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倒不介意，原因不在于陈炎拍他马屁，而是他提到了一个词-治国安邦。作为执政者，其政治智慧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官场中保护自己、升官发财的智慧，这个被称为权术，另一个是治国安邦的智慧，这个是叫“治道”，商鞅说的“治道不一”就是这个“治道”，而大多数人把政治智慧理解为第一个，人为过度地关注权术、权谋或者说所谓的阳谋，而且将权术狭隘地理解为整人的艺术，“政治智慧”一词的注解正在偏离它原有的轨道，朱仲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来诠释什么叫“政治智慧”，“政治智慧”的含义不叫整人，而是叫“治国安邦”，作为一个执政者，要多学学这些这种学问，而治国安邦的学问在以前被称为“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一词盛于明末清初，当时明朝面对女真人的攻击无能为力，很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朝廷的士大夫只知道搞诗词歌赋、文章辞藻，而对于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学问，根本不关心，因此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一筹莫展。对此，有识之士大力提倡“实学”，就是真正能够有利于治理国家的学问，这些有识之士的代表就包括二顾（顾炎武和顾祖禹）、王夫之、陈子龙等，顾炎武的代表作是《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讲述了治国之道的方方面面，顾祖禹的代表作是《读史方舆纪要》，这是一套兵要地理丛书，王夫之的代表作是《读通鉴论》，陈子龙的代表作是《皇明经世文编》，他们将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学问编纂成书，希望能够培养一些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的士大夫，虽然最后还是失败了，但是这些学问一直保留了下来，就是上面提到的这几部书，而这股经世致用的风气在晚清时期还鼓舞了很多热血青年抗击侵略、保卫祖国，左宗棠就是其中的代表，而清朝经世致用的书籍更加系统，其代表作就是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编纂的方法和体例更加科学，《皇朝经世文编》与明朝的《皇明经世文编》衔接顺畅，并且后来续作层出不穷，在晚清、民国历史上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朱仲听到陈炎谈到这些书籍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他不相信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竟然会看这些书，而且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年轻人有自己的政治信仰-为民请命，“太像以前的自己了，真的太像了”，朱仲不觉在心中已经对陈炎做了安排！
“陈炎同志，你既然有《左文襄公全集》这套书，那么你对左宗棠一定很熟悉了”。
陈炎有些诧异，“朱书记好像并没有在意我刚刚的话，看来自己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陈炎说，“嗯，算不上熟悉，但是从内心来说，我很佩服他。”
朱仲没有继续陈炎的话，而是提了一个新的问题，“你既然熟悉左宗棠，那么，也一定熟知曾国藩了和李鸿章了，对于这三个人，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