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写过一首令人击节赞赏的诗：“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其实，陶先生在这里说的“一问”，所指并非只是狭义的“发明”，同时也泛指人类的所有发现、认识和进步。两千多年前，屈原就写过《天问》，这是一首奇特的诗，其内容就是诗人一口气提出了一百几十个问题，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均有许多怀疑，表现了诗人对于传统思想、历史人物等的批判态度。如开头一段：“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氾，自明及晦，所行几里？”这何等雄浑之问，前者涉及天体历法，后者则直指太阳行程，可真是“一问一世界”！
让儿童“问”，对于“教育”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牛顿的母亲就十分认真地对待孩子的提问。有一次，牛顿问她：风车为什么会转？母亲回答：那是风的力量推着它转。牛顿又问：风是怎么来的？母亲告诉他：“你看，水不是总是从高处往低处流吗？空气也是这样。有的地方气压高，有的地方气压低，空气一流动就成了风。”后来牛顿上了小学，做的第一件手工，就是带独创性的风车，这虽被同学们讥笑了好一阵子，却因此唤醒了他的探索精神。据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女士回忆，鲁迅对海婴儿时提的问题，总是有问必答，十分地耐心和认真……鲁迅是个大忙人，可对孩子的问题却别样的认真。由此对照当下，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不要说在家里父母总会厌烦孩子没完没了的问题，就是在学校里，也罕见儿童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正如李政道博士所言：“学问学问是要学会问，而不是只学会答。”这不仅道出了“学”从“问”来的哲理，又尖锐地批评了当下教学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学生不是学会“问”、善于“问”的人，而教师一直在热衷于让学生学着回答老师的“问”。这些“问”不只是烦琐，而且细小，学生自然也答得简单、不花力气。让学生答问，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配合老师的讲解，凑点热闹，不至于有一讲到底的尴尬而已。
由教师讲问，学生听答的语文课堂确实由来已久，颇有点积重难返。但是，在“课改”已逐步进入深水区的当下，改课转型，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追寻课堂教学的原点，正如叶澜教授所认为：“课堂应是向未知方向挺进的旅程，随时都有可能发现意外的通道和美丽的图景，而不是一切都必须遵循固定线路而没有激情的行程。”造成学生没有问题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主要的一点正是教师刻意要“遵循”预设的“固定线路”，并以过度的讲析和烦琐的提问来保证走“固定线路”。教师只让学生被动的应答，而不敢放手去维护他们好问的天性和培养善问的探究力，也正是为了防止课堂出现“意外的通道”和可能会难以应付的“美丽图景”。于是课堂便有了“重讲解、轻自学”，“重接受、轻质疑”的模式，成为“没有激情的行程”，儿童的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遭致扼杀。由此联想到钱学森之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教育何以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小学课堂“童问”的缺席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儿童是最爱问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可为什么在课堂上却不会问问题，这是不正确的教学造成的。为此，课堂的时代转型，不妨从激发“童问”起步。
南宋的陆九渊说：“好学近乎智。”我则认为“好问近乎智”。因为学习总是从问题开始，没有问题往往也就没有了学习需求。
贵乎童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