两，而经浙海关进入安徽的只有4.6万海关两。根据浙江口岸进入安徽的交通线路看，经浙海关和杭州关进入安徽省的洋货一般是运到徽州去的，因此从上面的数值比较中可以看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徽州仍然是杭州的腹地。经杭州关、浙海关运入江西省的洋货在不断地减少，因为浙江入江西的洋货一般都是运到广信府的，说明广信府在两关入内地洋货中所占的份额在逐渐下降。
绍兴紧邻宁波，此前虽也从上海进出货物，但数量不大。随着1896年杭州开埠和1908年沪杭铁路的修通，绍兴也开始大规模地从杭州和上海直接进货，成为宁波与杭州、上海的混合腹地。例如绍兴“为本省造锡箔纸之中央处”，锡的消耗量很大，“向来由香港运至宁波，再运绍兴”，“现在（1911年——引者注）改由沪、杭运绍较为迅速”；糖与其他货物，“昔由本口（宁波——引者注）运销绍兴各属，今（1917年——引者注）则由沪杭火车输运者日见繁多”；进口洋布，“绍兴一城为畅销洋布之大市场，向由本口（宁波——引者注）采办，今春（1919年——引者注）始改向上海购买，直接由火车转运”。不过，绍兴的若干重要出口商品，如平水茶和棉花仍从宁波港出口。
杭州的开埠，不仅夺走了向来作为宁波港腹地的绍兴府的相当一部分进出口货物，而且还将其触角伸入宁波港附近的某些县份。1910年日本东亚同文会的经济调查报告指出：“姚江（主要在今余姚市境——引者注）、钱塘江之货物，素以宁波为汇聚场，自杭州开港以来，其范围日益缩小。”这一时期的宁波港腹地。
四、浙江港口腹地格局的确立（20世纪20年代末—
30年代初）
杭州开埠，对宁波港的腹地影响确实很大。但正如上文所论，这是一个渐进的动态的过程。1933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浙江省》按照货物聚散与进出关系，把浙江的75个县分为四大经济区等
杭州经济区域
杭县、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分水、桐庐、建德、淳安、遂安、萧山、诸暨、浦江、义乌、东阳、金华、武义、永康、宣平
附（1）兰溪、寿昌、汤溪、龙游、衢县、常山、开化、江山
附（2）绍兴、上虞、嵊县、新昌
宁波经济区域
鄞县、慈溪、奉化、宁海、镇海、余姚
附（1）临海、天台、仙居、黄岩、温岭
永嘉经济区域
永嘉、乐清、玉环、瑞安、平阳、泰顺、青田、丽水、缙云、松阳、遂昌、景宁、云和、龙泉、庆元
嘉湖经济区域
（1）嘉兴、嘉善、平湖、桐乡、崇德、海宁、海盐
（2）吴兴、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
其他县
象山、定海、南田
这一划分，和20世纪30年代初《工商半月刊》对浙江各县物产状况及行销各地情形所反映的运销路线较为一致，说明此时浙江港口腹地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但是，正如《中国实业志·浙江省》所说，这种划分“乃相对的分划而非绝对的分隔”，根据上文的论述，对局部地区调整并说明如下：
杭州经济区域所包括的各县，水道有钱塘江相贯通，陆路有杭江铁路和杭昌公路相接衔，所以各县都以杭州为货物进出口岸。其中，附（1）和兰溪相关的县先与兰溪发生经济联系，而后再经兰溪与杭州发生联系；附（2）与绍兴相关的上虞、嵊县、新昌等县，虽然有杭绍公路与杭州相连，但与宁波的关系仍很密切，因此可以认为绍兴是宁波和杭州的混合腹地，绍兴所属的上虞、嵊县、新昌的一部分为宁波港的腹地。
宁波经济区域所属各县，以沪杭甬铁路之甬曹段及鄞奉公路、镇慈公路和海岸航线为主要交通线路。附（1）与临海相关各县，主要通过灵江的水道交通汇聚在海门，而海门虽然与上海有直接联络之处，但与宁波联系更加紧密，所以也属于宁波经济区。
在《中国实业志·浙江省》中，定海、象山、南田三县不属于省内任何一个经济区，原因在于：“居民类多业渔，鱼之市场在上海，故与上海发生关系，反较宁波和温州为密切，象山、南田又以石浦为其联络之中心。”然而，据当时的调查显示，此三县的洋货都从宁波进口，出口也是通过宁波，而且和宁波相邻，应该是宁波的腹地。
20世纪20年代末往来于沪瓯的船商已有十家之多，而来往于温州、宁波、福州的汽轮、夹板船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于是随着运价的下跌和温州港自身辐射力的增强，同属瓯江流域的处州府最终也成为温州港的腹地。这样永嘉经济区所属各县通过瓯江与永嘉保持联系，而以其为进出的门户，自成一经济区域。嘉（兴）湖（州）经济区内水陆交通便利，因与上海相距甚近，虽然有沪杭铁路、京杭国道及苕溪运河分别连接上海和杭州，但与杭州的经济关系反不如与上海密切。
另据谢国兴的研究，1930年经浙海关进入安徽地区的洋货值只有740海关两，在安徽地区内地贸易进口总值中仅占0.005%。
已述及，通过浙海关进入安徽的货物都是到徽州去的，这就说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徽州不再是宁波港的腹地，但徽州“属于杭州贸易区域之内”。而旧广信府仍通过常山和浙江保持经济联系，1929年的调查显示：“（常山）为由浙入赣货物之集散地，则同于江西省之玉山，浙江盐、杭州绸缎、绍兴酒由宁波运来，其他货物则由钱塘江贩运至此而由陆路运入江西。”但不久之后此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闽浙赣根据地的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对其进行了多次围剿，浙江“经常山通销赣省的，较为不便”，直到1935年浙赣铁路通车以后，两地的经济联系又紧密起来。此时浙江港口腹地格局。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浙江港口腹地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但由于各地经济交往的不断加强和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如钱塘江上游最大的商业中心兰溪，其洋布是由宁波供应的，而洋糖洋货是由杭州供应的，原因是宁波的洋布运入内地实行包税制度，其税金是由输出地商人即宁波商人负担的。
综上所述，可以把宁波港的陆向腹地变化情况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五口通商之后，除湖州、嘉兴为上海港的陆向腹地外，浙江其他府县和安徽的徽州府、江西的广信府为宁波港的陆向腹地。
第二阶段即温州、芜湖开埠以后，宁波港的陆向腹地缩小，温州府和处州府的一小部分、台州府的南部、福建省和温州接壤地区成为温州港的陆向腹地，而随着上海港辐射作用的加强，杭州、徽州成为宁波港和上海港的混合腹地。
第三阶段在杭州开埠初期，宁波港的陆向腹地因杭州开埠而日益缩小，徽州府、严州府、金华府、衢州府逐渐成为杭州的腹地。
第四阶段即浙江港口腹地格局的确立时期：宁波港失去了包括旧杭州府、严州府、金华府、衢州府、徽州府和广信府在内的绝大部分的腹地。杭州的大部分货物都是通过上海港进出的，因此也可以把以上归属于杭州腹地的各府县称为上海港的腹地。绍兴府成为宁波港和上海港的混合腹地，处州府最终成为温州港的腹地。这样，宁波港的腹地便只局限于旧宁波府、台州府和绍兴府的南部，即宁波府管辖的七个县：镇海、鄞县、慈溪、定海、奉化、象山、南田，绍兴府的余姚、上虞、嵊县、新昌，以及台州南部的临海、宁海、天台、仙居、黄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