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坚持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提出的。他总结了我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也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影响重大。不同的发展观常常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这里说的“结果”，包括坚持什么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或者说，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念，直接影响到坚持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中国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苏联的影响，有些方面还是照搬的。
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形成自己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苏联发展观的最大的、也是影响全局的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苏联革命前经济文化落后于西方大国。列宁、斯大林都认为，落后就要挨打。更何况它是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面临帝国主义的侵略危险和战争威胁。要强国就要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于是在工业化中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实行以追求发展速度、粗放经营为特征的、赶超型、战备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这种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表现为五重五轻，即在经济发展上，重工轻农；在工业部门’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在发展方式上，重速度，轻效益（髙投人，高浪费）；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重生产，轻消费；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上，重军用生产，轻民用生产。
这种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的产生有其客观原因，并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也导致社会经济片面地、畸形地发展，造成一系列的比例失调。
一是工农业的比例失调：拿1953年同1913年相比，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36倍，农业总产值仅增长46%。1953年粮食总产量还低于1913年。到苏联解体以前，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与农业之比为4：1.苏联只要求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服务，却不用先进的科技、工业装备农业。农业中从事手工业劳动的人竟占3/40.
二是在工业内部，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失调：苏联长期坚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方针，并以压缩和牺牲消费品生产的发展为代价保证这个方针的实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年份，甲类工业（生产资料生产）增长速度一直保持高于乙类工业（消费品生产）的突出的优势地位；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甲类工业一般约占3/4，而乙类工业仅占1/4.乙类工业的严重落后是由于投资不足造成的。据统计，1918—1985年，乙类工业的投资仅占工业投资总额的11.9%，而甲类工业投资则占88.1%。
三是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的比例失调，这是造成苏联经济结构畸形的重要原因。苏联70%的工业生产与军火生产有关。莫斯科有一半的企业，列宁格勒约3/4的企业是军工企业。苏联的军工生产大大超过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限度，超过苏联国力所允许的限度。苏联的军事实力与美国相当，但经济实力却不到美国的一半。为了多生产导弹、大炮，只有以削减面包、黄油的生产为代价。它可以有世界第一流的与军工关系密切的航天工业，却生产不出人民所欢喜的日用品来。到苏联解体以前，苏联的民用工业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一些消费品还大大落后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
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主要是军火工业），是以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的。它浪费严重，效益低下。1980年根据苏联自己计算，它生产一个卢布国民收入所需的投资要比美国多50%。20世纪8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80%，而苏联仅为40%。
这种结构畸形的经济，消耗性经济，靠指令性计划，用行政手段来推动因而缺乏内在动力的经济，必然发展缺乏后劲，难以持续。苏联剧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苏联经济发展战略功能已经衰竭的结果。
苏联经济发展战略上述的“五重五轻”，其结果就是离开了社会主义建设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最终目的，即背离了以人为本这一社会主义的宗旨。
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说，这种发展战略的突出特点有两个。
第一，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重政治、轻经济：片面夸大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把巩固政权当成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目标，国家经济工作被置于为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的地位上。
社会主义建设进而被变成官僚特权阶层维护自己权力地位的斗争，以人为本蜕变成以官为本。这种“重政治”的后果便是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大清洗，大镇压，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冤案。成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致命的硬伤。
第二，在国家和个人关系上，重国家、轻个人。人被当成完成国家某个目标的工具，被置于绝对服从国家目标的地位，个人的合理利益长期被忽视，长期实行的高投入、高积累、低消费的方针使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受到很大的限制。人民的政治民主权利极不充分，或者有名无实。以个人崇拜为思想基础，以书报检查为重要手段的文化统制主义使得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大打折扣。在苏联这种重国家，轻个人的发展战略之下，社会一个声音，铁板一块，死水一潭。
综上所述，苏联的这种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离开了以人为本这一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不能很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本质，不能从个人利益上形成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这种制度的体制和机制，削弱了这种制度对人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苏联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的偏颇和错误是导致苏联剧变，制度瓦解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受到苏联很大的影响，虽然在农、轻、重关系、军用民用工业的关系方面，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但也存在过比例不适当的问题，尤其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之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工农产品不能平等交换，城乡之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劳动者权利和发展机会不平等，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方面，中国从理论到实际执行的方针、政策都同苏联极其相似。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妨碍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在各个领域发生和正在发生模式转变。这个转变包含着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和转变。第一，带有根本性的全局性的转变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一发展战略的转变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发展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作出不同于传统发展观的回答。新的发展观正确地认为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通过发展经济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第二，逐步协调工农和城乡关系，通过提高农业产品的价格，打破农村只搞农业、农民只能务农的传统，鼓励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等措施，使城乡关系在某些方面有了改善。第三，调整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关系，重现人的全面发展，承认差别，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通过对“左”的践踏民主、侵犯人权的“整人政治”的批判和各项政策的落实，逐步造成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所谓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首先就是把人从束缚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体制下解放出来。
没有发展观的转变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就不可能有中国改革二十几年来的伟大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发展观的转变巩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
但是，客观地看，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高投入、高消耗的外延粗放增长的发展方式。经过“十年内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姓生活在“贫穷的社会主义”之中，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面临的任务首先是解决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不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供给，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上，很难顾及其他。我们突出增长速度，强调“效率优先”，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也无法打破原来的模式和体制。但因此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GDP的增长速度上，GDP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指标”，也是世人所公认的中国在“崛起”的首要标志；但把它当成“惟一指标”，忽视了相应的其他指标，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为GDP的增长不反映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损失。中国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我国的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只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1/3—1/2；世界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8个是中国的，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废弃荒芜的开发区，闲置的生产线，利用率低下的飞机场，富丽堂皇的办公楼和度假村，随处可见。中国GDP的增长是以社会财富的很大浪费为代价的。
我们强调效率优先，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和政策都在中国的飞速增长中起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社会公平置于被“兼顾”的地位，而与“先富”并提的“共富”的措施是什么，则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难题。GDP的增长为社会公正创造经济基础，但却不会自然导致社会公正程度的提高。现实的情况是贫富差距拉大了，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承受线。
2000年20%的最富人群占全部收人的50%以上，20%低收入户只占总收入4%，而城乡之间的实际差距大约为6：1.
这就是进入新世纪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些主要矛盾。根据以上情况，根据中国的国情，吸取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特别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尊重和保护人权等重要方针政策。在此基础上，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的方针，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全会建议，后来经全国人大通过，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写进宪法。上述这些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容。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或明或暗地常常要碰到对不同的主义的选择。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新的重大的变化，不同阶层自然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因而都想使社会朝着合乎本阶层利益发展，这便是产生不同“主义”的实质含义。透过层层表面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世纪之交的中国，实际是选择什么“主义”之争激烈进行的年代。中国新一代的领导集体，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大事，我们有必要，也应该从“主义”的层面上理解其意义。
“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如果面临着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的状况，面对少数人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而数以几千万计的百姓则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每天都要为吃饭穿衣、孩子上学发愁，我们却无动于衷，听认这种现象存在和发展下去，那么，社会稳定都成了问题，还谈得上社会主义吗？
不断缩小并最终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最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坚持的发展方向，也是很艰巨的历史任务。不容否认，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却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近几年来城乡、工农差别还出现了扩大的趋势，如果我们对此不闻不问，我们凭什么自称为社会主义者？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为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权益。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自然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比较浓厚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又影响着民主政治的建设和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如果我们光注意经济建设，忽视文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经济发展也不会持久，也不可能建立高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同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是互为因果的。然而，“主义”、“制度”、“观念”、“战略”等这些均属主观的因素，发展说到底要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限制乃至于决定。中国社会发展最突出的不利的客观因素，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尖锐的矛盾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土地、水、能源三大资源的短缺是发展中最大的困难。我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水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石油储量则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3%。中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考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