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们每一个人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都读过这么一句话——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不管什么样的眼睛，都是心灵之光的折射，美丽的眼睛，自然就是美丽的窗户。美丽的窗户外，有着大千世界的万种风情；而美丽的窗户里，是滋润真和善的一汪清泉。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眼睛再也看不见光明，那眼睛还有什么美丽可言？人生又将陷入一种什么样的境地？
本文主人公40多年如一日，倾尽智慧和精力，拯救了数万只已经坠入黑暗、或即将坠入黑暗的眼睛，使它们得以重新见证光明。今天，他仍在默默地继续这种功德无量的拯救——
清晨，是广州一天之中最美好、也最有活力的时候。这个中国南方的大都市似乎刚刚从梦中醒来，在绿树繁花中千娇百媚地沐浴着霞光；同时，她又好象从来不曾入睡，总是神采奕奕地与朝阳相拥，看车水马龙挟裹着一股股人流，穿行在楼宇森林间的千街百巷……
春夏秋冬，日复一日，时间进入了公元21世纪的第六个年头。几乎每个清晨，从竹丝村到区庄中山大学眼科中心那段不算太长的路上，本文的主人公都这么急匆匆地走过。在赶路的人群中，他一点儿都不显眼，看上去大约60来岁，个头不高，服装很平常，戴着眼镜的模样也没什么特别，就连他那又快又稳的步伐和脸上温和的笑意，如果不加以注意，恐怕也很容易被忽略。而他自己显然挺满意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平凡，他走着这条走过成千上万次的路，专注而又急切。
越接近眼科中心，我们这位主人公就越吸引眼球。有人尊敬地向他点头致意，有人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还有人小声地跟旁人说：是他，就是他！
穿过门诊大楼，我们的主人公刚出现在住院部五楼三号病区，原本安静的走廊里突然起了一阵骚动，一阵嘈杂，或者说是一阵压抑不住的欢呼：“陈教授，陈院长……”
这时，被病人们团团围住的陈院长反而不急了，他眼睛里的笑意更明显也更慈善，他一边简洁地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一边缓缓地通过人群，走进医生办公室，准备查房。病人们见到陈院长似乎就吃了颗“定心丸”，心满意足地四散开来，等待陈院长一一为他们诊断、复查。
这位被称为“陈教授、陈院长”的本文主人公，就是在我国眼科界乃至医学界都声名显赫的陈家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眼科中心角膜病科主任，我国角膜移植领域无可争辩的权威，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原中山眼科中心主任兼眼科医院院长。
新的一天从查房开始
查房开始了。对于陈教授来说，从医几十个寒暑，新的一天往往是从查房开始的，哪怕是周末假日也不例外，对他而言这已经成了难以更改的习惯。这一例行的工作在陈教授眼中从来都非常重要：等待手术的病人要做多项细微的术前检查和准备，手术后的病人要做好护理工作，开处方，下医嘱，巩固手术效果。他自己做手术的病人，更要自己来观察，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可以早发现，早处理。同时还要检查手术是否完美，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地方。
还有一个原因，陈教授藏在心里，那就是每每看到病人睁开眼睛，发现模糊和黑暗败退而去，光明重新回到了身边的时候，他那份欣慰和快乐，让他觉得自己很幸福，所有的付出在那一时刻得到了无价的回报。
对一些病情严重、多次住院的病人，陈教授都能叫出名字，甚至记得他们的身世、遭遇和病因。
这个武汉的小伙子叫张俊杰，因左眼严重烧伤来这里治疗将近一年了。刚来时他的左眼角膜已经很薄，陈教授说如果不尽快做角膜移植手术，眼睛就保不住了。
手术从晚上九点一直做到十二点多，张俊杰躺在手术台上，感觉得到陈教授极轻的动作，还不时听见陈教授嘱咐助手各项操作要轻巧要小心，千万不要碰到角膜；接着又跟助手剖析他的眼病，讲解这种手术要注意什么。直到手术结束，都感觉不到陈教授有丝毫困倦。小张被推回病房后，陈教授告诉他的母亲和叔叔：“手术做得很成功，他的眼睛保住了”。
现在，张俊杰左眼的视力有所提高，可陈教授查房时还是仔细的为他作检查、开药。
九岁的小汪添是三病区的小可爱，2005年正月初九他在外面玩耍时不慎被烟花烧伤了眼睛。全家人再也无心过年，父亲立即带他从甘肃到西安，不久又转去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医院，最后医生们表示已经无力回天。
这么小的孩子失去眼睛，他的一生或许会因此而面临无法摆脱的困境。伤心欲绝的父母不肯放弃，抱着最后的希望来到广州找陈家祺教授。
小汪添住进了三病区，他很快就喜欢上了陈爷爷。陈爷爷叫他不要紧张，给他做了板层角膜移植手术，被许多专家断言为“没用了”的眼球终于保住了，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重见光明。
查房时小汪添的耳朵特别灵，他能从许多人的讲话声中辨别出陈爷爷的声音，他更盼着能快一点从好多好多人当中亲眼认出陈爷爷。
眼科病区的查房与一般的医院有所不同，由于查房时的检查需要相关的仪器设备，所以行走没有什么障碍的病人都要去检查室排好队，等候医生挨个检查。陈教授每回检查完轮候的病人后，还会带着医护人员到行动不便的重病号床前，为他们作检查。
肇庆市被浓硫酸严重烧伤的年轻妇女罗燕，刚入院时只能靠轮椅代步，查房时陈教授就到她的病房看视、下医嘱。
陪伴在女儿身边的罗燕母亲忘不了，2005年8月，女儿罗燕惨遭禽兽不如的前夫泼洒浓硫酸，随后被紧急送到广州红十字会医院救治。伤势稍稍好转后，陈家祺应邀去为罗燕的眼睛会诊。刚下手术台就匆匆赶来的陈家祺，听了罗燕的悲惨遭遇，看着罗燕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的面容，他神色凝重地摸着罗燕的头，轻声说：“孩子，你伤得很重，我们会尽量保住你的左眼。”一语如甘露，滋润了母女俩焦渴的心田。
不久，罗燕转到中山眼科中心三病区，陈家祺分别在10月3日和10月25日为她做了两只眼睛的植皮手术，现在，罗燕再次入院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虽说为给罗燕治病，家里已经借了不少钱，但出于对陈家祺的真诚谢意，罗妈妈还是凑了一千元封了个红包，陈家祺坚辞不受，还在治疗中想方设法为罗家节省费用。罗妈妈一提起陈教授就赞个不停，病友们也众口一词：陈教授是真正的医者父母心。
病情明显好转的罗燕已经可以由妈妈搀着行走，查房时就不用劳烦陈教授跑病房了。
说起来查房是一件很烦琐、很枯燥的事情，但陈教授却从来没有一丝厌倦。酷暑、严寒，阻挡不了陈教授查房的脚步；繁忙、疲惫，也未能影响陈教授查房的情绪。1999年春节前夕一次看似普通的查房，更是让知道内情的同事们心生敬意，难以忘怀。
那是一个周末的早上，还在院长位置上的陈教授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在三病区。他细心地检查了所有的病人，为他们下医嘱，交代术前术后的注意事项，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陈教授眼中拂不去的忧伤。
快十点了，陈教授检查完最后一个病人，脱下白大褂，破例没有安排手术和其他工作。他把当班的护士长叫来，小声告诉她：我的母亲去世了，我要尽快赶回江门，办好老人家的后事就回来。
护士长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虽说大家近来都听说陈教授的母亲病得比较厉害，但没想到老人家走得这么快，陈教授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更没想到得知了这样的噩耗，他这个公认的孝子仍然坚持回医院查房……
“您回江门的车安排好了吗？”
“不用了，我私人的事，怎么好用公家的车。我坐大巴就行了，很方便。”
护士长知道这是院长一贯的作风，但今天的事情太特殊了，她试图再一次说服陈教授，陈教授却已经走出了病区。
那一天，每年一度的广州花市已经于头一日开始，花市内但见姹紫嫣红，春意盎然；大街上人们喜气洋洋，热闹非常。眼看春节就要到了，陈教授原以为母亲还能和儿女们一起度过这个春节，谁知道母亲竟在除夕前永远地离去了……
那一天，这位中国著名的眼科学专家、中国著名眼科医院的院长，这位普通的共产党员、母亲的儿子，怀着对慈母的追思和怀念，踏上了返乡的大巴，他的眼泪流在了心里；
那一天，悲痛的陈教授百密一疏，他来不及取消几天前与弟子们的约定：周末去实验室指导他们做动物实验。
弟子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导师从未有过的失约了。但他们坚信：导师一定是临时有重要的事来不了。直到第二天，面有倦容的陈教授来了，弟子们才知道导师失约的原因。这一天，正是农历的大年三十。震惊之余，他们为导师这么快回来再次震惊，不忍看导师发红的眼睛，每个人心里却都有波涛汹涌，是感动，也是激励。
谁说“忠孝不能两全”
在赶赴江门为母亲最后送行的大巴上，陈教授觉得那段路很长很长，长得老也到不了头。母亲辛苦了一辈子，父亲又走在她前头，如今在她老人家离去的时候，他却未能守护在身边；一路上，母亲的音容笑貌像电影画面一样在他脑子里闪回，有些淡忘了的细节此刻又清晰地浮现出来。当大巴抵达江门时，他又感觉这段路程似乎太短，短得让他来不及再多回忆一下，半个多世纪与父亲、母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1938年，陈家祺出生在故乡东莞厚街镇桥头乡，他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上面有两个哥哥。除了一个妹妹因病夭折外，他还有两个弟弟。
陈家五兄弟的父亲小时候是个孤儿，没爹没娘的日子有多苦，父亲不说陈家祺多少也能想象。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父亲不幸染上了重病，奄奄一息时被好心人送到附近德国人办的普济慈善医院，总算捡回了一条命。病好后医院的医生把他送到学校念书，后来让他进了医院办的医师班学医。父亲被人所救，感恩之余一生行医，治病救人。母亲与父亲是同行，从广州保生医校毕业后，成了一名助产士。
虽说父母都是医生，可在那动荡不安、战火连天的年代，老百姓日常的吃穿尚且难保，哪还有余钱看病。父母收入微薄，陈家五兄弟从小就过得很清贫。抗日战争期间，他们一家为避战乱迁入粤北始兴县，父母亲供职的医院收治了一批批从抗日前线送来后方的伤员，整天忙得顾不上家，孩子们就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小山城里自己长大。虽然穷，简陋的家还是给了孩子们难得的温暖。特别是母亲在家的时候，就成了他们的节日。母亲总能变戏法似的做一点好吃的饭菜，全家人围坐破桌子前高高兴兴享用，按照母亲一贯的教育，陈家祺和兄弟们对那些平日少见的荤菜，还都能互相礼让。
直到有一天，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越来越近，医院被迫解散，父母于仓皇中领着五个儿子随逃难的人群进了深山，生活就更窘迫了。好在父母有一技之长，经常给村民看病，善良的村民你送几个玉米，我拿一袋番薯，好歹够孩子们果腹。母亲却常常吃不饱，有时干脆停了筷子，看着儿子们各端一碗玉米就着咸菜狼吞虎咽。陈家祺长大后再回忆当时的情景，就更知道父母的艰辛了。
在父母眼中，老三陈家祺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很能吃苦，学习又非常勤奋。因为穷，买不起鞋，陈家祺小时候都是光着脚去上学，在粤北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
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陈家祺一家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乡东莞。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些火红的岁月里，陈家祺顺利地读到了高中毕业。他在学校是小有名气的班干部，成绩拔尖，口才好，还喜欢读马列主义的书。当时党中央审定的12本必读的理论书，成了他世界观形成的思想基础。初中时他读了其中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十几岁的孩子头一回感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有多伟大；后来，他陆续读完了其它的11本书，胸腔里跳动的那颗善良的心，从此有了明确的理想追求——为人民为祖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毕生精力。
勤快好学的孩子招人爱，父母亲都特别疼小家祺。但没想到，考大学时，在读什么专业的问题上，他和父母发生了矛盾。
那是1956年，陈家祺要考大学了。以他的成绩，考什么学校都不怕，但他早就想好了，要考地质学院。在他年轻的心里，当个地质队员是件非常惬意的事：爬山涉水，餐风露宿，有志男儿走四方，为新中国寻找矿藏。生长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陈家祺一心想早日投身其中。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陈家祺甚至已经悄悄地开始了锻炼身体：天天长跑。他知道必须有强壮的体魄，才能适应闯荡南北、艰难困苦的地质生涯。
临近高考时，父母得知了陈家祺的志愿，说什么都不同意他报考地质专业。他们认为这个聪明的儿子最应该秉承他们的职业，而且当医生普济苍生是多么实在又多么崇高的事情啊！
陈家祺向来是个乖顺的孩子，何况父母之言确实有理，何况父母长年行医行善的举动已潜移默化，让他对医学一直怀有敬畏之情呢。
报考风波以陈家祺改变初衷而告结束。他的地质梦还没开始就破灭了。多年后说起这段经历，陈家祺觉得自己听了父母的意见是对的，因为他发现自己深爱着医生这个职业。
进入大学后，陈家祺很快喜欢上了学医。他想：决不能让父母操心、失望。他从父母的脸上，不仅看到了殷切的期待，还看到了岁月无情的痕迹。
人们有理由相信，当初如果陈家祺报考了地质学院，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地质学家；但我们仍旧庆幸他走上了医学之路，因为他是一个多么优秀、多么难得的医学专家啊！
工作后第一次领到工资，他觉得自己这回有点儿能力为父母减轻压力了，就从微薄的收入中省出钱来供弟弟读书，直到弟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20多年后，五弟因为身体不好病退回家，经济比较紧张，陈家祺又主动担负起了侄儿读大学的费用。
陈家祺不是大款，不是老板，他当官廉洁，行医不贪，但亲情他不丢，孝道他不忘，对父母总是恭敬有礼，孝顺有加。每回看望父母和兄弟，他必定要买礼物送上。
母亲知道三儿子忙着治病救人，很高兴，从来不要求他做什么，对他也特别放心。就是在1990年父亲去世后的日子里，母亲年事已高，日渐衰弱，但陈家祺回来看望，她却很少提及自己的身体。
倒是做儿子的把母亲放在心上，陈家祺每周都要打电话回家，听听母亲的声音，和她聊聊家常，还尽量抽空回家看看，留下钱给老人家花。
母亲生病的那段时间，陈家祺工作特别忙。院长的行政管理和医生的看病、手术，他一样也没耽搁。平时不开手机的陈家祺把手机给弄丢了（他不开手机，是因为手机一开，电话不断，想专心工作就难了），为了能及时了解母亲的病情，他重新买了部手机，而且破天荒终日开机。虽然他很害怕这个现代化的通讯工具，猝不及防给他带来不好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