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当选为这次运动的总负责人，他借鉴了甘地的经验，这多亏了他的助手马尔维·卡切里亚，马尔维的父亲在1907年曾经是与甘地齐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
为了更好地组织活动，曼德拉接受了助手马尔维的建议，走访了德兰士瓦、纳塔尔等周边几个城市，向工人们详细讲解自己的计划，由于活动范围有限，很多时候一讲就是一整夜。他的目标很明确：唤起更多的人，激起人民的勇气，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战，推翻压迫。有的时候奥利弗和他一起早出晚归。
曼德拉的行为已经引起马兰政府的注意，政府开始派人严密监视曼德拉、奥利弗几个年轻人，并给他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甚至要求一些旅馆不接待他们，要求出租车不能载他们，还提前告诉工人们，曼德拉和奥利弗这几个年轻人是一群疯子，要提防他们。
面对当局的蓄意破坏，青年联盟的年轻人可谓吃尽了苦头。在这个时候，莫罗拉写信给马兰总理，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致力于为南非人民谋取福利，通过合法手段争取合法权利，政府不应该阻止并打压这种行为。
在信中，莫罗拉说：作为合法的社会团体，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合理要求一直不被重视，反而政府多年来不断加大镇压大会的力度，导致事情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对合法的社会团体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保持沉默就等于背叛使命，《通行证法》《班图权利法》《镇压共产主义法》都加剧了紧张的局势。如果政府不取消这些“不人道”的法律，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在4月6日组织示威游行，作为“蔑视”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动。
所谓“蔑视”，是指“有意识地用不服从的方式对权威进行挑战”。
莫罗拉的信言辞恳切，但从总理那里传来的答复却是顾左右而言他，其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不顾事实情况，“一意孤行”，破坏政府颁布的“严肃谨慎”的法律。总理在信中着重强调，不打算取消这些法律，而且还威胁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旦“一意孤行”，政府将充分利用手中所控制的国家暴力机关处理策划颠覆活动的人。
面对政府的蛮横态度，莫罗拉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写信给马兰总理：
“我们授权通知阁下，南非印度人大会完全同意非洲人国民大会向政府提出的呼吁。我们毫不含糊并极其严肃地声明：我们进行的斗争不是反对某个民族，我们对任何人都毫无敌意，我们只反对不公正的法律。”
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也阻止了政府妄图利用种族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的阴谋。
既然“和平”的方式无法解决诉求，莫罗拉、西苏鲁和曼德拉决定采用群众运动的斗争形式。
“蔑视运动”
1952年4月6日，“蔑视运动”正式进入热身阶段。当天，白人们庆祝荷兰人在开普敦登陆300周年。几乎在同一时间，非洲人也开始在各个中心地区集会。
在约翰内斯堡，莫罗拉博士站在自由广场上对群众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号召人们团结起来，牢牢抱在一起，早日结束目前这种被歧视、被压迫的命运。
在东开普敦，西苏鲁和数万群众集会，高喊“人人都有选举权”“消灭通行证”等口号。
曼德拉与助手马尔维·卡切里亚一起担负着极其重要的组织工作，分别负责非洲人和印度人的宣传工作，主要区域则是南非的二、三线城市及黑人受压迫比较严重的地区。
在这些地区，有条件的，曼德拉就会召集会议，宣传非暴力抵抗的内容，没条件的则要困难得多。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曼德拉甚至会一家家去敲开陌生人的门。他耐心地告诉他们，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向政府挑战，以达到推翻压迫的目的。在战斗中，一定要遵守纪律，这种非暴力比真刀真枪更需要决心和纪律。
在服装厂，曼德拉面对大约200名黑皮肤的非洲人、印度人发表演讲，他说：
当局会试图恐吓人们，并且会对首批志愿者特别残酷。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挑衅，我们都绝不能还手，不能出现任何骚动。志愿者必须保持尊严，昂首挺胸，提高警惕。总之，最重要的原则是遵守纪律。
在这次的组织动员过程中，曼德拉接触了各个种族的人，这使他真正认识了人民的力量。在德班的“志愿者日”，曼德拉面对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激情地进行演讲，他说：“这个国内黑人的大团结已经成为现实……”
这一切活动，都让人感觉到新的历史即将到来。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扮演者不能忽略，这就是强大的敌人——马兰政府。
政府的反应非常灵敏，它拿出不久前新颁布的法律《镇压共产主义法》，列出一张500人的名单，这些人都是最近一段时间频频出现的，而且活动比较频繁的，并信誓旦旦地说，根据法律的规定，凡是在名单上的人，如果组织集会或者发表演讲，就属于违反法律，政府有权逮捕他，并要求共产党成员马克斯和达杜辞去现有职务，不许参与公众集会。
为了表示抗议和蔑视，马克斯和达杜立即进行集会并发表演讲，但政府也毫不含糊，随后就发布逮捕令，将他们关押了几个星期。
尽管两人被逮捕，但共产党人的行动为整个蔑视活动掀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一次入狱
6月26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两周年的纪念日，根据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计划，“蔑视运动”正式开始。
南非的6月是冬季，寒风刺骨，但游行的民众冒着严寒，大声呼喊着口号，走向街头。他们从新布莱顿出发步行到伊丽莎白港，游行群众戴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臂章，大声呼喊“我的祖国！阿非利加（非洲的全名是阿非利加洲）！”的口号，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使用”字眼的火车站入口。
当然，神经质的马兰政府早已得到消息，等候在那里。警察一拥而上，逮捕了他们，并将他们带到车站另一侧。这样，载着他们的列车不得不通过一座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桥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特别有戏剧性，当载着他们的列车通过时，全车厢的非洲人高声喝彩。这看起来不像是被逮捕，而是他们戏耍了这些警察。
第一批的志愿者被逮捕，组织这次行动的人，被判30天的监禁，参与者则被关了15天。
在德兰士瓦，西苏鲁组织的52名“蔑视运动”的志愿者进入一块“未经允许黑人不得进入”的地段，所有人都被逮捕了。
当天，曼德拉和马尔维·卡切里亚留在总部召集会议。当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这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必须持有“通行证”才可以。
为了表达对“蔑视运动”的支持，曼德拉主动走到警察面前，要求巡警给自己戴上手铐。接着，曼德拉高唱着《上帝保佑非洲》，登上囚车，被送进了位于马歇尔广场的警察局。
这是曼德拉第一次入狱，在后来回忆这件事时，曼德拉说：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我们一点也不紧张，相反，我们还开起了玩笑。我问马尔维·卡切里亚：“大家真是好战友，连进监狱都要一起！”
卡切里亚笑了笑，问我：“喂，你觉得我们俩有可能关在一间牢房吗？”
马尔维·卡切里亚是印度人，而当时的牢房也有严格的种族规定。
我眨了一下眼睛：“让我试试吧，我得奉承一下这家伙。”
我指着押送我们的警察说：“先生，可否请你帮忙将我的朋友和我关到一起，他不愿意住到监狱的印度人牢房去。”
这名警官像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一样，嘴上念叨着“规定纪律”等。当所有的手续办完后，这个警察将我们带到同一间牢房，命令我们进去。
后来，由于警察逮捕了太多人，警察局里已经没有牢房关我们，最后，他们把我们押进操场里。就这样，我们一大群人当天晚上睡在了操场上面，还不错，那里的环境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起码不是很冷。
在这个操场上，警察们的态度非常粗暴，这让曼德拉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他描绘道：
我们被押进操场，当中的一个人被一个年轻的欧洲警察用力一推，摔下好几级台阶，折断了踝骨。我提出抗议。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卫员像个十足的牛仔那样照我腿上踢了一脚。我们都怒不可遏。我便开始示威。我们让他们看那些受伤的人，要求给他们治疗，很不幸的是，我们得到的回答是粗暴的、无礼的，让我们改天再提要求。就这样，这名年轻人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不断痛苦地呻吟。直到第二天，他才被送往医院。
4.狠辣的暴力机关
火势蔓延
因为监狱里新增的“犯人”太多，而曼德拉他们仅仅是违反宵禁，因此很快就被释放出来。出狱后，曼德拉发现这场“蔑视运动”像星星之火般在全国蔓延开来，在开普省，在纳塔尔，在德兰士瓦，工厂里的工人、办公室的职员、律师、教师、医生、学生甚至很多牧师都勇敢地站出来，以各种方式蔑视种族歧视法令。
这种抗议的方式大同小异，打破歧视，对一些禁止行为视而不见，有些黑人从只许欧洲人通过的入口走进车站、邮电局和其他公共设施，有的则坐在为白人保留的座位上，还有的故意在宵禁时走上街头，大摇大摆，遇到警察逮捕毫不反抗，主动伸出双手要求戴上手铐，以示蔑视。
当时负责“蔑视运动”的指挥部里，大家都是开怀大笑。众多的志愿者在那儿休息、交谈。“蔑视运动”进行得有条不紊，没有出现过一次肢体冲突。当警察出现的时候，参与者们没有四处逃窜，他们很自觉地排成一队，伸出双手，等待警察逮捕他们。
这种行为让警察成了嘲弄的对象，监狱成了宣传政治主张的地方，黑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越来越高涨的反抗形势让马兰政府有点慌张，他们开始将重点放在一些指挥部上面，想通过端掉“老窝”的方式，彻底消灭反抗活动。
7月30日，经过分析、搜集信息，警察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16处工作地点，包括办公室和私人住宅，并查获了一大批宣传单和文件。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20位领导人，他们包括莫罗拉、曼德拉、西苏鲁、马克斯、达杜、马尔维·卡切里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青年大会的主席阿赫姆德，在政府所谓的法律判决书中，他们被指控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
马兰政府天真地认为，端掉抗议指挥部就可以彻底消灭反抗活动，结果却彻底激发了志愿者的热情。7月，有1500名志愿者参加“蔑视运动”。2个月之后，“蔑视运动”没有因为指挥部被端掉而停止，反而达到高潮。
到10月初，包括德班和布隆方丹在内的全国24个志愿者中心，共有2500名抵抗者被逮捕，而在东开普地区尤为突出。令政府头痛的是，这些志愿者都宁愿在牢房里被关上一个星期而不肯交罚金或保释出狱。
更让政府头痛的是，有一天晚上，在伊丽莎白港地区的警察连续抓了6批志愿者，当地大小监狱人满为患。
为解决这种窘迫的情况，这一地区的警察长官、军队长官和监狱长官亲自接见关在牢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地区负责人，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使“蔑视运动”暂停下来，寻求谈判。
互相传达了谈判的条件之后，马兰政府提出的苛刻条件被拒绝了，谈判陷入僵局。
暴乱来袭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彻底被鼓舞了，到目前为止，运动是成功的，他们计划接下来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参加“蔑视运动”。西苏鲁和曼德拉等人相信，只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将无法实施关于种族歧视的法律。
当然，政府不会轻易放弃，也不会轻易废除已经颁布的法律。目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占据主动，只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放弃这种主动，这就是一直未曾使用过的“暴力”。
10月18日，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可不是个好日子。伊丽莎白港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一名白人警察向两个非洲人开枪。根据政府发布的公告，两个非洲人涉嫌偷窃一罐油漆，在警察抓捕的过程中拒捕且袭击警察。接下来发生了混战。在混战中，愤怒的人群开始攻击火车站，更大的暴乱发生了。
在这次暴乱中，7个非洲人和4个白人死于非命，27人不同程度地受伤。
伊丽莎白港暴乱发生后，西苏鲁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在自己的报刊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地谴责了这起暴力事件，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
在“蔑视运动”中出现的暴乱事件让政府找到了禁止游行、集会的借口。很快，政府大规模地动用警察，手段也更加强硬。紧接着，政府就发出公告，在暴力事件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全面禁止集会，并更为严厉地实施《通行证法》。
政府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一系列措施，让很多人怀疑这是政府自己策划的一系列暴力事件。
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蔑视运动”陷入僵局。
从10月18日到11月9日之间，“蔑视运动”几乎消失了。面对困境，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莫罗拉写信给马兰政府总理，详细地叙述当日发生的情况，并且附有大量现场目击者的口供。
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未等到总理的回复，又一起骚乱事件发生了。
11月9日，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千方百计得到了于星期日举行祈祷集会的许可证，但在集会时发生了骚乱，至少导致8人在骚乱中丧生，还有1名儿童。
至于事情的缘由，则众说纷纭。
现场警察的口供大致相同，当他们到达时，根本没有发现祈祷集会，只看到政治大会，警察要求集会者立即解散，而与会者拒绝执行命令，并对警察进行人身攻击，由此发生骚乱。
而会议组织者则是另一种证词，当警察到达时，他们正在唱赞美诗。警察立即要求驱散人群，还没等集会者有时间离开，警察已开始用刺刀向人群刺去。
在曼德拉的回忆中，他这样说：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有一点很清楚，即这批警察为这场冲突已作好了全面准备，他们全副武装分乘3辆军车赶到现场。这批警察的指挥官承认，他们是在“等待麻烦出现”。
这两件事件的真实起因虽难以作出精确的判断，但是有一点不容否认，那就是政府一直在期望暴力事件发生。一名事件参与者说得很明白：“我不必提醒你，在很多非洲人的城镇，是警察开始的骚动。如果非洲人不动手，警察则设法使他们动手。”另一位运动领导人卢图利说得更是一针见血：“有时警察的所谓反动乱甚至发生在动乱之前。”
在这前后，除了这两起发生在市中心的影响比较大的暴力事件外，还有其他零星冲突。如在丹佛尔，警察于11月3日杀死了3个非洲人，打伤4人；在金伯利，11月8日，一场冲突留下了13具尸体和78名受伤者。
面对这些暴力事件，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谴责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司法部长却借口这种调查只能激起更大冲突并为煽动者提供借口，而予以拒绝。同时，镇压手段更加肆无忌惮，并实行宵禁。在开普省禁止集会并更加严格地实行《通行证法》。政府一方面按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想把罪名加在“蔑视运动”身上。这些做法更引起非洲人的愤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