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百万富豪的财富历程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往往是那些具有求新图变精神、敢于创新的人才能从惊涛骇浪中脱颖而出，成为激烈竞争中的胜利者。勇于叛逆，求异创新，是创业者的经营之魂，也是百万富豪们成功的法宝。
创造是人类最艰巨的事业，创造力是创业者最大财富，时刻保持激发“超一流”的冲动，求新图变，必能创富。
一、火眼金睛识创新
创新，对具有一定才能的创业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面临同样的环境条件，有的人能实现创新，而有的人或力不从心或熟视无睹。
请记住：财富并不主要存在于物质之中，而是存在于思想之中，即存在于各种主意及其实施之中。正是它们，使无知的人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变为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创富之魂，这也是百万富豪们成功创富的秘诀。
1.创新就是创富
成功创富的本质在于创新，创新是事业发达的主要标志。对于创业者来说，创新是创富，是生存的挑战，更是发展的机遇。只有勇于创新并捕捉时机，事业才能由弱变强，由衰落走向繁荣。审视当代中国百万富豪们的成功之路，其成功莫不与创新息息相关。
百万富豪的创新能力是其他经济组织者无法替代的。应该说作为经济组织者的政府，也能够运用创新功能，如引进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开辟新市场和推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但政府难以人格化，它无法达到千百万个创业者创新能力凝聚的力量，也无法替代创业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创新精神。所以，经济的活力来源于创新。创业者可通过他自身的资质，即创见的多面性，取得信任的说服能力、野心和冷静的判断力等项能力的综合，发现他人未曾注意到的潜在的更有价值的某种目的，运用一直未被人所知的手段。
创业致富者的本质特征集中表现为创新。创业者的三大特征，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者、判断性决策者、创新者，都集中表现在创新上。生产要素的组合有两种变化形式，一种是在原有组合方式的基础上根据经验进行的，这是自然发展起来的；一种则是创新式变化，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间断性进行的，新的组合与旧的组合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或产生了新的经济主体，如新创办企业或对经济体系中既有的生产手段的供应作不同的使用。在激烈竞争的商品经济社会里，第一种组合难以长久和继续，只有创新式组合才富有生命力、竞争力，即使百年老店内部也在不断寻求创新和变革。而判断性决策，是属于非程序化决策，它是不同于程序化决策的，是对一种非重复性质的、非结构性的、异乎寻常的和没有限定的情况的处理，它需要高层管理人员来决策定夺。无疑，对这种不确定的以过去的经验无法判断问题的决策，其本身就体现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可见，创新是创业致富者独有的、首要的职能。
一般来说，随着事业规模的由小到大，创新的重点也发生变化，即由技术创新转向管理创新。所谓“创业要求三分技术七分管理”的说法便表达了这种创新重点的变化要求。
它们中任何一种创新都可能成为另一种创新的诱发因素。如某种新产品的出现，往往伴随着销售方式的变革，而且实施一种新产品可能引起管理制度的变化，如福特为T型汽车大批量生产而实施的流水线生产。同时，并不是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三者共同构成企业家的重要条件。
一个百万富豪并不要求其同时具备这三种创新才能，而只要他拥有这一种或那一种或者两种创新才能，并能在创业的竞争中取胜，那么他就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致富者。如福特以技术创新闻名而斯隆则以管理创新而著称。
在华人留学生圈子里广为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两位中国留学生在海边散步，他们发现了一只魔瓶，打开之后魔鬼跳了出来，并对他们说，这一次我不害人，只是限你们在5分钟之内各自提出一个愿望，我都会满足，惟一的条件是，我会加倍满足第二个愿望。两个留学生谋划自己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一想到对方有双倍于自己的好处时，谁也不愿做第一个表达者。5分钟的时间转眼将逝、魔鬼开始倒计时，突然一位留学生说，请砍掉我的一条腿吧！于是另一位留学生失掉双腿。
价格战，资源战，广告夺标战，中国的商战好像就这几招。谁先挑起战火并且没有笑到最后，只不过比最后应战的商家少丢一条腿。现在，一只更大的魔瓶正向我们飘浮而来，那就是“入世”。
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的“入世”妙喻是：一位手提一篮青菜的小贩可以不遵守农贸市场的规定，看到工商干部来了就跑；但如果你要在农贸市场占有一个固定铺位，卖更多的蔬菜，那么你就必须遵守农贸市场的规定。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已经无法再在世界经济中扮演小贩的角色，只能在遵守市场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换取更大的铺位。
铺位即市场。守城的想冲出来，攻城的想攻进去，依赖“围城兵法”取得更大市场，显得作派陈旧。其实，铺位还有另外一种寻求的方法，这就是“修城”，即创造市场。
看看海尔总裁张瑞敏是如何修筑市场城池的。
张瑞敏认为，表面看来供大于求的家电市场，实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并不是说没有市场。商家的家电产品往往没有更好地进行市场细分去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商家很难将一个尖端的、很好的技术转化成满足不同顾客消费的产品。现在市场充斥大路货的产品，用户得不到不同层次的满足，就不想要这个产品，这是竞争力下降的主因。海尔洗地瓜的洗衣机一出现，曾遭到一些媒体的抨击。事实上，这种洗衣机的销量并不大，对海尔而言，制造成本没增加，最主要的一点它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它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一种观念的革命。
张瑞敏认为，洗地瓜的洗衣机卖出的不是太多，但是消费者看到我连这个都会做到，他就会对我产生信赖感。我连这细小的需求都会满足，他就会提出更多的需求，市场由此而产生了。海尔不打价格战，而是通过不断地满足不同层次需求，创造市场，扩大市场份额。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培养出来的，创造市场实际上是培育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力。想人之所未想，胜人一筹。可以预见，在21世纪里，人人眼见的市场往往不是手中的市场，发现盲点，创新致富，方是上上之策。
百万富豪们往往都能在市场竞争中创造市场，以创新的眼光去经营。因此，创新就是创富，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成功经验。
2.破旧立新，尽在创造
创富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是不断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过程，对于百万富豪来说，市场在于破旧立新，财富尽在创造。
世界上的广告创意无奇不有，但是，1992年12月，当中国西昌的火箭发射场居然成了广告发布的媒体时，全世界的广告人都不由得赞叹这是创世纪的广告创意大手笔。随着“澳星”被“长征”火箭射到太空，广告客户的形象在举世瞩目中扬威四海，也让一个年轻广告人一举成名。
他叫李光斗，当时只有26岁。他是“澳星发射现场广告”的创意者、策划者和操作者。
那是1992年3月22日晚，李光斗坐在宿舍的电视机前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节目：中国为澳大利亚发射第一颗通信卫星。
也就在这一刻，一个突发奇想闪过李光斗的脑海：为什么澳星发射现场看不到广告呢？这可是广告的最佳时机。
中国为澳大利亚发射第二颗通信卫星的合同开始履行时，他的广告设想也开始成熟了。
1992年11月7日，北京的报纸出现了《澳星发射现场首次招揽广告》的新闻。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国内外著名企业热烈响应：五粮液、万家乐、小霸王……这些国内名牌企业纷纷在最短时间内做出了赞助广告的决定。广告由李光斗任职的怡华广告公司全权代理。
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与试验之后，在“澳星”发射前夕，五粮液、万家乐、小霸王等每个20多米的广告牌，终于牢牢固定在火箭发射架上。
12月14日，火箭发射架垂下了两条写有广告语的巨幅红绸，“澳星”由广告簇拥着，在正午的阳光下与长征二号火箭徐徐对接，上百名新闻记者举起相机和摄影机，留下了历史性镜头。海内外报纸对首开航天广告先河的“澳星”发射现场广告大肆报道，议论纷纷。“澳星”加上广告，的确成了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
1988年，李光斗作为复旦大学代表队成员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大专学生辩论会，他的素质和口才第一次发出了光亮，也得到了一次锤炼，但那只是纸上谈兵。
1989年12月因一次突然的变故，在校从本科到研究生求学了6年的他肄业离校。一踏出校园的门就意味着失业，他必须面对现实，去寻求一条“自己养活自己”的谋生之路。经朋友介绍他决定去广东中山市落脚谋生。
由于囊中羞涩，他不得不选择乘海轮从上海到广州，而且坐的是四等舱，这样可以省去一半的路费。
抵达中山市的第二天，他获得怡华集团陈老总的接见。陈老总其实只有36岁，和年轻人不难沟通。他被录用了。
1991年3月，他受命组建怡华集团的公共关系部，负责这家拥有20多家子公司的企业集团的公关事务。
不久后他成了怡华广告公司的法人代表。秘书问他：开了公司，要开设银行账号，没有钱怎么办？注册资金是借总公司的，已经还掉了。
他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88元人民币，嘱咐秘书兼出纳存入银行。他成了世界上最穷的老板：一无流动资金，二无专业人才，三无固定客户。
广告公司要想生存、发展，一定要另辟新路。他注意到世界一流的广告公司总是把策划大型的广告活动列为重中之重，通过介入大型的社会活动，比如奥运会、国际博览会……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他这个学新闻出身的人，总想把广告活动和重大的历史活动结合起来。广告需要的是电子传媒和万众瞩目，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广告这两方面的要求都能满足。因为此时的受众注目率达100%，可称得上是创造新闻的最佳时机，他在寻找这样的机会。
机会终于被他抓住了，那就是澳大利亚的卫星将由中国的火箭发射升空。
“澳星”广告给李光斗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这使他坚定了“不做则已，一做惊人”的广告理念。
他发现《人民日报》头版没有广告，于是，他试探性地和《人民日报》联系，要求和《人民日报》合办一次《新世说》的征文。从1993年1月1日起，《人民日报》头版第一次出现了“丹丽洁具杯征文”的字样，并出现了丹丽洁具的商标图案。敏锐的海外驻京记者立即发出了消息。
中国人是非常热心于政治的一个民族，什么事情也转移不了人们对政治的关心。每年的“两会”长达半个月，全国所有电视台都会进行详尽的报道，而此时的电视收视率也高得出奇。他开始琢磨如何把广告做进“两会”的现场。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是不允许插播广告的。把广告牌竖进人民大会堂更是异想天开。但他发现，在重大政治活动的现场最活跃的是记者，而新闻记者中最抢眼的是摄影记者。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制了一批款式新颖的摄影背心，背心印有“小霸王”及其商标，派人送到北京。通过电视转播一下子吸引了千万人的注意。一时间各大报纸纷纷作了报道。当时有一则新闻报道是这样写的：“小霸王”广告衫飘进人民大会堂。
李光斗和成龙的合作，更是广告圈内一段佳话。1995年广东中山市小霸王电子工业公司准备为其生产的“小霸王”游戏机做广告宣传，在策划新的广告时决定请明星来做广告主角。
可选择哪位明星来为“小霸王”拍摄广告，却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
李光斗经过再三斟酌、仔细分析，决定选用成龙，成龙是目前华人影视圈里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哥大”，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和知名度。
成龙是世界级名人，请得动吗？李光斗首先说服成龙的经纪人，并特意把“小霸王”学习机和以前的广告托人带到香港交成龙过目。成龙是个电脑盲，一听说小霸王学习机包你3天学会打字的承诺，便也跃跃欲试，很快就欣然允诺拍广告之事。
可面对成龙以往拍片的巨额片酬，又该如何对待呢？
成龙非常热心慈善事业，李光斗提出由成龙为小霸王义拍广告，为成龙慈善基金会筹款，当然也为厂家节省了巨额片酬。
李光斗的创意天才也在广告词中尽显：“想当年，我是用拳头打天下，如今，这电脑时代，我儿子要用小霸王来打天下。同样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小霸王”。这一脍炙人口的广告词，被人们誉为“钻石创意”。
1995年元旦，随着“小霸王”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铺天盖地而来，由李光斗撰写的《成龙为小霸王义拍广告》的新闻也在全国各大报章被炒得沸沸扬扬。
成龙广告播出后，小霸王学习机的销售出现了奇迹，月销售额达到了1亿元人民币。1996年，李光斗主张再请成龙拍广告。
义拍只能一次，面对巨额片酬，李光斗迫不得已，学会了讨价还价，他成了第一个向成龙压价的人。
新的小霸王广告让成龙唱流行极广的《读书郎》作为广告歌，这首儿歌后来成为小霸王广告的“眼”。
《小霸王·读书郎》电视广告1996年元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使小霸王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李光斗第三次请成龙做广告，是缘于爱多VCD影碟机。1996年下半年，爱多公司老板想请明星拍广告，李光斗力荐成龙表演爱多VCD，这样可像小霸王在众多学习机中脱颖而出一样使爱多一跃成为VCD中的佼佼者，广告主采纳了他的建议。
这一辑广告，将成龙在《红番区》和《霹雳火》中的精彩武打镜头，通过电脑特技合成，广告播出后很快引起轰动，爱多VCD也一举名扬天下。
李光斗成了和成龙合作次数最多的一位广告商。
1996年6月，李光斗自立门户组建了广东华视广告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80万，个人占60%的股份。
二、创新是成功创富的原动力
百万富豪只有在经营实践中本着创新精神，才能在无穷变化的商场中，抓住机遇，抢占商机，赢得巨额财富。
创新是成功创富的原动力，无论是创业者，还是守业者，只有本着创新精神，才能在商海搏击中显尽风流。
1.独辟蹊径觅商机
独辟蹊径就是要敢走别人不敢走的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之中，要求创业者，有着宝贵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决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这也叫做旱路不通走水路，另辟新路找出路。凡百万富豪们在总结自己成功创富的经验时，都很是欣慰地说到了这一点。
中国亿万富豪黄铁城，仅靠常人不放在眼里的玩具，独辟蹊径发现了商机，赢得巨额财富，其神奇经历值得探寻。
从1983年至1995年，黄铁城和他的合作者们奋力前行，在三元里建立了镇泰集团公司，创造了中国玩具业的神话时代。
1983年初的一个日子，当黄铁城和几个同学好友踏上此地，挂上“镇泰玩具厂”的标志时，已近不惑之年。而他决不灰心，认为事在人为。
对此，黄铁城深有体会。1967年，他从香港工业学院毕业（香港理工大学前身），当时一心想搞大工程，做大机器，谁料却为一家外国玩具公司所聘。他不曾气馁，小大由之，全力投入新行业，而且越做越出息，英国皇家工程学会也接纳他为“特许工程师”。
笃信“事在人为”的黄铁城，在外国公司工作期间，不仅积累了经验，而且积累了资金。他开始筹划办自己的小型玩具厂，有人建议他到东南亚国家设厂，但黄铁城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回祖国发展，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他选择了广州三元里——一块以抗击英国侵略者而闻名于世的土地，在这里办起了“三来一补”的加工企业。
万事开头难。25个员工，1000平方米的厂房，6台注塑机，没有轰轰烈烈的架势，然而，却有了奇迹。1983年4月1日开机生产，次年就扩大了一倍的规模，如今仅12年功夫，员工已达百余人，厂房也扩展至10多万平方米，产值由十余万、几十万、几百万到15个亿（港元），产品远销亚、欧、美、澳四大洲，成为“全国乡镇企业创汇大户”、“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创汇先进单位”，原来的“三来一补”企业，早已升格为“三资”企业。
1993年7月，为了表彰黄铁城为国家、为广州所作的贡献，广州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
现在，踏上这片土地，映入人们眼帘的只是一座座厂房、一栋栋员工宿舍吗？是，又不仅仅是。在成功的背后，有镇泰人付出的各种辛苦：或为企业营销殚精竭虑，或苦练生产技能，或小病坚守岗位，或设法刷新纪录……诸如此类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
黄铁城说，玩具一行更新很快，需要高科技，但手工操作成分大，中国人心灵手巧，勤奋认真，在发展玩具业方面有很多优势。其实，一件小小的玩具，同样可以反映民族工业的进步，反映中国经济的进展。
镇泰的办公大楼算不上豪华，却雅朴大气，稳重结实，这是镇泰风格的折射，是其务实不虚夸的具体体现。
在这里，有一流的办公条件，有精密的设计系统、通讯系统、电脑系统，所有的人都在忙，偶有人走动，也是脚步匆匆过。水涨而船高，是公司对员工的承诺。
美国玩具界一位知名人士莎莉·端纳到镇泰总厂参观，发现厂内的员工宿舍就像她在大学读书时的学生宿舍那样整洁，而且还设有女工投诉箱，还办有企业的报纸。莎莉对此大为赞赏：善待员工的企业，一定是良好的合作伙伴。直到现在，这家美国公司和镇泰集团不仅仍在合作，而且建立起互相信赖的友谊。
可靠、可信、可友，这是黄铁城给客户的印象。就像他一贯所说：“不要求做到最大，但要做到最好。”客户感到镇泰公司诚信第一、效率第一、质量第一，自然就愿意拿订单来。镇泰集团公司董事长黄铁诚先生，这位风度儒雅的学者型实业家，从不冒险，却敢于决策。他回广州办企业已有12年，尽管创业、守业都并非一帆风顺，但他却不打算到其他国家谋求发展，近两年还投资过亿元在三元里总厂设置新设备，建立新电脑系统，效率比原来提高了20倍以上。
白手兴家，从小到大，黄铁城和他的搭档们由逆境走向顺境。他把成功归于祖国的改革开放，归于政府各部门的支持和企业员工的共同努力。他知起步的艰辛，支持的可贵，近年来，“镇泰”向市、区教育部门，向灾区灾民等捐款达三、四百万。他认为，人的一生有高潮低潮，如果自己有能力，为什么不替别人创造一点机会呢？
面对即将来临的21世纪，世界玩具业的发展趋势如何？对此，黄铁诚分析道：21世纪儿童玩具的基本玩乐方式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仍是传统玩具与现代玩具，洋娃娃、小车、积木、毛绒公仔，对新潮动画片主角将继续是他们的宠物。不过，随着玩具引进电脑晶片，传统玩具、现代玩具对儿童的启发作用将会加强，即继续提高玩具的益智胜，先进的科技不但不会淘汰玩具，反而会充其尽善尽美。他说：“镇泰”最大的心愿就是造出孩子们喜欢的玩具，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发展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兴趣，有更多的灵气和智慧闪现在忘情的游戏中。
亿万富豪黄铁城在玩具中创造了财富，更多的则是他的事业在不断创造中走向辉煌，其独辟蹊径的眼光令人惊叹！
2.出奇制胜有法宝
作为一个经营者，必须具备对市场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善于应变和决策，善于制造奇招，而不是盲从。避人之长，扬己之长，出奇制胜，是百万富豪致富一个奇招。
商战中，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常有的事，而突变中也有大量的商机。聪明的商家善于在市场的突变中创造出新的商机。
百万富豪在突变中创富有如下几条思路：
（1）顺向延伸。中国有句俗话：“顺藤摸瓜”。顺着市场变迁轨迹之藤，可摸到突变之瓜。以日本照相业的发展为例，顺着本业的发展轨迹延伸，到了一定的程度，就结成顺瓜——美能达公司的全自动对焦35厘米单眼照相机。此品面世，年销量高达80万台，震撼了世界照相业。突变之瓜，不易摸得，总要历经艰难曲折。对此，其他公司都表示自动对焦简直不可思议，但他们认为，只要能配合精密的电子技术，就可以行得通。但成果并非一夜改观，而是经4年半的精心研制，才于1985年元旦应市销售。
（2）逆向反弹。市场的变迁，并非永远顺向延伸，有时还会出现逆向反弹，返回到以往的某一点上。以国际化妆品市场为例，诸多厂商为了迎合消费者的求新心理和健康意识，或纷纷炮制“功能独特”的产品，或个个标榜产品的原料取之于“大自然”。其结果是：前者，导致消费者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后者，因产品的形象相近，徒失消费者的偏爱。这样，一直看好的国际化妆品市场，进入90年代初，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开始了“负增长”。
（3）时代烘托。市场变迁的轨迹，穿越不同的时代向前延伸，并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中，不断变换速率、方向、形成一个个“突变点”。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讲究快速的生活节奏。一个“快”字，促进了各行业的突变：在澳门，彩色快速冲印服务的迅速发展，使传统工场冲印每况愈下；在巴黎，“麦克唐纳”、“奎克”、“弗里泰默”等快餐店的竞相涌现，使法国传统的咖啡店、餐馆面临威胁。总之，市场变迁轨迹的“突变点”，在时代风云烘托下，显得更为突出。
（4）双轨突叉。如今，“隔行如隔山”已成为过去，各行各业的发展轨迹，互为交叉，形成一个个“突变点”。以日本陶瓷业的发展为例，与造纸业相结合，研制成一种似纸非纸的新型材料——陶纸，具有能剪、能折、能编、轻薄和防燃等特点；与汽车制造业相结合，可研制成无冷却系统的陶瓷发动机。这些交叉，既是陶瓷业的突破，也是造纸业、汽车制造业的巨大变革。
（5）极限突破。市场变迁轨迹的延伸，虽无穷尽，但延伸到一定长度，因种种限制，会进入极限状态，需寻求新的突破。集成电路上的硅片，用传统的工艺所达到的集成度每平方毫米十几万到几十万个元件，但难以超过百万件。否则，电路过密，难以散热。如何突破这个极限，使计算机运算速度和能力有新的突破？美国、日本和前苏联等国的厂商，在竞相发展人工智能计算的同时，开始研制第六代计算机——生物计算机。
综观上述要领，虽只是沿着市场变迁之“线”觅“点”，似不难把握；但若身临其境，就会为“线”长“点”少而迷惘。“西园一点红犹小，早被蜂儿知道。”蜂儿早知“点红”，只缘辛勤飞寻。百万富豪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所以才得蜂儿之乐。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宋朝弟将他的“科利华”变成“革命”策源地，在全国范围内，策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的革命”。一家企业投入一亿元的资金为一本书的出版作推广，号称要达到一千万册的发行量，乍听起来挺玄乎，但市场和读者的反应却很快让人刮目相看。
到1999年4月，《学习的革命》发行量超过了500万册。科利华由此一举成名天下知。
有人说过，科利华的成功并不足以反映宋朝弟的成就，他的影响弥漫于整个软件行业。他提出的令很多人震惊的“量子理论”是使他自己具有比科利华现在的成功更具有影响力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E=MC2是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转换公式，也是原子弹巨大威力的奥秘所在。该公式说明，微小的质量M可以以光速平方C2倍放大，产生巨大的能量E。这个公式可以套用来说明宋朝弟的成功方程，那就是：E代表企业的业绩，M代表企业的物质基础，而至关重要的C则代表创新的观念。依托稀少的物质载体，创新的观念能爆炸出惊人的业绩。这就是新经济的秘密所在。所以科利华对人的管理都是围绕如何改变思想，激发创新观念。宋朝弟说：“在观念、思想、方法、行动四个要素中，我们把行动看得最弱，因为在信息社会中，你不需要‘动’很多，关键是要在正确观念指导下，产生一种思想。思想具体化以后，想出一些办法。真正要做，就是几个动作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观念的灌输是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观念通了，具体事情好商量。不管多大的工作量，只是个人力量和时间的问题，总能实现。”
经过多年的努力，宋朝弟在别人都不看好的教育软件领域走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并成为这一领域没有争议的“龙头老大”。
翻开科利华的大事记，会发现科利华从1991年成立开始就一直围绕教育这条主线在运转。从最早的“CSC中学校长办公系统”到“CSC电脑家庭教师”再到CSC赴美夏令营的开办，以及推出的《学习的革命》、网上书店的筹办、网上学校的设想，无不与教育有关，可谓对教书育人情有独钟。在一般人眼中看来教育是由政府负责的公益性事业，而宋朝弟却把它当作了产业来经营。可以说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开拓出一片全新的天地，其中的艰辛曲折很难被外人所了解。在当初科利华投入教育软件开发时，除了宋朝弟外没有一个人同意，谁也看不出这里有多大的生存空间。当宋朝弟满心欢喜地与101中学的校长谈了一个下午校长办公系统该怎么做，临走时校长告诉他说：“不着急，五年以后再做吧。”但宋朝弟用创造性的营销手法第二年就打开了局面。他针对当时学校缺乏硬件的情况，打出买软件送硬件的广告，一下卖了1000多套。一举打开并占领了这一市场，使科利华成名的“CSC电脑家庭教师”也是在同样的情况下起步的。1993年12月，宋朝弟突然来了做一套家庭教育软件的灵感，拿到公司讨论的结果是行不通。宋朝弟第一次力排众议，坚持做了下来，并在营销策略上采取了大规模试用和“上大学保险”的方法，硬是把家庭教育软件这一新鲜玩意儿推向了家庭。宋朝弟回忆说，当初要不是他坚持下来，今天也许就没有家教这个软件。科利华的发展过程一次次生动地印证了宋朝弟的量子理论，那就是未来并不决定于过去，事先设定一个结果，再去寻找实现结果的途径。如今，宋朝弟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我国最大的网上书店。从宋朝弟的一贯风格来看，他肯定又在策划让你我都目瞪口呆的大行动。尽管很多业内的专家宣称，电子商务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还只是个“秀”，远远达不到盈利的程度。宋朝弟又走上了一条不被人看好的道路。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量子世界”里，谁又能预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宋朝弟的成功在于观念创新，在于一种出奇制胜的意识，成功创富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3.出类拔萃，卓尔不群
百万富豪们都清楚自己的“成功关键领域”，先占好地势，让自己赢得先机，并做到出类拔萃。所以，他们更懂得调整资源与能力，集中火力在特殊的关键领域，做到卓尔不群，创造辉煌业绩。
席殊原名席小平，1983年从抚州师专毕业，先后从教、当编辑、开书店当老板。大学毕业的两年后，他北上郑州，与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创办全国性的硬笔书法函授中心。从此，他更名为席殊。
这位席殊，自从取了这个名字，他个人奋斗的道路也变得特殊起来了。
先是“习书”，练字舞墨，舞出“席殊3SFM”习字教学体系。
3SFM是“实用、速成、实用硬笔字，范字训练，摹帖训练”的汉语拼音缩写。该体系吸收了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上百次各种类型的实验，提出书法教学必须与习字教学分离，直接从行书入手，注意整篇摹写训练，并设计出我国第一套符合传统行书规范、简易、美观的实用字体——实用硬笔字。这是对传统习字教学体系的一次革命，采用“席殊3SFM”体系，不管是十一二岁的儿童还是四五十岁的成年人，只需60课时的训练，就可以把字写得又好又快，从而使汉字的书写难度得到明显缓解，练字变成一件简单的事情。当时这套“席式”练字法的问世，作为习字教学领域的重大科研成果，被权威人士认为是“我国硬笔习字教学由模糊变得清晰，由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通过3SFM练字法的推广，席殊印制了《小学生家庭学习辅导》录像带，发展会员近百万，桃李遍神州。更重要的是，他从“书”中掘得第一桶金。
此后，他便“袭书”进军图书零售业。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连锁书店上，目前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昌、美国旧金山开有五家席殊书屋，并已创办好书俱乐部，初步计划在五年时间内将连锁店开到300～500家。
当席殊推出“3SFM”习字法以后，他组建了一家名为“3S新文化传播事业”的公司，将“习书”导入“市场”。
1992年，在庞中华习字热潮由字帖上升到电视讲座的时候，席殊先生意识到：习字，不应该只是个热潮，应该迅速把它变成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将在五年后随着电脑的日益普及而萎缩。一文不名的席殊制定了一年起家、两年发展、三年转向的事业计划，并向亲友借款6万元进入实施。
席殊创造性地将习字理论体系化、教学网络产业化，五年之中学员达到110万人，垄断当时中国习字培训市场份额的90%，一时间，“想练字，找席殊”六个字，由席殊广告语迅速变成口碑，席殊也由此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将习字变成产业的人。
1996年中，一位市场判断、经营管理、宣传策划方面的优秀人物，一支上百人、久经磨炼的文化产业队伍，带着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商业计划和不足千万元的资金出现在中国图书零售市场。
1997年，随着音像业巨大的市场介入，恶性价格竞争开始，紧随而来的是VCD和教育软件的冲击，市场迅速恶化，早有准备的席殊把兵力投入到他蓄谋已久的图书行业。
中国首家民营全国性连锁书店和中国首家现代意义上的图书俱乐部，同时诞生！
席殊自1995年开始，先后四次赴美、两次赴欧洲考察书业状况，根据中国书业现状，制定了全新的席殊书业模式。
图书俱乐部和连锁书店都是当今发达国家占据市场主流的现代零售模式，同时也基本是国内空白。1995年，德国老牌读书俱乐部贝塔斯曼登陆上海。经过短短两年时间，会员已超过10万。该读书俱乐部创办40余年，在全球18个国家已拥有会员2500多万，占据全球无店铺图书销售市场的60%以上，上海会员占70%。中国市场的广阔是业内人士始料不及的。毫无疑问，贝塔斯曼登陆成功给席殊以极为关键的启发。经过短期孕育，1997年7月席殊好书俱乐部瓜熟蒂落。这堪称是席殊事业上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好书俱乐部的开办把席殊书屋这一有形书店和无店铺销售有机地结合起来。五年内全面实现席殊书业模式，成为席殊新一轮商业计划主体。
为文化人、读书人省钱，然后赚他的钱，结果赚得合家欢喜。这是席殊的拿手本领。
席殊书屋有一句通俗易叫的广告语：读好书，找席殊。
仅有好书，读书人就能蜂拥云集吗？
没那么简单！席殊书业模式里集纳万千读者的路数有6大奇招：
第一招：启动专家导读系统为会员推荐各类好书。诸如丁聪、于光远、施蛰存、王蒙、邵大箴、樊纲等国内外一流的专家、文化泰斗、权威书评家，从数以万计的书海中推介优秀作品。
第二招：给会员多种优惠形式。只要入会，会员分为五等，分别获得1～5折的折扣优惠。为读书人省钱省到点子上，这一招还真灵，据悉现有会员好几万。
第三招：送《好书》杂志，了解图书动态和阅读趋势。
第四招：24小时电话、传真购书。会员不出家门，要什么书给什么书，这也很迎合读书人的脾性。
第五招：会员可退换书、回收旧书。
第六招：帮会员买书，解决买书难的问题。这些招数，招招都针对读书人而设的。可以想象，只有好读书的人才深知读书人的“劣根性”，“对症下药”。在这方面，席殊显然是高人一筹，卖书卖到读书人的心坎上。
这些招数，让席殊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彼此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读者通过读书、看书而爱上席殊书业，爱上席殊了。
我们来看看席殊好书俱乐部周年志庆读书月活动安排：
“读书报告会”：各地邀请当地或外埠著名学者、作家开讲，通知当地会员参加并向社会开放。
“征文活动”：俱乐部分别与《新闻出版报·书情周刊》、《中华读书报》等合作，以“我与图书俱乐部”为题，向社会征稿，刊登并奖励优秀篇章。
“俱乐部研讨会”：由《新闻出版报》主持，召集国内富有影响的图书俱乐部领导座谈，好书俱乐部参与组织协调。
“读书月会员服务”：给会员寄信，介绍“读书月”活动，征求服务意见。
“读书月展销”：设特价专柜、文化专题专柜，重点推荐。
“导读专家、俱乐部领导与会员见面会”。
“签名售书”……
仅从一个月所安排的部分活动，就可以看出，席殊书业模式的展开是伴随着可操作活动形式的进行而实现的。
这个导读系统里，《好书》杂志，就像一条纽带，把这些可操作的系统串在一条线上。
《好书》成了读者的知心朋友，它信守了好书的承诺，有专家的导读，让读者大开眼界；作品的部分内容摘登，满足了读者先睹为快的“野心”，读者为它“节衣缩食”然后为它叫好，它解读了读书人迫切求书的心情。
三、无尽财富，尽在创新之中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免遭淘汰，凡成功的创富者，都是崇尚创新，鼓励创新。
财富的创造源于百万富豪的创新，他们的创新能力是无法替代的，正是他们的创新，使企业始终保持了技术和市场优势，也使自己的财富在不断聚积。
1.创富来自为人之未曾为
敢于为人之未曾为，这本身即是一种成功创富的气度，当今世界，技术革新一日千里，市场环境千变万化，逼迫着百万富豪们时刻准备着，要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为人之未曾为，行人之未曾行。
中国百万富豪方小文敢于见人之未见，在孔雀身上发现了商机，并且逐步做大，成为商界中的一位巾帼豪杰。
出入于广州孔雀大酒店、白云宾馆、番禺香江酒家等高档饭店的美食家们，把孔雀当作盘中餐，红烧、清炖，或配上名贵药材天麻或党参做成药膳，全套大菜系，吃得不亦乐乎。
孔雀，这种无比高贵的大自然的天使，历来只为人类所观赏、赞颂，今朝竟成了盘中餐。
把孔雀送上餐桌的是一个30多岁的女老板，她的名字叫方小文。
方小文原来只是个自行车辐条厂的青年女工，1985年她辞了公职当起养鸽专业户，两年之后，她有了一笔小小的积蓄，日子倒也过得安安逸逸。然而渐渐地她有了一种危机感，鸽子市场已趋饱和，如不另辟蹊径，必将走到穷途末路。
她和丈夫林灼辉来到广州市动物园。在偌大个园中转悠了整整一天，待走出动物园大门时，他们已选定两种珍禽——孔雀和澳洲驼鸟，作为养殖发展项目。
几天之后，方小文自费乘飞机飞到孔雀的故乡——云南西双版纳，在亚热带原始森林中，她徒步考察几天，结果大失所望：孔雀的故乡竟然见不到一只孔雀！景洪的孔雀公园中，仅有8只孔雀，那还是上海动物园送的。然而既然来了，就得有所收获。她掏尽腰包，买了4只成年孔雀带回广州。之后，她又北上京城、太原，东去上海、山东，西行西安，咸阳，每一趟都是蓬头垢面，精疲力竭而归。最后一次从郑州坐黑咕咙咚的闷罐车，押送孔雀、鸵鸟返回广州，一下火车，看到前来接站的丈夫林灼辉时，竟失声痛哭起来。
方小文把女人的柔情和爱心倾注在孔雀身上，她给它们搭圈舍，给它们防疫治病，给它们配饲料。南方天气湿热，孔雀容易生病，她买来上好的茶叶冲泡成汤，10天给孔雀清热解毒一次。孔雀繁殖越来越多，她又聘请几个农校毕业生给孔雀当“保姆”。极其娇气金贵的精灵，在她的精心照料下，长得油光水滑、健壮极了。
1990年7月14日，方小文携一只蓝孔雀、一只大鸵鸟赴香港打探市场。她来到黄大仙龙翔道一座酒楼前，将孔雀、鸵鸟展示出来，立刻引来成百上千人围观。几辆警车呼啸而至，跳下一帮警察，新闻记者也围了上来，在一片闪光中，方小文和她的孔雀、鸵鸟被带离酒楼。差不多就在当天，报纸刊出轰动香港的新闻：“嫩滑何如鸵鸟肉，笑谈渴饮孔雀血，途人围观，观众报警，不知如何发落。”
两天之后，香港报纸再爆新闻：经鱼农处专家验证后认定，大陆方姓女子的蓝孔雀和大鸵鸟均系未列入受国际贸易公约保护的濒临绝种之动物，更何况是人工养殖，在香港食用并不违例。热热闹闹一番孔雀新闻大战，为方小文做了一次极好的免费广告。
香港认识了方小姐和她的蓝孔雀。不少投资公司、酒楼集团，纷纷派人到广州白云山下方小文的英吉利特种动物实验场洽谈，要求合作开发孔雀、鸵鸟及其高档次的野味品种。他们在那里看到一个奇异美妙的世界：3000多只羽毛光亮的蓝孔雀、绿孔雀、白孔雀，成群结队在阳光下散步，啁啾应答，竞相开屏。另有褐马鸡、蓝马鸡、黄腹鱼雉、红腹锦鸡、黑天鹅、丹顶鹤、澳州鸵鸟、非洲鸵鸟、海狸……一批国家一级、二级乃至国际级的野生动物在院中繁衍生息。林业部惟一一个国家级孔雀研究中心的牌子挂在实验场门口。
1992年6月，一个与香港新光饮食集团、东莞等三家合资的更大规模的珍禽商品基地已经在东莞建成。根据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1994年可作为商品的蓝孔雀将达2万只，仅此一项，产值将在千万元以上。
方小文的事业是成功的。她的成功来自于敢于行人之未行，在别人忽略的领域开拓商机，妥善经营，这怎么会不创富呢？
2.成功创富，观念先行
人们常说观念的革命比什么都重要。确实如此，只要观念更新，以契合时代潮流的眼光去看待创业，站在潮流之上，俯瞰全球，定会发现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中国的百万富豪们大多能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以超前的观念引导超前的行动，以此赚得巨额财富，这在掀起新经济革命的今天，观念的革命尤为重要，更为新兴的百万富豪们的亲身经历所证实。
靠特许经营发财致富的百万富豪刘文献就是这样一位观念创新者，最早从国外引进特许经营就注定他不但会创富，更在中国掀起了特许经营的革命。
1999年4月19日到21日，“FDS中国国际特许经营人士峰会”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国家内贸局有关官员、研究特许经营的中外专家和140多家企业的代表。引人注目的是：参会企业中既有中国特许经营的老将，也有正在崛起的新锐；既有盟主企业，又有加盟企业；既有多种行业、产业的国内企业，还有国外特许经营知名企业。它们中有全聚德、金三元扒猪脸、烧鹅仔、中式快餐马兰拉面、红高粱，有马丽·布朗、爱德熊等国外知名特许企业。从会议中可以感觉到，上述几家中式餐饮企业以及绿丹兰、意丹奴、连邦软件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特许经营企业，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积累，在对特许经营的认识上，已经能够达到与国外高水平特许经营企业直接对话的水平。
会议气氛热烈，会议安排务实高效，各路精英对会议议题探讨广泛而深入。沉寂多年的中国特许经营盟主突然在FDS峰会群体崛起表明中国特许经营的春天正在来临！
“这种盛况出乎我的意料”，刘文献对FDS刚进入中国就能在特许经营领域遇上这么强烈的共鸣感到非常兴奋：“这次会议是中国最早有特许经营意识的人士聚会，他们来自中国内地和港台、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和英国。参会代表们的热情和求索精神使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特许经营事业的发展孕育着勃勃生机，以特许经营为契机的新的经营时代已经来临。”
峰会以来，刘文献的日程表屡被“破季预订”，他一天恨不得掰成48个小时。他下工厂、上讲坛、调研、组合、签约、指挥动作……一刻都难以松懈。
刘文献认为特许经营的成功取决于有多少成功的盟主。
1994年，刘文献结识了FDS（特许经营事业发展机构）的亚洲总裁江进兴，初步接触了这个总部设在英国的著名特许经营发展服务组织，开始深入认识特许经营。他渐渐滋生了将特许经营在中国大幅度铺开的念头。于是，他开始研究、结合自己正在推行Dell和Turip的营销实践，探讨着在中国发展特许经营的可行性。1997年，在美国参加世界特许经营博览会期间，他和江先生确定了成立FDS中国公司的构想。经过20多次的接洽、调研、磋商和谈判，到1998年年底，他认定，成立FDS中国公司，在中国大举推行特许经营的时机成熟了。
在国外，当人均年收入达到800美金以上时，特许经营能成为消费热点。中国居民在部分城市和地区，已经接近这一指标，以消费者为主的买方市场已准备好了物质基础。
此外，从1990年底中国第一家连锁超市——东莞美佳超市诞生起，连锁经营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为特许经营做了铺垫。据统计，1998年销售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连锁企业中，特许经营企业占31%。特许经营形成现在的影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1999年12月底，刘文献的公司宣告FDS进入中国。他准备将自己人生35年的积累投入到足以能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这一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去。
刘文献说：就个人而言，我现在是许多猎头公司的高级人才库存人选，更是许多大公司老板索求的对象。
一个人诞生在世界上，他的精神来自好几支血脉。
实践使我认识到，特许经营为商业发展引入了最优路线，是集人类智慧、科技水平和经济能力的大组合，可为这个社会造就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商业环境。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乐意为中国克隆更多的成功企业，乐意做中国的克隆魔术师，为中国成功的企业作嫁衣裳。
现在，他走进了特许经营这块广阔而荒凉的地域，他常有独闯新天地的惊奇喜悦与孤独感。
“我不断往前走，越走越深入，越走越觉得荒凉，越觉得困难的存在。”但是，中国特许经营作为一个克隆成功的“为人作嫁衣”的事业，他无法放弃！
3.开拓进取，创造不止
百万富豪们都有一种可贵的精神：开拓进取，创造不止。小富即安的“土财主”在今天已难以有市场，况且信息时代，科技革命一日千里，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本身也难以在社会中脱颖而出。
虽然挣得无限财富，但百万富豪们仍旧有着“诚惶诚恐”的生存压力，这更焕发出他们无限的创造力。搜狐网总裁张朝阳就是一个明证。《时代周刊》为张朝阳所写的评语是：在没有SANDHILLROAD（美国最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聚集地）的地方，张朝阳第一次成功地利用风险投资建立起了互联网公司。他所创建的“搜索狐狸”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上网。有关张朝阳的创富历程，本书的第四章已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王永民的开创历程。
1978年秋天，王永民在南阳地区科委搞行政工作。他从广阔的领域里感受到，一个以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已经来到。当时，地区科委承担了省重点科研项目——汉字校对照排机。十年动乱中壮志未酬的王永民，作为科研管理干部，在全省开了一个先例，主动请缨，要求跳出办公室，担负这项高、精、尖的科研重任，他的想法得到了地区科委领导符明义和丁琳的支持，符明义还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给王永民当实验室。
本来，王永民想找一个现成的编码方案，发挥自己在计算机硬件上的特长，设计一个键盘。然而，几经奔波，总难寻觅。1980年春天，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郑易里先生千里迢迢来到南阳，在文字学的研究方面给了王永民许多有益的指导。郑老还把自己多年研究的188键编码方案交给他试编验证。他带领助手抄了数万张卡片，终因这个方案键数多、重码多而无法制造。他第一次失败了。
寓意深邃，造型优美的汉字，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产物和结晶，到了电脑时代，它却遇到了历史性的挑战，浩如烟海的汉字如何进入只有26个键位的现代计算机，被视为举世难以征服的“癌症”。西方报纸上有人惊呼：“中国文字是现代化的绊脚石”，他们洋洋万言历数汉字的拙劣和罪孽；国内也有人断言：“不废除汉字，中国就不能进入信息社会。”一些外国公司乘机向中国倾销笨重低效的键盘，似乎中国所遇到的难题，只有洋人才能解决。
王永民意识到，自己所要解决的远不只是一个照排机的问题。祖先留下的文化传统，如若不能通过时代的考验，并使之发扬光大，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为了国家的繁荣和文字技术的复兴，攻克汉字输入的难关，是历史赋予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责无旁贷，他决心投入这个常人难以问津的领域，哪怕只是给后来者当一块铺路的石子。
汉字编码方案的研究工作，涉及语言文字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等多种学科，他扎扎实实地从基础开始，由天书般的《甲骨文编》、《说文解字》到大厚本的《中华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对汉字作了系统的研究。他发现，一向被看作难学、难解、难写、难用的汉字，原来是既复杂又简单，只要横、竖、撇、捺、折五种基本笔画，就可以构成几万个单字：原来每一个汉字又是由一个个字根按一定的程序和位置拼合起来的，就像搭积木一样。英文有26个字母，那么汉字又有多少基本字根呢？
他在字海里游泳，和助手们把《现代汉语词典》上的12000多个汉字逐个分解，把每个字所包含的字根分别抄成卡片，然后把几万张卡片分类统计、登录排序，找出600多个字根。又把7000多个常用汉字分析一遍，归并出300多个字根。没有计算机，全靠手工劳动。这是国内外编码研究中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他编成了《汉字基本字根频度表》和《汉字基本字根实用频度表》，优选出了150个时，才发现“驴唇不对马嘴”，土洋无法结合。两年心血又换来一次沉重的失败。
就在这个时候，王永民的研究受到了省领导的重视。副省长罗干慧眼识才，兴奋地听取了他的汇报，立即决定把这项工作列为省重点科研项目，信任地把任务交给这位年轻的工程师。这是给一个徒步跋涉者牵来了马，备好了鞍，王永民可以跃马飞奔了。他毅然舍弃了已成为全国4个先进方案之一的62键《汉字层次分解编码方案》，提出更高目标，保证“一年为期，拿出成果。”
一个人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常常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在新旧思想、新旧体制更替的时代，更成了不可避免的规律。
王永民刚刚举步攀登，“好高鹜远”、“想出风头”之类的嘲讽就随之而至。有的人看不惯他，说他“无非多喝了两年墨水”，是“想学陈景润疯子”，公然提出“行政机关搞什么科研”，“这里不需要搞特殊化的人”。有的领导是担着风险在支持他成败未卜的研究。
偏见会把好事看成坏事，把正常看成反常。甚至把根本不存在的事作为严重问题。使王永民无法容忍的是，有人居然在庄严的会议上无中生有地宣传，说他是“借着搞科研的名义从省里骗来一大笔钱，成千上万地乱花，没明没黑地钻在屋里胡搞一气。”流言蜚语最易于不胫而走，冷漠、猜疑、压力像影子似地追逐着他。
王永民悟出一个道理：道路是不可能绝对平坦的。汽车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反而跑不了，必须有一定的摩擦力才能行驶。
实验室也是他的生活室。从事研究以来，他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几乎没有休过节假日。他在一间安放器材、资料的小屋里，支起一张2尺来宽的小床，即使是这样的床位，他也很少享受，夜里困顿了往桌上一趴，或是在机器房的地上一躺，就算是最好的休息。室内，还生了个小炉子，早晨一边编卡片，一边煮稀饭，半生不熟的稀饭就点咸菜，或者挂面里加点辣酱，成了他的家常便饭。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肝病日益加剧，右肾积水比左肾大了3倍。炉子上经常搁着药罐，苦涩的药味伴着他紧张工作。
王永民有一套“聚焦”理论，他常说：“聚光镜能把阳光聚在焦点上产生高温，事业也能把生命‘聚焦’成50岁”，他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浓缩起来，把全部的光和热集中在这一点上。
为了研究出一个键数少、码长短、效率高、重码少的理想方案，王永民在数以万计的数据中寻觅、探讨。键数减少重码必然增多，许多科研工作者为此伤透脑筋。把“王”和“干”放在一个键上，和“氵”一结合，出现“汪”、“汗”两个重码字；“口”加上“八”，又出现“只”、“叭”两个重码字。1981年，王永民在武汉参加电脑技术交流会，香港一家公司的女讲解员洋洋得意地宣称，他们的方案“研究了8年之久，是目前最先进的”。当王永民向她了解重码字的处理办法时，她就瞠目结舌，不知所对。原来，他们把重码字都排除在外，输入的汉字只有三四千个，这样的方案当然是不足取的。
王永民在深入钻研中发现，“汪”、“汗”末笔不同，“只”“叭”字型不同，要是在这一类字的最后加上一个标志末笔字型的识别键，不是可以做到压缩键位、缩短码长、克服重码兼而得之吗？他的设想证实了，“末笔字型识别原则”成了国内外汉字编码中的重要创造。
那些笔画多的汉字也给人造成许多麻烦。比如一个“戆”字就有25笔，包括7个字根，打一个字得击键7下。王永民把这些难字集中起来，反复试验对比，发现这类字相互之间差别也大，不易混同。他只取一二三末4个字根，打“立”、“日”、“十”、“心”4个键，电子计算机就会帮助他把戆字找出来，实现了码长短、效率高的要求。
曲径通幽，引人入胜，虽然处境艰难，却乐在其中。王永民桌上的卡片在节节上升，摞成一座攀登绝顶的阶梯，编码方案的键数则在逐级下降，由62键降到36键。
严寒笼罩着华北平原，保定城里风雪弥漫。夜深人寂，只有华北终端设备公司的会议室里一直亮着灯光，不时传出“嗒嗒”的击键声。
一个月前，王永民带着4名青年助手赶到这里，向公司商借带有汉字系统的微型电子计算机，验证他的36个键编码方案。一个小地方的无名之辈居然要搞36键，很难不使人怀疑。这个公司的机时和房间都很紧张，经过一再宣传，才同意他们夜间在会议室试验。每夜，他们踏着冰雪从三里外的旅社赶来，天一亮又跑回旅社开辟另一个战场。
1982年12月20日夜里，王永民坐在计算机的荧光屏前，手指不停地按键，随着银白色的汉字在屏幕上不断闪现，他那瘦削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36键方案上机成功！几个年轻助手像登山员历尽艰辛攀上顶峰，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他们成功了！只用半年时间就提前实现“军令状”，而且取得优异成果。这是一个创国内独步的优秀方案，只需利用英文标准键盘的26个键位和10个数字键，就可以让计算机和汉字直接“对话”了。
成功了，王永民却又忧思忡忡，辗转反侧。原来，他在检验过程中发现，“36键方案”不能方便地输入数字，双手控制四排键也难以实现高速盲打。只有使用26个字母键输入汉字，才能与英文输入竞争。何况，新起的台湾26键“天龙”方案正煊赫一时，大出风头，王永民决不甘心屈居其后！
天刚破晓，王永民迫不及待地唤醒助手们，向他们宣布了一个新的决定：“放弃36键，立即动手搞26键。要干，就得超过‘天龙’，拿出一个当今最好的方案！”
这个决定，再一次把已经到手的成果弃之如遗，把500多个日日夜夜的心血结晶付之东流；这个决定，是向这支精疲力竭的队伍猛打一鞭，让他们也朝着更加险峻的绝顶猛力冲刺。助手们惊愣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这4名助手都是小人物，有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有待业青年，有工人。他们在工作中成长，而且传染上王永民那种干起活来不要命的脾气，都知道跟着这位老师没有完事大吉的一天。所以，他们很快理解了老师的意图：攀登顶峰是历史的使命。不忍痛割爱就无法前进！
又是一切从头开始。白天，挤在旅社简陋的住室里，把资料捆当凳子，把床板、被子当桌子，将卡片之山推倒重编，7000个常用字，3万个编码，6万个数字，一张一张地摆开，一个码一个码地校验。夜里，仍旧转移到公司的会议室里，气温已下降到零下14度，他们用大提包偷偷地从旅社带来被子，裹着它抵御深夜的彻骨奇寒。
减少10个键，现有各键位上的字根明显增多，重码字也急剧增长，最后冲刺的难度是相当大的。这无异于世界运动会上一场激烈的夺冠之战，他们集中全部智慧和精力，谁也不敢有一丝喘息的机会，经过连续100来个小时的拼搏，终于拿出一个新的编码草案。
快马加鞭，继续进击，王永民又冲上了一个高峰。他从5万多条词汇中精选出常用的两千余条，输入计算机。每条词汇不管字数多少，和单字一样最多击键4次，进一步提高了输入速度。这是又一项可贵的创造。
在保定50天，他们天天在和寒冷、疲劳、饥饿作斗争，一个敢在世界赛场上摆下擂台的方案，在迎接1983年的爆竹声中诞生。这个方案把汉字的基本笔画分成横、竖、撇、捺、折5种，把汉字的字型分成左右、上下、包围、独体4种，把200多个字根分成5大类，每类5个小组，在英文键盘上形成了一个井井有条的由5区25个键位组成的“五笔字型”汉字输入键盘。经验证，它在字根的相容性、规律性和操作的协调性方面，都进入最优值范围。效能超过“天龙”，也甩下了美国、日本、香港的同行。
当年8月29日，“五笔字型”作为一项重要发明在郑州通过省级鉴定。操作员对拿来的任选文稿，当场每分钟打出96个字。40名专家评价这个方案：理论扎实，构思巧妙，输入速度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郑易里老先生专程从北京赶来，激动地宣布：“汉字输入不能与西文同日而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一年后的9月，王永民作为中国汉字电脑技术赴美演示团的主要成员，来到美国。从旧金山到洛杉矶，连续一星期紧张的展示活动，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到弗吉尼亚，又是十多次场场爆满的学术报告会。参观者看到洋电脑里居然出现一串串汉字，情不自禁地惊叹：“太妙了！”“简直不可思议！”在联合国总部，操作员每分钟输入120字的精彩表演，使那里的官员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即要求传播这项技术。当月，美国的一些报纸和纽约的电视，作为一项奇迹，报道了“五笔字型”。北美《华侨日报》以大半个版的篇幅赫然写道：“举世称难，今迎刃而解。”一些报道承认：“中国人最终解决了汉字输入电脑的世界性难题。”“输入速度快过英文”。
有一则报道，使身为中国人的王永民受到极大刺激。
1984年秋天，中国体育健儿肩负祖国重托，在洛杉矶的奥运会竞技场上顽强拼搏，捷报频传。然而，德新社记者的报道上有这样一段：
“新华社派了22名记者，4名摄影记者和4名技术员，在奥运会采访和工作。全世界报道奥运会的7千名记者中，只有中国人用手写他们的报道”。
一手高擎金牌，一手紧握钢笔，英雄的巨人，落后的工具，这是何等的不协调！
科学发展历史告诉王永民：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把崭新的技术交给社会，让千百万人熟练掌握。一个发明家如果不致力于推广，社会就不能接受你的发明，你的发明也不可能在社会的检验中不断优化改进，在推动社会前进中发挥作用。
已经担任省计算中心副总工程师和省中文信息研究会理事长的王永民，毅然开始了新的跋涉。在省科委领导的支持下，他大胆地把活动的舞台搬到首都北京，那里是我国科学文化中心，又是高技术成长的沃土，高屋建瓴，才能推广。
那时候，一个做学问的人走向社会，搞什么“推广应用”，“征求用户意见”，反会被人轻视，视为离经叛道。
普及推广工作比发明创造更为艰巨。他自筹经费，租了府右街上一间不到14平方米的地下室，在这间幽暗潮湿的斗室中，他办公、写作、搞科研，还要接待四面八方的用户和海外来宾。他经常一天工作十七八小时，不知白天黑夜，不觉四季更易，推出了一个个经过不断优化改进的新版本，还开始了为海外炎黄子孙所渴求的“繁体汉字电脑系统”的研究。积劳成疾，肝炎、肾结石，心脏病不断地缠绕着他，为了“五笔字型”事业不致中断，他每次抱病外出讲学，不得不写好一份“遗嘱”留给助手们……
一个从郑州夹着小包来北京“跑单帮”的“盗火者”，要想在大城市站住脚跟，取得用户的了解和信任，只有靠自己的无限辛劳、一片赤诚。他跑遍京城，到一个个机关、部队、学校、工厂去宣传、演示，帮助培训技术力量，有500人听，他去讲，只有5个人听，他也去讲。同时，把软件和汉卡送交一些单位试用，不要钱，只要用户的意见。
两年之间，他向全国撒出千千万万颗种子。“五笔字型”随着他的脚步走进了党中央、国务院、外交部、邮电部等上百个中央机关和十几个省、市，在国内300多家方案的角逐中，被专家们誉为“处在塔尖之上”。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树大招风的厄运一直在追逐着他，有形和无形的阻力往往不期而至，他经常在毁誉之间沉浮。
使王永民受到意外而又致命打击的，是1986年3月那次全国汉字输入方案评测。当时，他放弃了应邀赴美访问的签证，参加了这项活动。谁知，一开始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众矢之的。评测组用抓阄的方法分配场地，他幸运地抓到了一个被人认为是条件最好的位置。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把一些人胶合在一起，他们起哄了，硬说抓阄有问题，在领导小组动员下，他不得不“顾全大局”，重来一次。
操作员也是用抓阄的方法分配，水平参差不齐。尽管如此，“五笔字型”在整个评测过程中成绩屡列榜首，夺魁在握。然而，评测的结果与客观真实完全相反，“五笔字型”竟名落孙山，被排斥在11个“A类”方案之外。直接原因，据说是“五笔字型”一个成绩较好的操作员，在充当替补队员时，无意中打了原操作员的编号。这件在评测第8天发生并已处理过的事故，到50天后评测结束时，居然成了把“五笔字型”判处死刑的依据。
王永民和他的发明，一下子从“塔尖”跌入绝谷。全国五笔字型汉字输入腾龙杯比赛的主要发起单位，撤回文件，宣布退出；大批的新用户对“五笔字型”不屑一顾，另找“A类”方案，连他的助手们也相继另谋生路，只剩了常胜敏一人；“骗子”、“搞舞弊”、“弄虚作假”的帽子，又一次扣到他头上，还传遍全国。
阴冷的地下室里，灯光暗淡，王永民的病势越来越重，望着室内堆积如山的卡片和资料，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造福国家和人民，不相信一次不公正的评测能把他8年来的心血和成果付之东流。为什么来自偏远小城的发明创造会使一些人不能容忍？他怀着满腔愤懑，写了一篇6000多字的檄文。文中说：“虽然我的事业被暂时扼杀了，但我坚信，科学是不可战胜的！烧死布鲁诺的大火，未曾使地球变成发光的太阳，而地球也决不会变成宇宙的中心！科学既不能抹杀，也不能长期伪装！历史必将让‘五笔字型’放出光华！”
他要奋争！
评测刚过去一个月，北京又举办了全国首届计算机应用展览会。王永民支撑着孱弱的身躯，在几个热心的学生帮助下，拉着机器去参加展览，被安排在“A类”之外的42号展台。他就在这个狭窄的角落里向用户宣传、演示。“五笔字型”这几个字吸引了过往的参观者和其他展台的人群，一平方米的展台被围得水泄不通，每天1万份宣传资料都被争抢一空，42号展台成了展览会上最热闹的“王府井”，“五笔字型”以自己独具的优越性，抹去被蒙上的尘埃，重现光华。
顶着“内忧外患”，经过五载辛勤播种，“五笔字型”的科学性为实践所验证，实用性为用户所信服，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和许多省、市相继召开大会，印发“红头文件”，推广应用。一个学习掌握“五笔字型”、加速汉字电脑化的浪潮，在全国掀起……
这些年来，各种汉字输入法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五笔字型”始终高居“塔尖”，在国内是用户和装机机种最多的汉字输入技术。随着不断优化改进，输入速度也不断提高，1991年的全国“五笔字型”大赛中，一名解放军选手以每分钟243字的速度创造了世界上罕见的奇迹；在近百名选手中，每分钟输入200字以上的占四分之一。“五笔字型”还是我国惟一获得美、英两国专利，惟一向世界出口的中文电脑技术，已经进入欧洲、美国、日本、东南亚……新加坡的华文报业也采用“五笔字型”，马来西亚在开展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五笔字型”热。
这些年来，改革开放，大浪淘沙，多少名扬一时的人物，来去匆匆，如昙花一现。而王永民的名字前面却在不断增添着令人羡慕的头衔：“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他又是全国十大科技实业家之一，1988年国务院命名的十大劳模之一。
终于盼到了阳春三月，人间花开的一天！王永民想起大学毕业时寄给友人的那首词，回顾从事“五笔字型”研究以来走过的曲折道路，提起笔来，以《五笔字型十年记事》为题，又填了一首《蝶恋花》：
跃马昆仑风雪路，月照羊肠，生死凭谁诉。踏破雄关难歇住，一览千嶂群英晤。痴梦十年栽铁树，装点神州，无意飘香露。莫道青绿霜影暮，欢歌遍地花开处。
这首词，是他十年奋斗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他胸襟和理想的生动写照。
“踏破雄关难歇住”。王永民把荣誉留在昨天，奋斗、拼搏，将事业推向前进。在北京中关村的科学之林，由王永民创办并任总裁的王码电脑总公司一枝挺秀，它拥有10家分公司、两家海外公司、百余家代理商、数百个培训网点，以“利国福民，走向世界”为目标，把“五笔字型”这项高科技成果更快、更大规模地转化为生产力。
有人猜度：“王永民成了腰缠几十万、几百万的大富翁了！”一位新加坡客人按照他们国家的情况断定：“像王永民这样的大专家，有如此伟大而且应用广泛的发明，至少是个千万富翁！”
和所从事的事业相比，个人名利在王永民心目中显得十分渺小！
1984年，在美国讲学时，他就有过一次“奇遇”。
那次，他乘坐的班机刚从洛杉矶飞抵纽约，一位供职于纽约HT高科技公司的傅先生已在中国领事馆等候了。原来，HT公司是一家开发汉字电脑排版印刷最新技术的公司，但是，如何把汉字高效率地输入电脑，该公司同样是一筹莫展。当王永民发明“五笔字型”的消息传来，他们十分注意。如今发明者亲自赴美，他们当然不肯放弃机会。第三天，在傅先生陪同下，王永民一行应邀到HT公司讲解演示，公司的总裁和专家们看后大为赞赏，称之为“一大奇迹”。此后，傅先生便带了一项新的使命来找王永民，提出：“王先生，我们老板对你的发明十分赞赏，对你的学识评价很高，希望你留在美国……每年10万美元薪水，钱可以存在这里……”
10万美金？留在美国？王永民用惊奇的眼光凝视着对方，然后，淡淡地回答：“这怎么可能！”他想告诉这位“中国通”：“决不可能！绝无可能！‘五笔字型’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财富，外国人需要它，祖国人民更需要它，我岂能拜倒在10万美元脚下，把它拱手送给外国人！”
这位土生土长的专家，牢牢地把根子扎在祖国大地上。几年来，国外常常来人来信，重金聘他出国合作，都被他一一回绝。
刚进入1991年，王永民又爆发出一条新闻。1月4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为了让“五笔字型”尽快地造福于社会，王码电脑公司将本来可以产生百万元效益的最新成果——“王码5.0版汉字操作系统软件，向国内不加密开放。”亲临会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在讲话中说：“作为一个科学家，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作为一家公司，损失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在国内外电脑界也是没有先例的。我们的社会应当提倡这种精神，应当表扬这个创举。”
如果王永民不是将“五笔字型”无偿推广于社会，他的金钱将是位什么数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