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教弟虽严，却对他们备加照顾。他十分看重兄弟间的谦让、帮助，认为只有学会互相谦让，互相帮助才能共患难，同甘苦，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曾国藩为人光明磊落，总是能将心中的想法与兄弟和盘托出，以此获得兄弟的理解、信任与支持。但是曾国藩也从不为了兄弟表面上的团结，而看着兄弟有错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国藩认为自己身为曾门长子，对弟弟的成长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曾国藩一生对弟弟的教导、劝诫是很有耐心和忍性的，他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功夫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少。对弟弟的教育从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大小事情都要过问。
有一次，曾国荃在信中谈了很多自己不开心的事，但又遮遮掩掩没有具体说是哪一件事，曾国藩敏锐地感觉到，他是担心兄弟之间存有不合。曾国藩很诚恳地对弟弟说：“弟弟，你对咱家有大功劳，对国家也有大功劳，我哪有不爱护的道理?我对自己的部属都是仁义谦让，难道对自己的弟弟反而会刻薄吗?也许我们之间确有些小误会，但那不过是意趣不合罢了。弟弟你立志做事，以为扩散舒展才会生机旺盛，哥哥我认为收敛吝啬才会生机沉厚。我平时最喜欢古人所说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我认为珍f昔福祉、保全安康的道理和方法没有比这更为精当的了。”“我们的祖父星冈公，过去待人接物不论贵贱老少，全是一团和气，惟独对待子孙侄儿则异常严肃。遇到佳令时节，更为凛然不可侵犯。这大概就是一种收敛之气，目的在于使家中欢乐，不至于恣肆放纵。这番苦心不知兄弟你是否会领会。”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希望自己的弟弟做人要谦虚、谨慎一些，不可过于骄傲放纵。他尤其害怕兄弟们为了小事斤斤计较，导致家庭不和。
俗话说得好：“家和万事兴”。和睦的家庭，是事业成功的依托，只有人和，才能聚集全部精力投入事业，发挥才思，有所成就。在讲求和谐社会的今天，时代又赋予了“和”新的含义，扩展了它的外延。和谐的相处不仅在于家人，也在于友人、同事、上下级甚至陌生人之间。世界是一体的，和谐也是一样。
8.蓄势待发，增强实力
实力不足时，不要夜郎自大也不用妄自菲薄，只有蓄养实力，篝待时机才是最正确明智的选择。
一个人成败的关键在于实力，这也是生存竞争的根本。一个国家兴亡的关键，在于强大的军事力量。军队素来是维护政权的有力工具，没有了军队，国家将失去依靠，任人宰割。曾国藩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湘军之后又组建了淮军。
早在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就看出了作战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湘军兵力不足，难以抵抗太平军。其次，太平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攻击，湘军不得不奔赴各地作战，战线被拉长，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国藩有了筹建淮军的念头。次年，他便呈上奏折，提出编制淮勇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该建议被耽搁。
咸丰十一年(1861年)，湘军组建了淮扬水师九营，为了能够配合水师作战，曾国藩采纳了胡林翼的建议，开始招募淮勇。
其实在这之前，湘军中已有三个由淮勇组成的营了，它们分别是震字营、春字营和济字营。震字营是马从震领导的，马从震的父亲马三俊原是桐城的团练首领，在太平军起义初就被杀害。春字营是李鸿章的旧部张遇春领导的；济字营则由太平军降将李济元领导。
1861年年底，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指示下，开始组建淮军，以便援助在上海作战的湘军。李鸿章对庐州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他知道此地的旧有团练所招募的淮勇甚为强悍，于是直接将庐州各地的旧有团练进行改编，很容易就组建了淮军。另外，李鸿章还邀请了张树声来帮助自己组建淮军，张树声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很快，李鸿章便招募了数营淮勇。
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李鸿章坐镇安庆，统一部署管理。以淮勇为主的淮军到达安庆后，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淮军的营伍规定、器械使用规定、士兵待遇与粮饷分配都仿照湘军的相关规程，训练的方法也和湘军一致。1862，年春，李鸿章率淮军驻于安庆城北门外。曾国藩前来祝贺并帮其分析利弊，还从湘军中抽调了八个营的兵力，扩充到淮军中。到此时，淮军的组建初具规模，它包含13个营，共计6500名淮勇。曾国藩稍后对新组建的淮军进行了检阅，感到满意。
虽然淮军由李鸿章一手操办、组建，但它的控制权还在曾国藩手中。统而不带，用而不亲领，由曾国藩的属下、弟弟、亲信间接地为他排忧解难。
亲兵营的两个营是曾国藩手下直属的标亲兵；开字营是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统率的湘军中调过来的；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的林字二营是由曾国藩的属下薛焕在湖南招募的湘人组成；陈飞熊统带的熊字营和马先槐统带的垣字营都是曾国藩在湖南新招的湘勇。因此，淮军虽不是曾国藩亲自组建，但仍被曾国藩所用。
淮军不仅在人数上发展迅速，在武器装备上发展得同样很迅速，因为当时各地的洋务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同治三年(1864年)前后，淮军已弃用冷兵器，换上了能够远距离作战而且具有很强杀伤力的火器。
在时局动荡的社会，曾国藩虽位高权重，树大招风，却能够站稳脚跟，这与他手中握有令清政府不可忽视的军权是分不开的。在封建社会里，有了军权，就意味着有了实力。但军权又不能过重，因为，军权定会让最高统治者不满，于是，曾国藩采取自保措施，裁湘留淮。曾国藩将手中的军权掌握得恰到好处，既不会因重权而被清廷视为眼中钉，也不会因权轻而被人随意宰割。实力不足的时候要懂得借机培养，做事低调不引人注目；即使实力具备了，也首先要保证能自保，这是成万事的前提。
9.巧隐锋芒，圆通求成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
安静的力量在于不作声却能万事周全，不引人注目却能实力非凡。真正厉害的人物大多懂得安静的力量。这样的人明白：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宣扬。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深谙藏锋的道理，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聪明。
一个人的成就有大小，小者或可从困勉铢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
曾国藩重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只不过他有一种谦德，认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乎小人了。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他何以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曾国藩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下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不但才与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即舒发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初入北京会试的时候，就抱有大志，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他渐渐深谙圆通藏锋之道。曾国藩认为凡是有血性有志向。的人都想成为人上人，而地位越是卑贱想获得的地位就越高；收入越困难，就越想发大财。缺少什么就越想得到什么，这也是人之常情。而其中的君子却一直默不作声。是不想有所得吗?不是的，只是他看透了众人的争名夺利而已。达官显贵不计其数，都位高权重还自以为聪明过人，但转眼间就可能成为厮役走卒了，而那些只有虚职，天天说自己不够好的人却能安然无忧。
由此可见，他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不轻易显露锋芒。曾国藩认为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这显然是时机未到，在行所谓龙蛇之道。虽然已经很难看破，他还是觉得自己藏得不够深，准备再进一步，让人一点征兆也感觉不到。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
在政治上、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上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做到“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以至皇帝都经常下诏命让他规划全局。又因曾国藩能慧眼识英才，看得准识得透，大凡他所举荐的人，都不会辜负他的期望而有所作为。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使他以文人身份站在行伍之间，在几乎全军覆没之时稳住军心，东山再起。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将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而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一裁一留，既减锋芒又能自保，足见其心思之精妙。
曾国藩藏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这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
有志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俗话说：
“难得糊涂”，偶尔迷糊一下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而那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才，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
《易》日：“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出名了，一定会招人侧目而视，这是惹祸的根由。
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瞻前顾后，适可而止，有所节制，在张扬的个性里加一点低调和谦虚。人生的收获不在于引人注目而在于有实在的成绩，多被人关注一分反而会多一分压力。所以，默默收获才是上上之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