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里，想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就要做到“知己知彼”，想打造一个优秀的团队就要学会百人百用。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曾国藩有自己一套办法，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
能不能鉴别、选拔、任用人才，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吏治世风，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曾国藩对于人才非常重视，不论在何时都注意留心人才。所以后来就有人评价他说：“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之最。故中兴将吏大半出于其幕”……此类评价之多，可以说难以一一列举。
善于识人用人是曾国藩成功的根本要诀。他认为，“为政之要，首务得人”，“得一好人，便为天地消一浩劫”，“多事之秋，得一人则重于山岳，少一人则弱于婴儿”。但是用人极难，知人尤难，所以他慨叹“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俗话说：“人心隔肚皮”，想真切地了解一个人很难，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经过长期实践，曾国藩提出了一套认识、鉴别和考察人才的理论和方法。
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应以“考言”为主，看他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除此之外，还要考察志、态、品、思多个方面。例如就“志趣”而言，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高贵者“墓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思想”而言，曾国藩认为要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妄言。
除此之外，曾国藩甚至还发明了“相人”之术，就好比医者的“望闻问切”，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虽然有许多迷信色彩，但是也不乏某些合理的内容，对于识别和选拔人才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曾国藩知人用人的高明，仅从他的幕府组成人员来看，就可窥见一斑。
他幕府中的人才可以用包罗万象来形容，主要有谋略、作战、军需、文书、制造等几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都有三五个行业的代表者，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人才。因此，当时就有人评价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日道学，日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谋诸人。名土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
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
当时，全国各处的军官几乎都聚集在曾国藩的军队里，总共不少于二百人，幕府中还有一百多人，这还不算幕府外的候补官员、学子、各门类的专家，多而全面，几乎是全国精英的积聚地。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声望和功业对人才的吸引力。
曾国藩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和营中将领也有许多中肯的评价。对于胡林翼，曾国藩说：“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对于左宗棠，曾国藩说：“其才可独立一面，固已历有明征。其虽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词过峻，不无令人难处：而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左帅平定甘肃之后，恐下文尚长，亦由天生过人之精力，任此艰巨也。”
对于李鸿章，曾国藩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竞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汀苏巡抚之任”，“用人行政不改常度，而高掌远跖，治事清核，实鄙人所不逮”，“殊为眼明手辣”。
对于杨载福，曾国藩说：“气韵沉雄，出奇制胜。”对于彭玉麟，曾国藩说：“淡于荣利，退让为怀。”在论及营中诸将时，曾国藩说：“塔齐布，一威望之将；毕金科，一骁悍之将，王福、韩升均属难得之才……”
．王安石说：“人才难得亦难知”。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才，将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是当政者需要着意关注的问题。曾国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成功的范例。他手下的人才不管是太平天国时期还是洋务运动时期，大都与他风雨同舟，为他的伟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详细列举了培养人才的各种方法，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种植禾苗。教诲，犹如种植耕耘禾苗；甄别，犹如铲除杂草；保举，犹如灌溉禾苗；超擢，犹如天降甘雨，使禾苗蓬勃生长。
曾国藩不仅把自己的理论通俗化，还从古人那里寻找依据以增强说服力。
例如他引《淮南子》说：“功勋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声名也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又引董仲舒的话说：“勤学好问，就会知识广博；以道德标准行事，那么德行就会日有所进”；还引用《中庸》的话说：“别人花一分功夫，自己就花一百分的功夫，别人花十分的功夫，自己就花一千分的功夫”，以自己的加倍努力来获得成功。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但精明、善教育人，还能引证论典，比喻形象地阐述思想，使他的思想成为对后世影响很深的财富。
除此之外，曾国藩对人才的养成也有自己的一番认识和见解，他认为人才的培养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勤勉”。曾国藩这一人才培养思想，可以从他对李鸿章的教诲中看出来。
李鸿章原本是曾国藩的门生，当他得知曾国藩在江两征剿太平军的时候，立即动身前往江西，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重用。但是当他到了曾国藩的军营后，曾国藩并没有立即接见他，李鸿章一等就是一个月。于是，李鸿章通过在曾国藩幕府任职的陈鼐探听消息。当陈鼐向曾国藩提起李鸿章的时候，曾国藩故意冷冷地说：“少荃是翰林，很了不起!他想来我这里，恐怕他才高气大，容他不下呀。也许回京任职更有前途呢!”
陈鼐听出了曾国藩的话外之意，赶忙说：“大帅，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练，已不同于往昔少年了。大帅何不给他一个机会呢?”曾国藩既然收李鸿章为徒弟，必然是欣赏和喜欢他的，只是弟子有缺点时，为师的应该加以指点并帮助其改正。在官场上，心高气傲、锐气十足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曾国藩只是借此时机磨练李鸿章而已。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良师的指导，才使李鸿章成为了晚清时期继曾国藩之后又一个顶梁的人物。
总而言之，人生成功与否不全在于自身的实力，更在于是否有适合发挥实力的地方，是否有懂得欣赏自己的人。认为自己是个人才就不仅要修为自己，也要观察别人。用人的人更要有非凡的洞察力、支配力、培养力，做到这样才是真正的伯乐。
5.广交英才，提携后辈
一个人宽广的胸怀不仅仅体现在对别人错误的宽容，更体现在对别人长处的欣赏。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真正的人才虽然身为一人，但才过三人。这样的人，是被社会所需要的，也是交际中的珍宝。古今中外，人才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曾国藩深知育人的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且人才难于培养，因为人才往往有棱有角，有日寸难以驾驭。曾国藩培养人才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为晚清朝廷培养选拔了大量德才兼备的有胆有识之士。
曾国藩在自己的著作《杂著》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打汀山创事业必须有根据地和人才基础。曾国藩深知在成就一番事业中人才的重要作用，他重视人才，更擅长培养人才。曾国藩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希望有所作为的人总是鼎力相助。因为他觉得，真正有才华的人是压制不住的。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培养煞费苦心。曾国藩曾经和李鸿章有师生之谊，在曾国藩训练湘军、镇压天平天国的时候，李鸿章踌躇满志地投奔曾国藩，曾国藩却借口军务繁忙不予相见。
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愿接纳自己的学生李鸿章，而是李鸿章心地高傲，曾国藩有意消磨他的锐气和棱角。1858年，李鸿章进入曾国藩幕府任职。
曾国藩做事按部就班，一切井然有序，包括吃饭的时间也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按照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必须等幕僚到齐的时候才开饭，只要有一个人不到也不能进餐。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饮食习惯略有不同。曾国藩习惯于每天天刚亮就吃早餐，李鸿章出身富豪之家，又有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对军营里严格得近似呆板的生活习惯开始并不适应，总是错过每天的早餐时间。
一天，李鸿章借口头疼不起床。曾国藩无奈之下只好派兵去请李鸿章起床吃早饭，李鸿章依然不愿起床。随后，曾国藩又多次派人去催促他。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大动肝火，便急忙披上衣服赶到大营。他刚一入座，曾国藩就面色阴沉地下令开饭。吃饭时的气氛紧张极了，大家谁也不说话。饭后，曾国藩丢了筷子，神色严峻地对李鸿章说：“少荃，你已经来到了我的幕下，我想请你记住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
字。”说完，曾国藩拂袖而去。
李鸿章被曾国藩训斥了之后，既羞愧又困惑，过了好久他才真正明白老师的意图。从此以后，李鸿章变得小心谨慎多了，也变得老成世故了。在曾国藩幕府中的生活经历，为李鸿章以后在官场游刃有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字写作等项事务，随后又让李鸿章批阅公文，撰拟奏折和书牍。这体现了曾国藩各尽其才的用人主张，而且效果很好。李鸿章将文字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曾国藩赏识。曾国藩当众夸奖李鸿章：“少荃果然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很不错，几乎所有的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客观公正，奖惩分明。
李鸿章第二次入幕曾府之后，曾国藩对待李鸿章更加信任，军事上、政治上的事务都和李鸿章共同策划商议。吴汝纶撰《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中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足见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偏爱。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各方面的能力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在军事上，能娴熟指挥三大兵种；能独立设计战舰；能活学活用防御战术；为人处事上也深得其法，能够做到减骄减傲，严以律己了。
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日益成熟起来，从从政到为人处世都有长足的进步，甚至有人说从李鸿章的身上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影子，无论是洋务思想，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观念都颇为相似。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提携十分感激，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讲述曾国藩的恩德：“我跟从的师辈不少，但没有一位像这位老师如此善教的，他随时随地随事都对我有所指示。”
由此可知，一个人宽广的胸怀不仅仅体现在对别人错误的宽容，更体现在对别人长处的欣赏。妒忌是成功的绊脚石，在别人超过自己一点时，要以正确的竞争心态在公平的条件下超越他，但别人强过自己很多时，就更要虚心学习了。真诚而踏实的学习才是自强之道。
6.识人有术，选才有道
对一个人的了解和认识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正确的途径和方法。任何有志之士，欲成一番大业都需要有识人的能力。
平日里谈及“手相”、“面相”总有几分迷信之说，但“识人术”是确实存在的。万事有法，不离其宗。对一个人的了解和认识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正确的途径和方法。人分可变之材与不可变之材，一般说来，读书人可变而莽夫不可变。读书人因其较好的自觉能力而有良好的适应性，以此来弥补个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则不同，天生禀赋，极难改变，但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当，其效用是其他人才难以取代的。
曾国藩识人之高，超古越今，无人可比。道光二十四年，郭嵩焘带江忠源来曾氏寓所，三位老乡在京城相会，自然谈得十分高兴。事后曾氏对郭谈起他对江忠源的看法“生平未见如此人”，过了一会儿又说：“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后来汀忠源果然战死在庐州。
曾氏做京官时有两个门生，都取得了直隶知县的职位，同时去拜谒曾氏，曾氏问他们赴任的时期，其中一人回答说：“还得准备行装。”杨毓槽则说：
“已经雇好了车，马上就动身。”曾氏怀疑杨奸滑，后来得知果然先到任的是杨毓槽，于是很佩服杨的拙诚，认为他的前程比另一位大。杨后来官至大名知府，另外一位却因事被弹劾免官。
这绝不是曾国藩有什么预知未来的超能力，而是他善于进行正确的观察。
曾氏识人之道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看一个人的道德操守；二是看一个人的才学能力；三是看一个人的相貌、语言、文字、志趣。我们平时交友，也不妨以此为鉴，广交益友。
曾国藩对自己所选用选拔之人才，必经其当面观察，观其才学之高下、道德之深浅，然后定其取舍黜陟。他的相人，一从自身的学问修养出，二由自己丰富的阅人经验出，流传后世编为著作而可谓效验的方法有《冰鉴》一书，内容丰富详尽，屡为后人所推崇。
每次到了选择官吏和将才的时候，曾国藩都先安排面试，仔细观察对方的相貌五官、神态举止、礼仪谈吐，多方面结合做出判断。
对于察人，曾氏认为应该先整体后局部，由神入品到行。整体观察重精神，局部重眼睛。他所认为的“一身精神，俱乎双目”与现在说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大致相同。
次则观“精”以辨其智。是说观察一个，人的“精”，可以识别其智慧明暗。聪明敏慧的，其“精”条达畅明；鲁笨愚钝的，其“精”粗疏暗昧。虽然智为天生不为己过，但要做可造之材，先天的优势也是很重要的，它决定了培养的起点。
再则观其“筋”以辨其勇。所谓“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说，意即观察一个人的筋，能识别其胆量，这对于为将领兵之人尤为重要。筋劲，其人勇猛有力；筋松，其人怯懦乏劲，像弱无缚腐书生。如果说意念是人的精神，那么筋就是身体的精神。
再则观其“骨”以辨其强。“骨刚则质强，骨软则质弱。”观察一个人的骨，能识别其强弱。曾国藩在鉴识人才时认为神和骨是识别一个人的门户和纲领，有开门见山的作用。“筋”和“骨”则经常联系在一起被用来考察一个人的力量和勇气。
再则观其“气”以辨其定。“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潜”：观察一个人的“气”，可以发现其沉浮、静躁。沉得住气，临危不乱，这样的人可担当大任，反之则多为半途而废之人。活泼好动与文静安详不是沉浮静躁的区别。如果底气足，干劲足，做事易集中精力，且能持久，则文静的人也能动若脱兔，活泼的人也能静若处子；而神浮气躁的人，做什么事都精力涣散，半途而废，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稳重的人能够做到该粗心时粗心，该细心时细心。那些平静时候默不作声，出事时候慌张失措的人最不可取。
再则观其“色”以辨其情。曾国藩认为：“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激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脸色反映了内心的情绪。遇到大起大落能不露声色的人是难以让人琢磨和了解的。
再则观其“仪”以辨其心。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仪容仪态最能反映内心。也就是说，观察一个人的“仪”，能发现其素质好坏，修养高低。仪态端庄大方的，修养深厚、素质高；仪态邪顽、猥琐的，修养浅薄、素质差。曾国藩说：“端庄厚重是贵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