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财有大道
绑票仅仅是日本人榨取满洲的一个副业。他们还有一项要紧的事--把日货推销出去。
“满洲国”的每一家商店都被迫售卖日本制造品。日本进口大商行每周都会送一大堆日货到各商店寄售，每星期有一个日本代表去商店点查销售数量。如果日货没有销售量，或是销售量太小，日本宪兵便会查封这家商店。
中俄商店必须推销日货，英美法三国的商店也必须如此。日本人全权控制着“满洲国”海关，用尽一切权力和手段阻止除日货以外的其他国货物的输入。查得再严，也是有“漏网之鱼”的，一经日本人查到，他们的处理方法就是务必使其成为废物，让它们变得残损不堪，不能再进行销售；若是酒类，酒瓶会被打碎；若是纺织品，则让它布满污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秋行洋行”是一家俄国大商行。它在满洲各地都设有百货商店，因与汇丰银行有巨额金钱上的往来，故该洋行各个商店全都悬挂着英国国旗，但也阻挡不了日本人的阴谋诡计。日本人想尽办法想要破坏洋行与汇丰银行的这种稳固的商业联系。他们逮捕了该公司总经理卡西安诺夫及大股东卡蒂亚叶夫，巴宾索夫与萨尔曼诺夫等三人及其眷属。他们被投入到大牢里，受尽折磨，直到接受日本人强加给他们的条件为止。
哈尔滨有两家英文报纸，一家是《哈尔滨日报》，是英国新闻家辛博森所办，他以笔名普特曼惠尔知名于世。他的哥哥在天津海关税务司工作，因此他把他所知道的内幕写到了报纸上，并批评日本人强制销售日货的高压手段。这样的行为当然遭到了日本人的报复，《哈尔滨日报》被迫停刊，印刷机器全被没收，辛博森本人被驱逐出“满洲国”国境。他到大连进行复刊诉讼，案子闹到英国国会和贵族院，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抗议，但日本人坚决拒绝赔偿，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日本人是要对满洲境内的英文报纸赶尽杀绝的。另一家英文报《哈尔滨大光报》，是佛利特所办，他用尽种种可能的方法，保全其报纸的生存。他在《大光报》上不对日本人的恶行作一个字的批评，但他也逃脱不了厄运。他好多次被传去见日军当局，日本人威胁侮辱无所不用。最后，他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被迫离开“满洲国”。他现在上海办英国快讯社。
还记得1932年5月国联调查团在哈尔滨进行的那场调查吗？国联调查团在1932年5月9日下午到达哈尔滨，在中国东北活动了一个多月后，于9月4日完成调查报告书，并于10月2日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
日本人宣称对国联决议毫不放在心上，但当国联的最后裁决发表时，他们却大为恼怒。因为在这份《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明确承认东北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东北人民意愿而强力炮制的傀儡政权。
日本人恼怒，是因为他们不懂为何整个文明世界都会一致宣布日本人为侵略者。这怎么可能呢？日本人不是天神的民族、神圣天皇的民族吗？世界怎么敢把罪名加于他们的身上？
日本民族的民族性当中，有一些是别的民族无法想象和无法理解的。比如说，日本民族尤其不喜欢被别人抓住把柄，如果他们的见不得光的秘密被公之于众，更是会让他们火冒三丈，因为这些丑闻实在是让“高贵”的大和民族蒙羞，可以说日本民族有一种耻感文化。但是他们的耻感文化很特别，只要他们做的丑事不被揭露，他们就毫不在意。所以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地想掩盖“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想向国联调查团封锁消息。他们丝毫没有将调查团放在眼里。可是调查团并没有被他们愚弄成功。调查团获得了很多真相，日本人掩饰太平的把戏被揭穿了，成千上万的民众被秘密逮捕，成千上万的警察密布东北各地，但是日本人的企图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们的阴谋还是破产了。
国联最终还是看穿了日本的鬼把戏。很多老年妇女给国联调查团的成员们打电话。国联调查团不仅收到了超过一千五百多封的抗议信和谴责信，而且他们在日本警察的鼻子底下成功地会见了东北社会各界的人士。日本的情报员们一向颇为自负，他们相信他们比愚蠢的英国人不知道聪明多少倍。但是他们无法掩盖事情的真相，哪怕他们可以进行最漂亮的粉饰，因为纸包不住火。
不仅仅是李顿调查团宣布日本是侵略者，世界各国的眼睛也在注视着中国东北，毫无争议的事实是：日本人是欺骗者和造假者。这两个头衔加在日本民族--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身上，让他们很受不了。国联公开宣称日本是侵略者、造假者、欺骗者，让日本在国际社会无地自容。之前这个野蛮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令别的国家印象最深刻的行为是切腹自杀，这对于很多文明国家来说很难理解。国联报告书让很多日本极端分子非常愤怒，我听到很多日本人对国联调查团成员的侮辱和咒骂，他们甚至发誓要将调查团成员的头砍下来，他们对李顿爵士尤其痛恨，他们对英国人、犹太人、共济会成员充满仇恨，如果要把他们的仇恨书写下来，他们咒骂这三种人的话写下来的东西能够装满一座大型图书馆。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的第二天，我的上司把我叫了去。刚进办公室的门，我就感觉出气氛的沉重。他阴着脸，盯着我问：“国联的报告书你看过了吗？”
我点点头。这么重大的报告，我当然看过了。
“这份报告书，”他说，“你应该了解它对日本的意义，它对日本指控的恶毒，我想我只有剖腹自杀才能向日本民族谢罪了。你是我们的一员，你也应该自杀。”
听到这里，我看着他惊讶地想：我为什么要自杀？还没有等我问出口，他就摆摆手说：“你走吧，我已经没有话对你说了。”
我默默地退出了他的办公室，带上门的时候我瞥了他一眼，他身体僵硬地坐着一动不动，表情依旧沉重，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从未看到的挫折感。
我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思考“自杀”这个行为。我觉得自杀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一个人不能每天有事没事地想到自杀。自杀应该是在机会合适的时候进行的，而且应该是带有荣耀的，要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得死得光荣。自杀只能是危急的时候才可以有的选择。
日本式自杀是剖腹，意大利式自杀是让枪弹射穿头部，而中国式的自杀则为服毒。现在的我，出生在意大利，加入了中国国籍，正在为日本人工作。我现在不得不想出一种办法从这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我的自杀绝对不能给这三个国家带来麻烦，而且必须让这三个国家的民众能够接受，并且对我的自杀行为表示欣赏。我到现在为止仍然困扰于这个问题。也许日本人一直想帮我解决这个难题，当他们读到我写的这本书--我为他们保留了一份“多么美好”的记录，这里面记述的可都是日本的“光荣”啊。
自杀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走到自杀这一步的人，他对生命是多么绝望，又对自己且对他周围的一切有多么痛恨，所以我是不赞同自杀的，特别是日本式的剖腹，这是一种多么残忍的行为。与其有勇气自杀，还不如忍辱活着。
我回到家，对于自杀的命令也没有惊慌，更没有告诉家人，只是安详地读书、看报、喝茶。看多了死亡，我对于死亡并不害怕。
当我以为处长忙得已经把我忘了的时候，我接到他的紧急传唤。走进他的办公室，我看到屋里还有一个日本人。处长的神色看上去比三天前轻松多了，他很客气地与我握了握手，并请我坐下。他说：“万斯白君，我将奉召回国，明天就要动身，从现在起，这位先生，便是你的新上司。我已把你的优点告诉了他，我想你将来做的会比过去更有成绩。”
这真是一次出乎我意料的会面，我还以为他这次又要和我谈“自杀”的事。我的好奇甚至都快让我脱口而出了，他为什么回国呢？我忽然想起他对我的警告--不要向他打听关于他的一切，实际上他为什么走，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朝我的新上司鞠了一个躬，谦逊地对他说：“以后还请您多照顾了。”他“哈哈”一笑，与我握了握手。这时我才能仔细地观察他，此人年纪五十岁上下，满脸胡须，小眼睛闪烁着果敢干练的光，样子倒并不难看。
他用俄语说：“万斯白君，假使我没有弄错，1918年我们曾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见过一次。我还记得当时你与英国人斯蒂芬少校和卫伯上尉在一起，当时我则在日本军事代表团中办事。”
我惊讶他的记忆力，当时仅仅是匆匆一见。但我还是装作已经记不清十多年前的事了。
“明天上午10时再来见我。”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指令。
我的旧上司送我出去，他一边走一边对我表示感谢，并说我会前程远大。我对他说，我会想念他的。最后我们握手而别。
第二天上午我去见了新上司，我们一见面，他即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让许多人丢了官，你的旧上司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受命接任了满洲的情报处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批谍报主任撤差，只留了几个我希望能有好成绩的。你的成绩我是听说过的，希望在我的手下工作，你不要辜负我的信任。”
这是与他第二次正式见面，但我已经能感觉到他做事比前任上司更加雷厉风行。我只能答应效忠于他。
新上司接着说：“我下面说的话，你要仔细听着了。东京有许多人把国联的不公裁判归咎于满洲的日本当局，责备他们不能阻止调查团接到举报信和秘密会见。我认为把罪责推卸到满洲日本当局头上是不对的，因为即使调查团没有接到一封信，没有与一个人会见，他们做的决议还是一样反对日本的。国联是由共济主义者和犹太主义者组织成的，他们沆瀣一气。国联已经宣布了他们的报告，既然他们不留情面，那我们对他们也不用客气了。从今天开始，共济社员、犹太人以及同情他们的人，在‘满洲国’都别想过安宁的日子。”他说到这里，恶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们必须让他们吃尽苦头，让那班坏蛋知道我们日本也会还击，而且还击的程度比他们想象的要厉害。我已令我们的两家俄文报从明天开始，毫不留情地攻击犹太人的基督教青年会。对于犹太富人，我的前任对他们真是太宽容了，在我的领导之下，必须加大勒索力度，你得派人每天都去骚扰他们，在赎款上的数目也得加大，让这些富人们倾家荡产为止。共济会、基督教青年会必须停止活动。满洲国对这些无赖真是太好了。即使他们现在不与共产主义者联盟，也不代表他们现在心里面不在筹划这件事……他们现在不去做，不代表以后不会去做，也许他们现在正准备去做这件事情呢。总之从今以后，我们将要与他们开展一场战斗。”处长话锋一转，问，“你手下的那个叫老‘影’的中国人现在在哪里？”
“他带着500人，现在在海伦附近。”
“他在那边干什么？”
“他在扫荡四个乡村，准备腾出地方来给650名日本人居住，这些日本人几天内就要到这里来了。”
“他在那边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赶走几百个穷苦的中国人要两个星期那么久吗？以后像这样的事情，两天就足够了。你现在立刻去打个电报给他，把他现在的事交给手下，要他带50个人到哈尔滨来！”
次日的两张俄文报纸，《哈尔滨时报》和《我们的路》，开始接连发表言论侮辱基督教青年会，那种攻击的言论简直不堪入目。同时遭到他们攻击的还有共济会、犹太人。他们将基督教青年会形容成恶行昭彰的组织。
基督教青年会当时在海格先生领导之下。海格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美国人，他用了15年的努力，让青年会成为一流的教育机关。以创办小学作为开始，这位优秀的开拓者又创办了一所中学，以及一所有机械、科学、文学等学科的专科学校。除教育外，青年会还很重视体育。
海格夫妇不仅在哈尔滨，而且在全满洲都赢得了很多人的敬爱，他们创办的学校也拥有着良好的声誉。但现在那两份无耻的俄文报，却攻击声称青年会的学生是无恶不作的人，说有些学生吸毒嫖娼，教师们却不管不问。
《我们的路》报的俄国编辑莱特查叶夫斯基，觉得他的种种谣言对青年会的会员冲击太小，于是他便把造谣转向了暴力，他指示法西斯党攻击学生，更有几个女学生在大庭广众中受到了侮辱。
这种情形持续了两年的时间，正直的海格先生怎么能抵挡得了日本宪兵的这种种暗箭呢？渐渐地很多学生们为了不受到骚扰，不进青年会的学校了。到1935年，海格先生觉得他自己也要被逼走了。到最后，青年会虽然依然在哈尔滨存在着，但已经被日本化了，会员人数不到从前的十分之一。
哈尔滨的共济社社员80%是外国人，有英国人、美国人，有几个丹麦人，还有五六个俄国人。日本人主持下的那两张报纸，拼命地攻击他们，特别是该社团的主任，已经70岁、在哈尔滨深受众人爱戴的纳维尔先生。这两份报纸经常发表评论批评纳维尔，说他生活腐化，在外秘密养着情人，或者说他贪恋钱财，在财产来源上有些不清不楚。这些当然都是污蔑。不仅纳维尔先生，俄国共济会员也时常受到威胁，强迫他们不准进行正常的社团活动。
如果说日本人对基督教青年会和共济会的攻击更多是纸面的造谣，那他们对犹太人社团和犹太教堂进行的无耻打击可真谓罄竹难书。
满洲犹太社团的主席考夫曼博士，是个学识深厚的学者，那两家日本报纸花了好几个月攻击他，甚至有几次考夫曼先生走在大街上，突然会有恶棍走到他的面前，当众羞辱他一顿，这当然是日本人所为。
日本人还派人在夜间破坏两间犹太教堂的玻璃窗，犹太人把教堂修好了，玻璃窗却又被砖石击碎了，一次又一次，到后来便任其自然不再修理了。这两间教堂，就在零下30℃的天气中忍受着寒风的侵袭。
老“影”和他的50名部下在哈尔滨的职责是专门绑架有钱的华人，索取巨大的赎金。他其余的部下又分成两队：一队专门在中东路东段攻击火车，这样就可以阻止俄国货物从海参崴出口；另一队散布在吉林的北部，在那里他们威逼农民放弃他们肥腴的土地，让日本移民居住。他们从中国的土地所有者手中采用非法手段抢占了大约有20万亩的肥沃土地，他们的借口是这些中国土地所有者的地契有问题，他们就把这些土地“充公”了。凡是放弃抵抗愿意出让土地的农民，日本人按照一元钱一亩的地价回收，如果不肯的话，便会由匪徒硬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