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老弟足下：前月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遗泽(祖辈遗留下来的恩泽——译者注)，祖父教训，幸得科名，内顾无所忧，外遇无不如意，一无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诸弟强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不显，何愁家运不兴。
欲别立课程，多讲规条，使渚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所望于诸弟者，但将诸弟每月功课，写明告我，则我心大慰矣!
乃诸弟每次写信，从不将自己之业写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诸事；此时家中重庆(旧时指祖父母、父母为健在——译者注)，外事又有我照料，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后写信，但将每月做诗几首，作文几首，看书几卷，详细告我，则我欢喜无量!诸弟或能为科名中人，或能为学问中人，其父母之令子一也，我之允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迟，而遂谓无可自力也。如霞仙今日之身份，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份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宋代政治家王安石——译者注)全集)百卷，《归震川(明代学者归有光——译者注)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资乎?
明年肄业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无不可者，谓在家不好用功，此巧于卸责者也。吾争在京，日日事务纷冗，而犹可以不问断，况家中万万不可及此间之纷冗乎?
树堂均仙自十月起，每十日作文一首，每曰看书十五页，亦极有恒。诸弟试将《朱子纲目》过笔圈点，定以有恒，不过数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后人对前代文章典籍所作注解、疏证——译者注)，每经不过数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间断看书之事，又勿以考试将近，而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兄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大意是表明自己应该做到兄长的督导之责，对弟弟们的功课加以了解。
希望能每月从家书中得知学习的内容和习作的数量，以便心中安慰、高兴。
信中尤其强调了“恒心”，说做学问贵在有恒。真正拥有这种精神的人不会因为大器晚成而烦恼，不会对自己的功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会因为是在家里读书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会寻找任何借口少读书，更不会只粗读不细研。他还拿自己做例子，说自己以前就没有恒心，但是近年已经好很多，每日坚持临摹、抄书、看书、批注，没有一天懈怠的。希望弟弟们也不要浪费了自己的天资，正因为聪颖才更要珍惜。
在谆谆教导之后，曾国藩再次强调“恒”的重要，其对弟弟们的关怀爱护之心溢于言表。读到这里不禁让人感叹，曾国藩的家书能让人处处获益，字字珠玑。这种发于情感深处的教益是多好的帮助啊。他的书信内容不仅对后世求学之人有意义，而且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思想教育家的风范，对现今父母教育子女提供了良好的榜样，每个人都应该从中学习并有所获益。
7.以天下为己任去进取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生于人世即行人道，立于天地问就得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理学倡导的观点，如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这似乎就是曾国藩的平生缩影。
曾国藩以书生起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救国，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相传曾国藩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家人，家中的老翁请来了一位贵客，准备留这位贵客吃饭，就叫儿子到市场上去买菜。但是，时间已近中午，儿子还没有把菜买回来，老翁很着急，就到窗口去看。只见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条田埂上，儿子正挑着菜担子与一个挑着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地站着，互不相让。
老翁急忙出门赶了过去。他对挑京货担子的人说：“老哥，我家里来了客人，正等着这些菜去做饭。请你行个方便，往水田里让一让，等我儿子过来，你老哥也就过去了。”
那个挑京货担子的人说：“你儿子怎么不下水呢?”
老翁说：“我儿子个子矮，要是下到水里，担子里的菜就被水浸湿了。你老哥个子高，下到水里也碰不到水。因为这原因，我才请你让一下。”
那人说：“你儿子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将就着吃。我的担子里全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上一点水，就不值钱了。我的担子比你儿子的担子贵重，怎么叫我让路呢?”
老翁不能说服此人，便挺身过去说：“来!来!这样吧，我下到水田里，你把货担子递给我，我顶在头上，你空着身子从我儿子的身边闪过去，我再把担子交给你。这样行吗?”老翁说着就脱下鞋袜准备下田。
那人看到老翁如此举动，觉得过意不去，就说：“既然您老人家这样费事，我就下在田里，你把担子递给我。”……故事之中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一场纠纷，使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老翁能换位思考，把关怀他人当成自己应做的事情，所以能得到对方的认同。
曾国藩主张积极入世，对国家、文化充满着使命感。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时刻等候着国家的召唤和委任。他非常钦佩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认为身为臣子理当心系万民，为国家排忧解难，任国家驱使，不计个人荣辱名利。曾国藩以郭子仪为榜样，树立了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使自己成为了一代名臣。
当太平军崛起，清廷面临危亡时，他挺身而出，编练湘军。功成之后，又奉命剿捻。剿捻不力，他不放弃，自愿留营效力。他回两江总督任上，依旧尽职尽责，为李鸿章出谋划策，打气鼓劲。后来他接任直隶总督，办理“天津教案”，因为怕激怒洋人导致战争，退让较多，引起全国公愤，人人都视之为“卖国贼”。
俗话说：“不在其位难谋其事”，在此事件中曾国藩的功过是非不是简单的好与坏，有太多的非人力因素掺杂其中。后来李鸿章办理此事，基本上维持原议，如丁日昌所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曾国藩勇于任事，挺身入局，不论其动机如何，这种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时，咸丰皇帝刚刚登上宝座，对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多少底气。不过他毕竟是很有才能的人，很快便沉着起来了，采用了下臣的“以汉人治汉人_"，的建议。由于曾国藩的名声很大，咸丰皇帝的将点到了他的头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办团练，协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圣旨之时，曾国藩正在家里守丧。也许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从内心出发，曾国藩还是想去建功立业的。只是母亲的丧事还没办完，自己正处在守丧期，不宜回应，于是表示：我要守丧，不能遵旨。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写好了奏章，准备托人上奏皇帝。
好友郭嵩焘对曾国藩发起了一场游说活动，甚至搬出他的父亲曾麟书。
曾国藩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冲动，也不推辞了，于是投笔从戎。天下安危大任一下子落于肩上，他感到充实的同时也神色凝重起来。
曾国藩虽然领了旨，但是实实在在地说，他绝对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摆在他面前的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建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需要的钱饷又从何而来，太多问题困扰着他。面对重重困难，曾国藩在一步一步地前进。
他认为，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是已经腐化的没有战斗力的部队，自己训练的士兵应该有更大的战斗力，应该有独特的精神。办团初期，曾国藩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可是太平军很快就从广西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
曾国藩想循序渐进，咸丰帝却已经急不可待，要曾国藩立即出兵攻打太平军。白手起家的曾国藩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能征惯战的军队的，湘军刚刚建立，用这样的军队去与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出兵还是抗旨，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办的。他多次上奏说：“事势所在，关系至重”，不能草率而出，并向朝廷建议“实行四省联防”。咸丰皇帝对此很不满，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
近览你的奏章，汝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才力能乎否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