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聪明的人，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全部实力展于别人眼前。这不仪是对自身的保护，也是一种处世的智慧。有才智有能力的人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不是在可用可不用的时候炫耀自己的本事。隐藏自己也是一种生存哲学。
1.勇于自律，谦虚而行
如果一个人的言谈举止中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有意或者无意地养成一种傲气，那么，人生的衰败也由此开始。
曾国藩为人谦虚谨慎，为官多年，无论是对上属还是对幕僚，都谦虚待人，没有半点傲慢的样子。正是这种谦虚谨慎的美德，使曾国藩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应对自如，从而始终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认为，傲气太盛，说话太多，这两条是历代士大夫引致灾祸的原因。
官宦之家，一是有权，二是有势，有权有势就少有顾忌，多有优越感。
有了优越感，往往不大注意他人的感受，不把别人当回事。言谈举止中总有着不可一世的傲慢，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有意或者无意地养成一种傲气。人生的衰败也由此开始。
当曾国藩身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曾国荃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他觉得古代的君主有直言进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积极相助的贤弟。自己的官位太高，听到的规劝声音越来越少，正在为此忧虑。如果弟弟能对我多加规劝，再加上一二好友，这样也许能帮我避祸免灾。凡是身居高位的人，都是败在自以为是、不听忠言上的。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置若罔闻。曾国藩在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中再次规劝道：“你对我的劝诫，总是不肯虚心接受，动辄辩论一番，这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边所有的逆耳之言，你也应该仔细回味思考。”曾国荃对于其兄的劝说不以为然，他认为天下是势利者的天下，是恃强凌弱者的天下。这种现象并非一时的气象，自古就是如此。
曾国藩反驳了曾国荃的观点，他认为特立独行，不畏强权也有不妥之处。
柔不是怯弱的意思，而是谦虚退让。一个人求享受又求名利，处处都想赢得美满，如果没有一件事有谦虚退让的意思，断然不会有好的发展。
曾国藩为了使儿子不滋长骄傲的情绪，不至于蜕化堕落，他主张家中不积钱，也不为儿子置办田产，他认为金钱和田产最容易滋生奢骄之气。他所以持如此坚决态度，一则是因为他一贯有不以买田置屋留给后人的思想；二则曾国藩对清正廉明的官吏比较敬佩。正是如此良好的家教，使曾氏后人之中出现了不少英才。
“谦受益，满招损”，曾国藩处处自谦自抑，扬人抑己，虚怀若谷，终身自视不足。无论是治军作战还是文吏公事，他都以“谦”字为先，从不争功抢劳，贪恋权势。相反地，敏感时期还主动请求受过减权。
曾国藩一方面执著于实现自己的抱负，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所以能保身有道，安享晚年。可见，一个人若想每天都有进步，就要常保一颗谦虚之心。
2.羽翼不丰，绝不妄动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万事没有具备的时候要禁得起考验与诱惑，要明确自己的终极目标，不要做中途的无谓牺牲。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万事没有具备的时候要禁得起考验与诱惑，要明确自己的终极目标，不要做中途的无谓牺牲。
曾国藩对此体会深刻，尤其是他与太平军对峙期间。1853年，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不断扩大着势力范围，乃至连克数城，如狂风般进攻湖北。
次年春，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士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
清军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毫无战果，咸丰皇帝坐立不安。他不愿大清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不想坐以待毙但又苦于没有良策，最终只得下旨让曾国藩率领湘军前去支援。
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安徽、湖北、黄州纷纷告急，曾国藩接到了出兵救援的诏令。
但曾国藩只是上奏解围之法，依旧按兵不动，这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大笔一挥，一纸朱批发给曾国藩：“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然而，咸丰皇帝的激将法在曾国藩的身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曾国藩接旨不出兵是因为他理性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太平军与以往的农民军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没有一支实力颇为雄厚的军队，是很难与之对抗的。曾国藩的军队虽小有规模，但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仍无法与太平军相比。他认为如果要战胜太平军，不但要加强军队训练，更要考虑到“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
曾国藩下定决心，在提高军队素质的同时，组建水军和炮队。在海上工事方面，曾国藩花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造船的木头质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坚固，做工还得精细，洋炮虽价格不菲，但杀伤力强、质量好，炮队必须要用洋炮来装备。曾国藩明白，如果军队素质和装备没有达到要求，贸然出兵多半会一败涂地，所以前期的准备显得尤其重要。
但曾国藩从大局考虑的同时，心中也难免有些悲伤和内疚。因为自己的按兵不动，只能眼看师友战死沙场。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太平军打到湖北后，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国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圣旨，不久恩师吴文镕亲自向他求救。
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铬自己的难处，讲明其中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诉曾国藩，要他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稳重，切忌焦躁。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最后吴文镕战死。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挚友，他遇到危难时，曾国藩也未去营救。
就在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的这年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江忠源殊死搏斗，在庐州被围，急切需要支援。然而，曾国藩迟迟不出兵，江忠源没有盼到援军，最终战死疆场。
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可以说是他的一根重要的政治支柱，如果吴文镕健在，凭着二人的密切关系，曾国藩的仕途路无疑会平坦许多；江忠源则是一位有大将风度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不战死，作为书生的曾国藩就不用领兵打仗，只需好好经营部队，训练精兵，交给江忠源即可，凭着江忠源的才能，定能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
他们二人的死，对曾国藩来说是很大的损失。站在自己情感的角度，他十万个不愿意失去师友，可站在大局的角度，自己去救援只会损兵折将，还会陷朝廷于更大的危机之中。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人生中的选择，利害轻重都要细细端量。
3.立人之前，先立志向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没有志向的人生是盲目的人生。成功人士无一不是按照自己的志向，努力拼搏成就辉煌人生的。
俗语说：为人有志，前途有望。做人应先从立志开始，志向也是人生希望的开始。
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在对志向的追求过程中有了很好的体现。立志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大不相同。
然而，志向并非出生就有，它是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现实生活的反叛中形成的。每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现实生活的不如意，尽管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点，但却因为更多的原因失去了改变现状的勇气和信心，更不能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立下高远的志向。曾国藩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看到生活无奈和不如意的一面，还能因自己所处这样的环境而迅速觉醒过来，并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立下了远大志向并坚定不移地去努力实现它。
曾国藩曾很有感触地写道：“《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每一天都过着安逸、放纵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人渐渐失去斗志，精神上也慢慢衰颓下来。正如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番话可知，曾国藩也认为没有志向，生活就了然无趣，人也会因此而堕落。人要有成，先须立志。志向是一个人给自己划定的人生境界，它限制着自己人生的道路、生活的内容和成就的规模。由于立志规模的不同，现实的人生也会不同。
曾国藩出身寒微，曾为了读书四处筹钱。为了买到一部自己喜爱的书，把御寒的衣物垫在当铺里，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在自己处境十分糟糕的情况下仍是如此自强自立。在他后来功成名就之时，做人更是不忘自强自立。
在曾国藩的头脑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立”。在他看来，一个人能够“自立”，方能于事业上真正有所成就。
曾国藩还认为，一个人整天沉溺于过度的自虐和自责里并非积极的处世方法，其关键在于自身的觉悟，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由“悔”字诀而升华出来的修身智慧。
古语有云：“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警示后人：富足安乐的环境可以让人失去奋发自立的动力，从而消磨自身的斗志。相反，贫困艰苦的环境却可锻炼一个人的心志，使其在这种环境中觉醒，从而萌生改变现状的动力。曾国藩处在安适、舒心的生活里，仍念念不忘自立自强，这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的。环境的好坏对于心境是有影响的，但是并非起决定性作用。
人的一生应勤于思，善立志，多想想自己要如何生活、如何奋斗。即使某一天身先死了，也能为世界留下点什么。正因为如此，人活在世上都应自强自立，努力追求那些旁人不敢追求的东西，努力去做旁人不敢做也无法做到的事情，有此自强自立之精神才能报效国家，兴旺家业，才对得起自己。
所以，做人的第一根本就是树立志向，以此让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让自己振作起来，有了目标和方向，人生才不致陷入迷途。只有远大志向才能不断激励人们奋发向上、有所作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干出一流的事业，但能干出一流事业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者，就必须要先立志。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开始时本来有相当水平，然而多年过去之后，他就与别人没法比了，不是他的智力不如人，也不是条件不如人，而是只懂得一味努力付出，而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付出。没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到头来是“竹篮打水”，空忙一场。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人一生如果没有奋斗的方向，便像没有舵的船，只会四处漂流，遇险也不懂避，遇激流也不慎行，终无所成。曾国藩说：“人行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曾国藩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百般苦学，广泛阅读。尤其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闲散文职时，悉心钻研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各朝治理国家的经验。曾国藩读书如此用功，决非为了求得高官厚禄，更多是为了“进德”、“修业”。
曾国藩与平常人一样，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目光短浅的时候。一次，他曾无情地鞭笞自己：“没有人生志向，生活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内心也就无法自由，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我对事情常常持有偏见，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会让我想一个晚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会没精打采的，这正是我思虑过多的原因。
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自己见识又肤浅，想得到心灵的宁静与自由，简直太难了。更何况想的都是粗陋的拙见。在与人交往时爱往小处计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无时间调整自己，长此以往，就是自己在耽误自己啊。”
从这里可见，曾国藩勇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世界，可以毫不掩饰地对待，反省也很彻底，现代的人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曾国藩说：人要是立有志向，也就能做圣人、做英雄。没有什么无法做到的事，也无需求助于人，这就是强才自强。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定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曾国藩深信自己如深山中不为人知的巨木，终有一日将成为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他也确确实实现了心中理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紧密相关的。曾国藩刚到京师时，不免六神无主，导致心神不静，他认为自己心神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后来他发奋立志，改名为国藩，决心为国家之藩篱。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发愤图强，为自己的志向不懈努力!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可借此展现志向，拼搏进取。
三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一方面，曾氏继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一方面则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但另一方面曾氏又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
曾国藩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不为个人荣辱得失，不为功名利禄，不为一家之饥饱，而是志在为国为民。因此他认为读书应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
“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
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装饰脸面之人，读书于他们不过是一纸文凭，一块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已。
为了这些俗物而去读书的人，虽有所成，但只会成其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把报国立志与读书相结合的人才是有建树的人。
曾国藩不是伟人，他只是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且能志在于此行，如此已实属不易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4.借势谋势，以求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