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8年4月，不堪世事的磨难、一直忍辱负重的汪璧自杀身亡了。起初，这一噩耗对顾准一直瞒着，大约过了一年半以后，顾准才知道。还是远在上海的陈敏之隐隐约约得知了这一消息，但他受羁于狱，无法与哥哥通讯。
关于此事，陈敏之饱含热泪地写道：“我第一次听到这传闻，还是在漕河泾原‘少教所’隔离期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我无法深究，直到1969年9月回到家里，我妻子告诉这是确实的，然而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1967年11月，我曾有机会去北京，便专程去探望过她，那时她看来十分疲惫和憔悴，但是，我怎么能想到仅仅半年以后，绝望到作出这种选择？老母亲走了，去了太原；丈夫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是咫尺天涯；孩子们都给“文革”的巨潮卷走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能给她这颗孤独无告、破碎的、流淌着血的心一点安慰，否则，也许这场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而此时，还蒙在鼓里的顾准虽然十分想念“离婚”的妻子，却也身不由己，1969年6月16日他在不知汪璧已故的情况下，还以自责的心情写下了对妻子的真切之情：
回顾1934年和汪璧结婚以来，无论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在解放区时期，在全国解放以后，她都在承担起做母亲的全部重担之下，坚持了革命工作的岗位。早期，即1940年以前，我抛弃比较优裕的社会职业转入地下，或离开上海到抗日根据地，她从未扯过后腿。全国解放以后的短期上海工作时期，她绝没有因为我工作地位较高而在个人生活或家庭生活方面有过什么额外的要求。不但如此，1940年以前也好，1949年至1952年也好，我尽我们所能照顾了我的家庭成员，我对她的家庭成员却疏忽到了极点。我没有见过岳父，直到1962年去沪调查以前，汪璧的四姨一直在上海，她对汪璧早年上学出过很大力气，我却一直没有去见过她和四姨夫。1949年以后，汪璧内心里无时能忘迎养岳母，我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1959年岳母故世上海，汪璧终身抱憾。1940年我去苏南，汪璧留沪，依靠她的工资维持我的母亲和弟妹。1943年汪璧解放区回上海，长女生下来不久，我去延安，她们在上海的生活，我当然无法照顾。……至于1957年我划为右派以后，全部家庭生活当然都由汪璧负责。正是我这方面的亲戚，评论汪璧时说，她是把一切都贡献给我了。在革命斗争的洪流中，这些都不过是琐屑小事，当我自以为我牺牲一切贡献给革命的时候，我对汪璧这些自我牺牲的行为，内心里也没有感觉过什么不安。……我现在对汪璧除了感激几十年来她的恩情而外，也感激十几年来尤其最近几年来她对我的挽救和帮助。倘使今后我还有机会厕身于人民的行列，贡献我的余生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我也希望在我的余生中有机会照料汪璧的生活——她身体本来不好，1957年以来由于我是右派分子，又担负起来了过重的负担。1967年5月所见的她憔悴容貌，略一回忆，还如在目前！
不幸的是，顾准所云竟成谶语，他的夫妻白首偕老互敬互爱的愿望，竟成泡影！情之于情，人何以堪？
1969年11月，经济所奉林彪第一号令，全部下放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前夕，顾准曾两次向组织提出书面申请，要求面见汪璧一次。此时，他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他的妻已不在了，因此，他又向组织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因此，直到11月7日，他才得知这实在瞒不下的噩耗。11月14日临行前，大雨如注，顾准在东来顺晚餐，食而无味，心情沉重，他在日记中写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此情此景，令人心酸。
然而，顾准对汪璧的死期、死况、遗言，仍然一概不知。他在1969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话：
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年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情况……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盒上失声大哭。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妻子是再也见不到了，去干校前，顾准提出想见一下孩子，组织上同意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虽然顾准千方百计想抑制住难以抑制的哀痛，可是他的心碎了，他太爱他的妻子了。由下可证：“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长恨歌》说：‘此恨绵绵无尽期’，那是空话。但是马克思把他父亲的肖像，镶嵌在胸饰中，带进了地下。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顾准没有死，活下去了，但是在罪恶的癌魔和“左”魔双双施虐下，他只活到1974年。从此之后，无论处于何种环境，顾准无时或忘爱妻，时时流露出凄怆的心情。1970年10月15日的日记他还写道：“悼念亡妻，无法自已。1964年前半生经历，处处与秀有关，此生所有一切欢乐场面，都是秀给的。这几天，梦中有时出现这样一二个欢乐镜头，醒来悟秀已离人间……”为此常常泪沾枕头，梦牵心望，不能释怀。
“五七干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从1968年10月以后，大城市的各种机关单位便开始创五七干校，将职工分批送去劳动改造。1969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由于“文革”而减少或中止业务工作的许多单位，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五七干校。仅中央、国务院所属部门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十八个省区，便创办五七干校一百零六所，共约十万多名干部。其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全部下放河南省。
将学有专长的人都统统赶到农村，不务正业，以劳动生产、劳动改造为宗旨，这是林彪、“四人帮”的一大发明。王洪文曾经说过：“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而林彪一伙的用意，也正是用五七干校这种形式来排斥异己，进行打击报复，残酷迫害。
1969年11月16日是出发的日子，目的地是河南息县。顾准等大批人马下放。在火车站热闹喧嚣之中，遮不住人们从他那扇心灵的窗户里透出来的忧思。
从此天高地远，世事茫茫。
息县属于河南省信阳市。“大跃进”时期，河南放卫星，信阳地区又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现在这里的遂平县。由于“共产风”的肆虐，饿殍枕藉。这就是著名的“信阳事件”。
干校所在一无所有，连住的房子也要自己去盖，大家只好先住在边上的一个棉花仓库里。不过，苦中取乐，劳改队里的人分属各个时期和同一时期不同性质的“反革命分子”，像骆耕漠、杨坚白、顾准等等几十人。顾准是劳改队里的一名老劳改犯，又和吴敬琏同属一个排，便经常在一起。
干校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还要在精神上遭受折磨。顾准从1969年至1972年，在干校生活了三个年头，这是非人生活的三年，曾同顾准一起劳动的吴敬琏说：“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血，除了参加劳动外，还得应付没完没了的‘交代’和‘批斗’。有了一点时间，他就抓紧读书，认真思考问题。……在河南明港时，不断有外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老同志，虽然饱受皮肉之苦，他仍然严词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事后顾准对我讲述他的遭遇时，谈笑自若，丝毫不以为然。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滑’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顾准与经济所下放干部是11月16日上车成行的，于翌日清晨3点半到达河南驻马店，经汝南、平舆、新蔡、仓信等地，于下午2点到息县东岳的干校基地。接着，他们就在未来的一个多月内，运砖、卸车、修路、运砂、垫土、打夯、搭工棚，据《顾准日记》记载，与他一起劳动的还有张曙光、杨长福、吴敬琏。其间还穿插了参加任务讨论会、表决心大会、清队（清查“五一六”分子）动员会以及传达总理报告会，还要不停写检查交代……
在干校期间，顾准始终是思想上的强者，即使写写交代，“改造表现”好一点，至少是想少连累家属，他没有低下他高傲的头。他在1971年的日记中写道：“出处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因而他发誓：“我决定不做魏连芟，那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所以“去他妈的自满情绪！”可能是他的真实心迹。
吴敬琏也是1969年与顾准一起下放干校，才对顾准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从此成为莫逆之交。据吴敬琏接受采访告知，1971年初，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吴敬琏与顾准同在难中。那时的顾准五十六岁，刚刚经历了家庭破碎的人间惨剧，但他并没有心灰意懒，反而立志要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做一个“用鲜血与墨水的笔杆子”。他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吴敬琏从顾准那里获得很大的教益，这对他日后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治学方法以及为人处世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顾准正以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的身份，在劳改队从事体力劳动。顾准把身受的侮辱和损害视为身外之事，在劳动之余仍然一意不乱地阅读学习。而吴敬琏则因“怀疑康生”获罪，被定为“暂不戴帽子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打入劳改队，他在顾准的启发和帮助下，开始恢复和提高英语阅读能力，并博览群书。在休息的时候，他们广泛讨论“文革”的发生，品评古今，虽然两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却因为能够互相启发而感到无比欣慰。
吴敬琏想起了多年前去世的顾准，正是与顾准的交往，才使自己大彻大悟，从一个笃信苏式计划经济的教条主义者，逐步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播种者和捍卫者。
当时四十一岁的吴敬琏深深地折服于顾准的铮铮傲骨和深邃思想，两人朝夕相处，很快成为生死至交。在顾准的影响下，吴敬琏读名著、学英语，然后两人学思相长，层层深入地破解那个困惑他们多年的共同问题：为什么千百万人满怀理想、奋斗牺牲，播撒的是龙种，得到的却是“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这个“跳蚤”？
吴敬琏念念不忘在五七干校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顾准峥嵘鼎立的人格魅力和敏锐独特的经济思想无一不给自己带来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
吴敬琏记得，当时他们进了劳改队干的第一个活是起圈肥。吴敬琏干不了这个活。圈肥里垫的土黏性大，和猪粪混合起来，一铲子插下去，怎么也抬不起来。顾准看到就过去帮他，嘴里还说着：“你哪能干得了这个活？我来。”顾准劳动很认真，对吴敬琏也非常照顾。此时吴敬琏四十一岁，顾准五十六岁。
历史的机缘，使两人接近起来。渐渐地，吴敬琏被他的人格魅力和深邃的思想牢牢地吸引住了。
1967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现实，使吴敬琏开始对“文革”的真实意图产生了怀疑，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那几个人更觉得他们心怀叵测。他时常向顾准透露自己的想法，而顾准总是说，这不只是那几个人的问题。对于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都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候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怪事，需要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去观察。
运动慢慢消停了。然而，在这样的时代悲剧中，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难道就能无愧于心？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在那苦难的日子里，顾准始终特立独行。即使在干校，他还敢穿早年上海绅士的西装背心，背带西装裤，戴一副玳瑁眼镜。他对吴敬琏说：劳改队里的有些人是左派反革命，咱们是右派反革命，不跟他们来往，于是两个人大读其书。吸收新知识要有工具，在顾准的鼓励下吴敬琏开始捡起中学时学过、但学得不好的英语。
顾准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这是纪念蒋介石寿辰印的一批书，很旧。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诫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位参谋当然答不上来，于是，顾准逮住机会狠狠教训了他一顿。他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从此，军宣队的人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吴敬琏也跟着沾了光。大规模的读书展开了。
两人经常在一起读书，谈感想，慢慢地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吴敬琏非常珍惜和顾准的朝夕相处，一起读书讨论的日子里，他从中深受教益。他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参与这种能够启发人思想的自由讨论了。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真是一种奇缘。”
就这样，顾准和吴敬琏等志同道合者从希腊史入手，一面看，一面议论。除了希腊史，他们也看一点中国史的书。当时，已经传出关于“《十批》不是好文章”和“评法批儒”的“最高指示”。为了自己能判断是非和探索“文革”领导人深层的思想，他们读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以及《荀子》、《韩非子》等书。对于为宣扬施行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的韩非自不必说，像被尊为圣人的荀况也公然主张“才行反时者杀无赦”，实在使人吃惊。从这里，看到了所谓“儒表法里”的专制主义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多么源远流长。这样，对于探索希腊城邦民主制的源头和兴趣也就更大了。他们在相互探讨中意识到，过去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书籍总是说，希腊、罗马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社民主制是直接继承来的，似乎公有制度总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共产主义社会不外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复归。但是这种说法，是同在原始社会与古代民主政体之间中间隔着王政时代和寡头专制的历史事实不符的。既然希腊城邦民主制不是一种从原始公社直接演化来的，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为了求解，顾准与吴敬琏反复讨论，进行“思想试验”来证实或是否定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假说。后来他根据希腊的小亚细亚殖民地的民主制的形成先于本土的事实和这些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很有类似之处得到启发，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说：当初小亚细亚殖民地的希腊人多半为逃债，或者被放逐到那里去的。他们的原有的等级从属关系的羁绊已经被切断了，面对着强大的异族势力，他们只能以独立平等的成员的身份组成共同体。城邦民主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然后，母邦再把殖民地的制度移植过去。顾准很欣赏这种解释。
他们还用当时初步形成的一些思想分析时事，议论诸如重印《天演论》的用意是什么、评法反儒的实质在哪里等等之类的问题。顾准后来对别人说与吴敬琏聊天是一种享受，其实就是指这一段时期他们之间的讨论。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那种情况下，以其得天独厚的知识学养，通过交流，让思想不再枯竭，让思维不再艰涩，真是件幸福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吴敬琏在与笔者交谈中，不时流露出对顾准赍志而没所带来的无比痛惜，他曾经设想天假以年，顾准如果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当有所作为，而且必将大有作为。
二
现已问世的《顾准日记》，第二部分即是《息县日记》，真实地记录了顾准从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从“北京—东岳—明港”的经历，主要的内容是学部干校的生活实录，从中已闪烁出后来顾准在与其弟陈敏之通信中所阐述的那些独立思索与见解。这些日记，不仅是顾准思想形成的心灵轨迹与政治文化背景，而且是特定时代的真实反映，一个民族遭受的“痛史”。
这份日记仅是顾准苦难生活的一个片断，中间有对劳动改造的记录，又有对共和国命运的忧思。有一种舆论，对《息县日记》存有反诘，认为观照出“两个顾准”（林贤治），又谓是“伪日记”（沙叶新），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顾准就是顾准，世上只有一个顾准，日记中某些假话、空话，只是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须知那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你得随时应付不知道什么时候降临到你头上的突然袭击，所以读《息县日记》恐怕要注意到这点。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份日记中，顾准决意告别会计学。早年，顾准是以会计学研究知名于上海滩，年纪轻轻就是一位会计教授。在干校劳动时（其实已是他的晚年），他认为会计学固然重要，会计事业是永恒（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不能取消经济核算），但它毕竟处于从属地位。在顾准眼里，紧迫的问题是社会和现实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如何走。
顾准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会计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旧业，也不想再操了。”为什么呢？在同年2月21日的日记中可以找到理由：“回忆1968年8月前读书二年，1968年12月起释卷，迄今也已二年半左右了。一旦摘帽，方毅那里信是要写的（按：顾准准备致函方毅，是想建议国家成立总会计局），关于会计、管理的‘文章则不准备写了，因为实际状况的变化，据报纸上所登载的不过十之一二，其他情况一概不知道，全面的论述并无根据。而且今后我究竟在哪一方面有所效力，尚不确定。会计、管理固然是一个方面，倘若治手，会占去我全部精力，1963—1964一年间全力以赴，成就有限。现在想想那几章‘会计学’草稿，实在一无是处。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还确实要有一个班子，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要准备长期搞下去，并不是‘浅尝辄止’所能解决的，这样，陷下去容易，拔出来就难了。”所以，顾准打算先从事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他继续写道：“也把前些时候写的几张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卡片拿出来重读了一下，其中关于法兰西大革命的再估价部分，上次写着写着就搁下笔来的，想起来要对这个问题真的能够有所认识，还必须把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史，尤其是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法国史弄得有个眉目，才能形成初步意见。人寿几何，能够二个拳头打二个人，甚至妄图长出第三只第四只手、第二个脑袋么？”
这样，尽管条件十分艰苦，顾准仍在不倦地思索。
当时，学部干校参照部队编制，有连、排、班等，不时召开全连大会，内容空洞，无非整人、学习有关文件。他们的居住条件也是恶劣的，多次搬家，从《息县日记》中可以得知，到1971年2月18日第三次搬家还是住饲养房，与顾准“同住的为张曙光、刘国光、张之毅三人。班里全部人员为刘国光、杜浩智、张之毅、张曙光、巫宝三、孙宗、刘淑英、陈长源、汪熙曾，共十人”。到了新地方，又开始繁重的饲养班劳动，请看顾准一篇《饲养班的十八天》日记：
来这里，今天是第十八天，其中九天用于出圈填圈，看来，再有四五天，可以完成第一个周期。这一个周期是困难的，因为过去的半年多，严格说来，猪圈从未彻底清理过。一月三十一日及二月一日，王贵震、杜浩智等五人，和我带的吴敬琏、曾延伟等五人，花十五个工，“彻底”地整理一次猪圈，其实是不彻底的，最主要的猪坑上没有掘地三尺，而且小圈底下的肥坑也没有彻底整清楚，即便是“院子”里，也没有挖彻底。这第一个周期所以困难，还因为现在是运肥到堆肥场，而这个饲养场地内坑坑洼洼太多，所以，清圈填圈是和挖水圩子、填路一同进行的。水圩子计划得到大家的热心赞成，巫宝三以六十七高龄，尽力挖土，拖拉机来，用开沟犁把水圩子的轮廓开了出来。张曙光这个大力士，是清圈、填圈、铺路的主力，来后十八天，我用其中一半时间搞清圈填留有关的工作，张曙光实际参加的时间要少得多，但是他完成的工作是远远超过我的。这十八天，尤其是最近十天，每天累得晚饭后只躺下的一法，然而目睹久已设想过的“挖填”工程进展场地内可以整理得有头有绪，而且将变为一个小小的并非可以自由参观的饲养场，心里是十分高兴的。
但是，就在顾准等人“兴高采烈”庆幸猪圈落成，将动手搞猪食地坪之时，突然接到“搬到明港的一所营房集中搞运动”的指示，工程只得半途而废。顾准想得好：“当然，从远景来说，也并不突然，因为一种政治安定和全力搞建设的局面已经出现，像现在这种状况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
顾准是4月上旬到达明港的，名为“明港集训”，实为“强弩之末”，干校快要走到尽头。他在3月底4月初的日记中对学部干校一年半左右的历史作了如下小结，足资存史：“1969年，我连（按：指经济所）首先到达东岳，到此次搬家搬完——估计不会早于四月十七日——前后历时一年又五个月。其间，经济、文学两所先离北京，第二批是自然科学史室。如经济、语言所及民族所在1970年3、4月；5月，考古、近代下乡；8月，其他各所及学部机关扫数南来。所以哲学、历史、外文等后来各所，在乡时间不过八个月，比经济、文学两所少九个月。经济、文学两所下乡最久，建房规格是经济所做出来的样子，砖窑是经济所第一个动手，脱坯也是经济所第一个动手，但是，1970—1971年冬春，经济所已经任务不足，颇现松劲。而中心点庞大的建筑群，则是后到各所奋战的成果。……这一年半，建校的方针经济建校，突出炼人，其间每次战役结束，都举办讲用会，评比则全未举行过。炼人效果如何，可以‘谁来谁变’四字概括。……干校是‘学校’，是不与农民混居的学校，日常生活，在住与行方面比较城市已经艰苦很多，伙食之不能降低到当地农民水平是必然的。然而十年消长，也是见时易势移，人力难挽。分析其原因，可以列举下乡人员老了，城市生活方式固定化了，看农村贫困二十年来并无根本变化，等等，而瞻望未来，则全国农村都发生大寨式的变化，前途犹多困难。”
林彪、“四人帮”搞五七干校，就是变相使知识分子失业，就是埋葬科学技术文化，埋葬民族的进步。顾准所在河南农村的荒野、茅屋、土房……使他忧心如焚，农村的贫困牵挂他的心，但是出路何在？
1971年4月，干校搬到东岳以后，对顾准之类“劳改分子”的管制实际上松动了一点，顾准就以“读书为主”，辅以“思想汇报”（因“董辅宣布监管对象要每周汇报思想”）。
这些汇报无非是“认罪服罪问题”，交差了事。在《息县日记》中，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记载，发现一位勤奋学习、不倦思索的智者形象，当他得知在京的书籍与卡片有可能被没收，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决心在五七干校一面劳动，一面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北京藏书，大体上已经利用过：通过这些书籍，我眼界开阔到上下古今，今后有赖于这些书籍的，不过是引证史实，引证百家，不致有文词上的错误而已。大体their meaning had been caught already（意思已经领略了），即使这些书全部丧失，我也写得出东西来了。手稿，比之要写的东西，幼稚肤浅，可以采用者少。卡片不外抄摘与感想，有，当然好，丧失了与丧失书籍手稿结果一样。一个人，用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我所要写的，没有书籍、卡片也可写，丧失它们，又何所惧。（1970年1月1日）
正如顾准所云，五七干校“并不是可以写作的环境”，但他通过努力，争取到阅读与思考的权利，军宣队也拿他无可奈何。囿于条件所限，他能够读到的书是有限的：“手头可读的书少，今后一个长时期还不知干什么好。”（1971年9月2日）但是顾准始终在如饥似渴地搜寻书籍来读，1971年6月9日的日记这样写道：“七日休息，未去小卖部，巫（巫宝三）得《天演论》。下午，见巫读此书，疑为由京寄来，后闻购自小卖部，甚悔未去。初见此书，似受电触。曾读李锐书，知昌济先生曾以欲得大树擎天，与夫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教人，亦如主席少时，极重立志，《天演论》要旨以人力胜天，今见是书新版，度必有原因，极想一读，前日今天，粗读一过，颇多感触。读后所得，约之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一语。赫氏此书，虽以达尔文物竞天择开其端，又以人力治园，与天竞胜之例演其义，其间评述诸教祖与哲学名家之人生哲学，归根到底，无非强调人定胜天一语，而于政治则为舍己为群，一又利己即利人之说，持其论，可以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并非人事，特为自然。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据悉在此。”
由一本书的出版、阅读，推及形势的演变，实在为顾准所擅长，只有顾准才能够体味其中的奥秘。同年6月20日，顾准又记道：“连日读书甚勤，《反杜林论》也结束，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也已将次结束。”这些书，他早就读过，此番再读，想必又有新的收获。
在顾准的思索范围内，包括外交、财政、建设科贸经济发展速度、国际形势等等，特别是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可谓真知卓识。1971年8月2日，顾准以《十年来的苏联经济》为题记下了他的思考：“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依然是备战经济体制下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极其笨拙的、悉索敝赋的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于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病了。”又说：“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浪费与窒息的制度，经济发展所获得的新增收入，用在军费与基本工业扩展上的比例很大，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他还认为：“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沧桑巨变，二十年后的苏联解体，证实了顾准的预言。
“位卑未敢忘忧国”，顾准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更不关心我的处理问题。二周前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决心超出‘利用对象’的水平，力求继续革命。然而出处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倘然还能活二十年，最大希望，不过是广泛涉猎古今哲理，旅行祖国各地，看看山河如何重新安排，经济如何建设，作刍荛文献而已。Huxley（赫胥黎）说，‘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懂焉’，以之对付过去，以之对付未来。”
顾准对国内“文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众多变化，无动于衷，他关心着人类的命运和祖国建设的未来。吴敬琏说得好：“在这个冷峻孤傲的外观下面，有着一颗充满爱心和柔情的内心世界。人们也许以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人世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物外，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我想，这个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顾准从来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不是禄蠢，就去出家’，‘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都不足为训。顾准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顾准的确实现了这一诺言，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篇章，至死方休。”
顾准身处逆境，头脑清楚，冷眼旁观，不但他本人喜爱读书思索，还十分关心青年人，鼓励他们不要受“读书无用论”的误导。据徐方（顾准同事张纯音之女）回忆：“顾伯伯特别关心年轻人，热心帮助年轻人成长。记得1970年下干校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有一次顾伯伯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如果不读书，是决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一定不会灭亡，终有一天这个社会迫切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如果你没有本事，那就可悲了。’他还说：‘你应该像小孩子捡石子那样为自己搜集知识财富。’正是听了他的这番教诲，我才开始下决心学习。……可以说他的那些教诲对我选择人生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像这样的事情，在干校中，顾准还做了不少。
顾准的五七干校劳改生活，直到1972年夏天才结束。这是由于在周恩来总理干预下，整个学部从河南息县明港回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