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我们要组织一切民众，作反帝抗×统一的民族阵线，在经济，军事上我们要建立和巩固我们的国防，在文化运动上我们已提出实行“国难教育”，建立“国防文学”，现在我们要提出的是建设“国防戏剧”。“国防戏剧”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着当前客观形势，作推动整个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中教育和组织大众的一特殊的力量。
在文化领域各部门中，戏剧艺术是最有力量有效的艺术，它能用最形象的(包括面貌，动作，声音，色彩……)直接表现，把观众的情绪组织统一起来。它可以很快地把活的现实——大众英雄反帝抗×的斗争，用活的形象重视于舞台上，它能把被压迫被侮辱的人们——亡国奴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和教训重现在观众的眼前；所以戏剧艺术力量是直感的，活的形象地，它的感动力煽动性和教育唤醒大众的手段是最有效的。因此在唤醒大众起来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中，“国防戏剧”的提出是必要的。
摘自周钢鸣《民族危机与国防戏剧》《生活知识》第1卷第10期1936年2月20日
有人问，苏联也有“国防文学”的口号，为什么我们就不应提出这口号来呢？是的，苏联可以有，中国却不应有。因为“某一时代的统治思想，永远只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我们现在是在要求思想解放的时代，要解放就要有一种最先进的思想，只有它是指南针，是灯塔，是路标，凡是要求解放的人们只能拿它作武器，它应该是战斗的，是比其他思想更优秀更完善，这就是新兴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用这理论所领导的文学，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这与庸俗的应时的现实主义——美国乔伊士的现实主义——专写现实的一枝一叶，而无前途的文学是不同的。而且文学中最主要约是思想，用艺术手段表现的思想应该是纯洁的，而不是不问派别，阶层，团体，个人，宗教，信仰的混血儿。黑格尔说得好：“艺术家在教育上应该与时代并立。”而我们的“国防文学”的“理论家”却落在时代后面去找“同胞的情热”。
摘自徐行《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新东方》第1卷第3期1936年5月5日
不论胡风先生的本意如何，现在他既已提出了新口号，使中国现阶段的现实文艺运动有了两个口号，那么，我们就把这两个口号——“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来比较一下子罢。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胡风先生所说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一句话，笼统，空洞，不足以表示目前的现实，不足以对太平天国运动之类的战争表示分别。但当××帝国主义实行破坏我们的国防；并吞我们的疆土的时候，我们的民族革命战争所应取的主要的战争，乃是国防战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国防政府，所以，我们的文化工作，需要发挥国防作用，那么，文学之应为“国防文学”，也是当然的事实了。
但是我们曾听有些人在私下议论，以为“国防”两字，本来含有不良的意义，容易被虚伪的民族主义者利用而发生相反的作用。不错，目前是连“友邦”政府也在喊着“国防”的口号的。但是，对于这一层，我们却不必顾虑。因为，正确的理论告诉我们，“一句话只是一句话”，这就是说，在一句话的本身上，是一无所有的。许多口号，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价值。不同的实践会使同一句口号分出种种不同的价值。“革命”，“社会主义”等等的伟大的名词，都被与时代背驰者妄用过，然而至今根本无损于它的在正确的实践之下所具的真实的意义。
摘自徐懋庸《“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光明》第1卷第1期1936年6月10日
这样说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绝不是今日以前的文学底全盘否定，倒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高度发展。这一点是有些在文坛上提出和响应一个创作口号的论者所常常忽视了的。作者不但强调了“九一八”以后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先驱”即“提出这口号的作品的基础”，并且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了如下的估计：
“五四”以来，形成了新文学的主流的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生活真实，叫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欲求的文学。然而，在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大众的头上，贯串着一切枷锁的最大的枷锁是确良帝国主义，它的力量伸进了一切的生活领野，在人民大众里面散播毒菌，吸收血液。所以，新文学的开始就是被民族解放的热潮所推动，人民大众反帝要求是一直流贯在新文学的主题里面。
所以从现实生活要求产生出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但承继了“九一八”或“五卅”以后的创作成果，同时也承继了“五四”的革命文学的光荣的传统。在那么一篇并非长篇大论的文章里面，作者的说明却是很绵密的。
摘自绀弩(聂绀弩)《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夜莺》第1卷第4期1936年6月15日
“国防文学”当前的定义是抗×，进步一点的呢，是反帝；然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却比较还要前进，所包含的定义还要合于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所以我前次说：“‘国防文学’的活动路线是侧重于横的方面，而将来，它一定还要发展到纵的方面——也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国防文学’发展到‘××××革命文学’去的一条路线。现在也仍旧这样想。
然而，倘要分析，却顶好不要从人的方面来分析，而应该侧重于作品的内容。我因此也不同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一方面去。”我以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专对左翼作家提出的说法，我以为这未免太狭窄。在目前，只要是抗×的，反汉奸的，不管他是什么派别，如果是文学，那就是“国防文学”；抗×的，反汉奸的，而又具有了前进的意识，不管那作者是否左翼作家，如果是文学，那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我仍旧以为“国防文学”要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再由“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发展下去。这两个口号并没有根本上的大差别，然而又并非没有差别，这证明了它们有着可以并存的理由。
摘自唐弢《也投一票》《中流》第1卷第3期1936年10月5日
在这次论战的开始和在论战以前，在文坛的一角确曾存在着两派，即周扬先生与胡风先生的对立。但因有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后，形势变了，一边仍是以周扬先生为中心的原来的一些人，而胡风先生等。却忽然中途不见了，当周扬先生等人大鸣胜鼓的当儿却有鲁迅先生茅盾先生，以及后来的吕克玉先生出来给周扬先生等人以重大的批判。把他们的理论完全推翻了，同时也批判了和纠正了胡风聂绀弩诸人的态度。形势就一变而成为新的两种对照：周扬等是主张用“国防文学”口号为联合战线的口号，反对“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茅等却是主张抗×联合战线应用抗×的政治的口号，而不应以“国防文学”的口号去限制它的扩大，但并不反对“国防文学”为自由提倡的口号，因此，“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也可用，因为和“国防文学”并不对立的。这里显然是理论上的两派，而不是口号与口号的两派了。我们也就很清楚：鲁先生和茅先生等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提的办法是正当的，适合于现在实际情形的；同时，论争愈发展下来，周扬先生等的意见的错误和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也完全暴露了，终于因为理论上站不住而是改态度了。这就是这次论争经过的大概情形。所以，这次的论争的意义决不在争口号，而是在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因为几篇最正确的论文的中心问题都在这一点上。
摘自莫文华(刘少奇)《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作家》第2卷第1期1936年10月15日
离开文学的内容，来专门谈形式问题，那是不对的。形式是传达内容，而内容却是决定形式的。问题是在内容决定形式的这一基本法则上，如何去把握民族革命战争中大众生活的实际，而采取“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形式。这样，民族形式的问题，不仅是“旧瓶装新酒”的利用旧形式的问题，而是必然地关联到文学的内容的问题了。
摘自巴人(王任叔)《民族形式与大众文学》《文艺阵地》第4卷第6期1940年1月
因此，文艺便必须是大众的。不是为大众服务的作品，便不是有价值的文艺，没有价值的东西，还能说是艺术吗？当然不是。
摘自丁玲《作家与大众》《大众文艺》第1卷第2期1940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