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府既已显贵，总觉得自己的家族世代末能列人氏族志——贞观时所修的《氏族志》，是一大缺憾，应予更改。他的这一想法，与武后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武后家族也未人《氏族志》。于是李义府和许敬忠奏改《氏族志》。有武后在高宗面前鼓动，高宗自然准奏。新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李义府借此机会，终于脐身于名门望族了。李义府曾说他本出于赵郡李氏，并与诸李氏叙亲疏。“无赖之徒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叙者甚众。”给事中李德崇开始与其叙同谱，待其被贬普州，德崇便将其从赵郡李氏族谱中削除。李义府听说后十分恼怒，重新为相后，便唆使亲信罗织罪名诬陷李德崇，将其下狱，并逼其自杀。由此可见，李义府报复心极强，且心狠手辣，稍不如意，便想尽办法以达到复仇的目的。
李义府的家族挤进了《姓氏录》，他又觉得先祖的坟墓实在寒酸、有失体面了。于是，李义府要将其祖父改葬于永康陵旁。李义府大兴土木，示意附近各县都派丁夫、车牛参加修建。三原县县令李孝节趁机竭力讨好李义府，私下征集众多丁夫车牛，昼夜下停地输土筑坟。见三原县县令如此大张旗鼓，附近七县的县令唯恐自己稍有怠慢而得罪了李义府，便迫不得已地带领人丁、车牛去供役。高陵县县令张敬业一向忠厚老实，迫于压力，终日劳累，活活累死在工地上。助役者七县之多且不说，就连王公以下的各级官吏也都争先恐后地为其送礼，赠送安葬所需用品。送葬那大，高宗下诏令“御史节哭”。送葬的马车，以及祭奠供帐等物，从灞桥到三原70里，浩浩荡荡，络绎不绝，成了唐朝以来王公大臣们未曾有过的豪华葬礼。这既是他贪谋无所、盘剥百姓的充分表演，又是他权倾朝野的一次炫耀和示威，为祖父迁坟，竟有这般举动——上至高宗下诏，中至公卿送礼，下至县令供役，达此行能有几人？
可以说，李义府的葬祖坟之举，既是想光宗耀祖，更是玩弄阴谋诡计的十足暴露。
李义府越发得势就越加钻营奸佞之道，不仅自己肆无忌惮，就连整个家族也无所顾忌，“专以卖官为事”。久而久之，高宗也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未免有些过分，劝他说，‘“听说你的儿子、女婿以法行事，多有过失，我已为你多加掩盖，你应该劝他们少为之。”可以说，作为一国之君的高宗，这番话说得相当客气了。然而李义府自恃有武后撑腰，揣摩众臣无有敢上谏其罪之人，便勃然变色，慢慢地问：“是谁向陛下这么说的？”高宗说：“何用问我，是你自己所为嘛！”李义府无言以对，但并未对高宗谢罪，只是慢慢退去，惹得高宗满心不悦。李义府之所以敢于如此对高宗不恭，就是因为有武后作后盾，所以竟敢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当推宋朝的秦桧。
秦桧步人仕途之时，正值北宋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发动了侵犯北宋的战争。沉溺于骄奢淫逸中的徽宗，被气势汹汹的金兵吓得魂飞魄散，忙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恒，自己率人逃往镇江去避难。赵恒即位，为钦宗，钦宗的胆子并不比徽宗大多少，也是个软骨头。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了沛京，派遣使臣索要太原、中山、河间三镇。钦宗及朝中要臣均同意割让三镇以议和秦桧被派作割地使，前往河中办理交割事宜。未及秦桧到达，金兵巳经退却，他只好半途而归。
这年闰11月，金兵再次南犯，汴京失陷，徽宗。钦宗及后妃、亲王均被扣押。翌年2月，莫俦等从金营归来，传达金帅命令，推立异姓为皇帝。留守王时雍等召集百官军民共议，想立张邦昌。百官失色不敢答监察御史马伸当众提出：“我们都是诤臣，怎能坐视而不吐一词，应当共同给金帅上议状，要求保存赵氏。”当时秦桧是御史丞，即御史台的长官御史台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的机构。马伸是其下属，居然能当众力陈保赵之主张，他自己当然不能不有所表示，怎么表示呢？他既怕惹恼金帅而大祸临头，亦怕赵家不满而遗祸将来，绞尽脑汁，想出个两全齐美之计：单独写一状纸送交金营。他在状文开篇便写道：“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辩，非特忠于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尔。”秦桧向金人申明，他此举之目的，并非完全是尽忠于赵家王朝，也是在替金人权衡利弊。他分析道：“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余载。
‘宋于中国，号令统一。’而张邦昌不过是个‘附会权幸，共为蠹国之政’的角色，若立其为帝，‘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终不足为大金屏翰。’如果一定立其为帝，‘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于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然后，秦桧建议说：“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来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秦桧此状，可谓算尽机关之作，既反对立张邦昌为帝，拥戴恢复钦宗之位，又讨得了金人好感，成了赵氏宗室的忠义之臣，达到了他明保赵室、暗媚金主之目的。
金人虽未采纳秦桧的建议，但己看出秦桧替金人献策的良苦用心，对其颇感兴趣。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金人扶持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北宋从此灭亡。四月，金兵北撤，掳走了徽、钦二帝及宗室、文武百官等三千余人，秦桧也在其间。但是，秦桧却被金人另眼相看。徽、钦二帝都被流放，秦桧却被赐给金太祖的堂弟挞懒任用。秦桧受此厚待，自然受宠若惊，率躬屈膝地当了金人的奴才，成了宋朝的叛卖者。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未被金兵掳走的北宋臣僚拥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是为高宗，改元建炎，建立了南宋王朝。
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金军又分兵数路，进犯南宋。挞懒奉命攻山阳。秦桧和妻子王氏及婢仆随行。但是，金兵此次进犯，受到了南宋爱国军民的顽强抵抗。金统治者认识到，光凭武力是不能征服南宋的，于是，改用以议和辅佐攻战之策。高唱议和之高调，既可使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亦可诱使南宋的投降派破坏抗金斗争。为了达其目的，金统治行还采取了更毒辣的一招：派遣北宋降臣南归，充当内奸，从内部瓦解南宋王朝。金统治集团经过周密分析，认为能胜此任者，非秦桧莫属。一则秦桧已完全对金人伏首听命，足可信赖；二则秦桧当初曾上书金营力主保存赵氏，必为南宋王朝器重。秦桧不胜荣幸地接受了这个派遣，和妻子及婢仆离开军中，取涟水而归。
回到南宋，秦桧编织了一个谎言，说他随挞懒从军，中途“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然而，群臣无不感到疑惑：秦桧与司马朴等同拘一处，为何他能归？“自燕至楚二千八里百，逾河越海，岂无警觉之者，安得杀监而南？”即便是令其从军于挞懒，金人对其戒备不严，但必然将其妻属作为人质，他怎能与妻王氏同回？，总之，群臣对秦桧的归来，都觉得其中有诈，怀疑他可能是金朝派回的奸细、唯有宰相范宗尹、知枢密院李回与秦桧交好，“尽破群疑，力荐其忠。”
宋高宗也不是能力挽狂澜的圣明之君，他毫无收复失土之意，只想偏安一隅。他早就知道秦桧是力主议和的，这正符合他的心意；秦桧又从金营新归，掌握金人情况，肯定会拿出议和良策。所以他立刻召见了秦桧，秦桧当面向宋高宗提出：“如欲王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话说白了，就是：承认金人对吞占的北方领土的拥有权，只维持南方的偏安；不再抗金收复失地，天下才能太平无事。并且呈上了他代高宗草写的给挞懒的求和书。一心只求乞和的高宗，看出秦桧能为其与金媾和出力，顿时大喜过望，对群臣说：“桧忠朴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当时就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秦桧从行人员王安道、冯由义等均改为京秩。三个月后，秦桧又被升为参政知事（副宰相）。足见高宗对秦桧的器重和信赖。
秦检一回到南足，就力倡议和，并促使局宗采取以议和为上上策，这正是金人遣其为内奸的首要使命、在派他南归前，就与他约定，金兵以武力在外威胁，他以议和在内相助，迫使南宋朝廷降服。史称：“始，朝廷虽数造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侩始。”
秦桧虽然成了副宰相，但他还嫌权力不大，时刻企图爬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宝座。为此，他简直费尽了心机。
韶兴元年（1131年比月，宰相范宗尹“建议讨论崇宁。大观以来滥赏”，以图肃正纲纪。年初，秦桧以为此举定会得到高宗钦准，便极力赞成此议。不料高宗却是执意不允，秦桧见此，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自己打扮成此议的坚决反对者，并且借机大搞名堂，排挤范宗尹。
范宗尹曾为其“力荐其忠”，秦桧为了达到图谋用位之目的，变诈反复，恩将仇报，终于迫使范宗尹被罢相看着相位已虚，秦桧便扬言说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问其何以不言，他露骨地说：“今无相，不可行也。”这简直就是迫不及待地公开要宰相当了。当年八月，他被任命为右仆射、同中书下平章事兼枢密院事(即右相，为二相之一）。；秦桧终于爬上了仅次于高宗的高位。
然而，九月，高宗又任命吕颐浩为左相，与秦桧共同执政。对意欲专权的秦桧来说，岂容别人与他分庭抗礼？他便唆使其朋党向高宗进言说周宣王内修外攘，故能中兴，今二相宜分任内外。”其意甚明，就是想将吕顾浩排挤出足都，朝中仍由秦偿一人掌权。高宗不明究里，居然做出了“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的决定，令吕颐浩建都督府于镇江。
秦桧通过一系列卑鄙的手段，罢掉一相，挤走一相，从而达到了独自控制朝政的目的。
秦桧将吕顾浩挤出京都以后，愈发胆大妄为，竭力培植党羽，排除异己。绍兴二年（132年）设置修政局，自为提举。设置这个机构，名义上是为了讨论并实施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实则是秦桧为了大权独榄。
然而，高宗命参政知事翟汝文与秦桧同领修政局。秦桧本想借此专权，哪能容得别人插手！于是，他罗织罪名弹劾了翟汝文，罢其职，一人独揽了修政局大权。秦桧掌管的修政局都干了些什么呢？“薄书狱讼、官吏差除、土木营缮”等等，“事无不统”。就连他的党羽都说，所做之事“俱非所当急者”，还设立修政局干什么呢？因为谁都晓得，“内修，修其所谓外攘之政”。然而，秦桧本来是以议和为金人做内应的，岂敢修“外攘之政”？修政是假，揽权是真。同时也暴露了他内奸的嘴脸。
秦桧的所作所为，直接危害了南宋专制统治集团的利益，更危害了南宋的广大军民，势必遭到朝野的强烈反对。吕颐浩自镇江归京都，筹谋废逐秦桧。几经周折，黄龟年上奏弹劾秦桧“专主议和，阻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说他胜过当年的王莽、董卓。八月，罢相，贬为观文学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
秦桧之所以至此，主要的原因是南宋最高统治者高宗已对他极为不满。一则秦桧曾提出二策以河北还金国，中原人还刘豫。”刘豫曾是南宋济南府知府，后降金。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九月，被金人扶立为大齐傀儡皇帝。高宗召直学士院秦密礼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人，将安归？”高宗的话说白了，就是：如按秦桧之策而为，我岂下成了无家可归的天子？这还了得！二则，秦桧当初为相，曾说他能“耸动天下”，高宗说：“今未闻。”就是说，高宗根本没有看到他有什么耸动天下之举。秦密礼便把高宗之意写成训词，告知中外，使天下人都认识到了秦桧是个奸臣。
绍兴五年（1131年），金主既死，挞懒主持了金朝的朝政大权。即位的熙宗采纳了挞懒的建议，决定把伪齐统治的地区交给南宋，并归还已死在金国的徽宗梓宫、高宗的生母韦太后及河南诸州。但是，必须以南宋向金称臣、贡纳岁币为交换条件，高宗得知这个音信，虽觉条件过于苛刻，但还是认为议和是上策，考虑到秦桧与挞懒的关系非同寻常，执行议和之策亦非他莫属，于是，绍兴八年三月，又将秦桧迁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枢密使（右相）。
当年五月，金人遣使来议和。高宗神色揪然地对秦桧说先帝梓宫，果有归期，虽待二三年尚庶几。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见，此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速成也。”可以看出，高宗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希望议和速成，但又觉得委实屈辱。秦桧则说：“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借助颂誉高宗之孝道，促使高宗坚定议和之决心。进而又说见主卑屈，怀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他居然把自己美化成忠臣了。不过，秦桧看出，高宗在议和问题上态度并不坚决。他耽心若一再群臣聚议，会使高宗转变态度。于是，他对高宗说对于议和之事，臣僚们畏首畏尾，各持己见，这样怎能决断大事？如果陛下决意讲和，那就将此事单独交臣处理，不准群臣于预。”高宗表示同意。老奸巨猾的秦桧，对一度曾被罢相的教训记忆犹新，所以，他对高宗仍然有些放心不下，请高宗考虑3日再做决定。过了3日，高宗对议和的态度愈发显得坚决，但秦桧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仍像上次那样，请高宗再考虑3日。又过了3日，高宗态度毫无变化。秦桧看出其意已决，于是才在朝廷上传达了高宗的这个旨意。
不久，秦桧又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使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受到高宗怪罪，继而被罢相。赵鼎一去，秦桧便独专了相权，更加肆无忌惮地公开主张议和。朝中贤士，凡反对议和者，都相继遭贬。
金国特使张通古、萧哲来南宋议和，却捧着金国皇帝的诏书，“以诏谕江南为名”。这哪里是什么派遣使者议和，简直是一副主子对奴才的架势。秦桧见状，唯恐受天下人责骂，便与萧哲等商议，将“江南”改为“宋”，将“诏谕”改为“国书”，想以表面上虚假的平等，掩盖其纳降称臣的实质。京淮宣抚处肯使韩世忠数次上书力谏，说金国待南宋就像待大齐傀儡皇帝刘豫，不能与其讲和。其议当然不会被采纳。金国使者到了泅州，居然提出：要所经过的州县像迎奉宋天子的诏书那样迎奉金帝的诏书；到了临安，南宋的天子髙宗要像金臣一样跪拜金帝的诏书。这不仅是对高宗的侮辱，而且是对南宋爱国军民的鄙夷。南宋的许多臣将和爱国军民愤怒至极，又一次掀起了反对议和的浪潮。主战将领韩世忠上疏说：“金以诏谕为名，暗致陛下归顺之意，此主辱臣死之时，愿效死战以决胜败。”然而，在秦桧的专权下，未能如愿。
萧哲等到淮安，气焰更为嚣张，说先归还河南，同时册封高宗为帝，然后再慢慢商议别的事情。高宗乃名正言顺的一国之君，金帝居然还要对高宗加以册封，何其猖獗无礼！闻知此讯，“军民汹汹”，兵欲变，民欲反。高宗尽管想议和，但对金人欲册封他也满腔愤怒，说朕嗣太祖、太宗基业，岂可受金人册封。”秦桧审时度势，看出若让高宗受册封，议和之事定然告吹，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给事中直学士院楼召给他献上一策：向金使说明，高宗重孝在身，不得行礼，跪拜之礼可由宰相代替。秦桧左思右想，非此而无万全之策，便和金使秘密商议，金使看出南宋军民反对议和之势，唯恐坚持原来要求而得不偿失，只好做出让步。
